(1) 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网址
http://www.schwarzreport.org/
(2) 反共十字军与宗教渗透
一、冷战时期西方的宗教渗透
在冷战时期，西方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经济封锁、制裁和政治颠覆的政策，在宗教界，少数保守或反动的教会人士与政府沆瀣一气，拼凑了反共十 字军，其情报部门也竭力利用传教士来实现其政治目的，两者不谋而合。实际上，这种宗教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渗透的范围，表现了强烈的政治侵略性。这里， 由于资料有限，我们主要以美国为例。反共十字军基督教会同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从19世纪业已开始。不过，当时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有关无神论和有神论的争 辩，教会方面一般并未将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某些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教会人士，如法国神甫拉梅涅、德国美因兹大主教凯特勒、美国的劳申布什等人还创立了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
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仆从们才真正感到"共产主义幽灵"的巨大威慑力量。不信上帝的无神论，也把 教会驱赶到世俗战场，思想意识的论战终于演变成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美国政教方面的极右势力一唱一和，扮演了国际反共舞台的主角。
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1)流行，反共成为美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美国政界人物在竞选、施政期间，似乎都不敢逆此反共潮流。1952年斯德莱史 蒂文森在竞选总统时发表了如下演说："现在，反基督者正在世界上阔步前进。共产主义体系甚至想把上帝从宇宙的中心宝座上拉下马。在其所到之处，它都要根除 以博爱与和平为主旨的宗教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文明的灯火一个个地熄灭了"。
(1)基督教反共理论的风源，主要来自右翼教会人士。他们常常把美国人和共产党的斗争等同于善与恶的对立，把共产主义比作"好战成性'的魔鬼的化身，罪恶 的集中表现，在公众中煽动恐共、仇共情绪，同时为右翼政客们撑腰壮胆。50年代初，白宫座上客、浸礼会牧师比利格雷厄姆就在布道中攻击共产主义是"宗教的 撒旦"，宣称"自由世界"的不公正现象均是共产党造成的，并鼓励麦卡锡等极右势力，说正是由于他们敌视共产主义，上帝才会站在他们一边。
(2)把宗教界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界的极右势力联合起来，组成反共十字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公众中散布共产主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威胁，这是美国右翼 教会50年代的主要行动纲领。比利 J 哈吉斯的"基督教十字军"、福来德 C 施瓦尔茨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和卡尔麦金太尔的"20世纪的改革时代"等组织，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笼的。基督教反共急先锋哈吉斯，原为基督门徒会牧师， 1966年还组织了一个"基督教十字军远征协会"，1970年创办了美国基督教大学，专门培养捍卫美国生活方式的反共学生。他公开宜称，反共是他就任圣职 宣言的一部分和恪守的信条之一。
在其《基督教十字军》一书中，他鼓吹"基督教十字军反对共产主义乃是基督的战斗，是基督在利用这个运动。多年来的斗争得到上、下层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这充分说明，上帝与我们同在。
(3)(哈吉斯为"基督教十字军"制定的宗旨是："捍卫和挽救保守的基督教意识形态，这是美国立国的基础。捍卫我们宝贵的自由、财产，坚持反对那些在言行上有意无意迎合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的个人或组织，清除它们对美国生活的影响，以便维护耶酥基督的福音教义"
(4) 哈吉斯纠集的十字军，是宗教和政治的综合体，其使命是向公众兜售有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威胁"以及叛教的"危险性"，抵制非基督教进步思潮的传播，为资 本主义的长治久安建立防护堤坝。施瓦尔茨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组织(the Anti-Cmmunism Crusade) 是战后国际反共宣传战的重要喉舌，其成员多为大资本家和中上层人土，如教士、专家和退伍军人中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每人平均年收入均在一万美元以
上。他们都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
长期以来，该组织的基金主要来自几个有名的大财团公司，如帕特里克弗洛雷的希克雷泽公司、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利利捐赠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等。施瓦尔茨和他 的追随著主持了一些国际性的讨论会，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共产党人的组织战略。他们还在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建有分部，扶植当地的反共工会或团体， 支持亲美的政府乃至参与有利于美国的政变。利用在国内外建立的广播电视网，以"福音渗透"的手段，向国内外公众进行反共宣传，也是美国的宗教右翼常用的重 要方式之一。
远东广播公司以及当今的电子布道名星施瓦格和法维尔等人主持的电视台，在《圣经》中寻章觅句，散布反共仇共言论，是其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之一。远东广播公 司(GEBC)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定形势下由两位美国传教士鲍波波曼和约翰布洛格1949年7月于菲律宾创办的。严峻的国际风云，使失势的洋教士更 多地把注意力转向无线电这种现代化的通讯手段方面。远东广播公司的领导们在其成立宣言中声称，无线电不以国界为限，它是"上帝的福音"渗透到"封闭国家" 的有力工具。因而，这家公司主要的目标就是中国、苏联和东南亚等地，在冷战时期充当了美国政府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络点和反共宣传的喉舌，利用听众来信等方 式，为其搜集情报和进行策反活动。1979年，它从中国收到的来信达万封之多。
(5)1987年，远东广播公司在美国发动了一场"对苏联的见证"活动，号召美国听众把自己对上帝的"虔诚心声"写成百字短文，由该公司向苏联听众播放，发挥精神战的威力。
在反共十字军中，天主教和新教基要派中的极右势力显得最为活跃。在天主教方面，有著一个统一的国际中心，以教皇为首的焚蒂冈城国，战后数十年曾是基督教的 国际反共中心之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不少波兰天主教徒逃亡国外。匈牙利的闵岑提主教和南斯拉夫斯蒂皮纳克主教被政府处决后，罗马教皇极为愤慨，于 1949年发布了《天主教友如何对抗共产党》的通渝，禁止中国及其他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督徒阅读共产党报纸上的文章，不许他们参加共产党举办的各种军事、 政治学校，不准参加工会和妇联，凡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同共产党合作者，一律开除教籍。美国天主教主教响应教廷的号召，多次发起反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政 府的运动，他们主办的报刊把反共作为头号任务。大肆鼓吹共产主义是宗教和上帝不共戴天的敌人。这种宣传极大地毒化了公众舆论。据40年代末美国盖洛普民意 测验中心公布，当时，有72％的被调查者认为，共产党若有能力，它们会消灭一切宗教。 77％的人主张，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好基督徒，又是共产党员。
(6)中央情报局与宗教渗透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美国统治集团的一支特种部队，作为间谍和情报机构，它的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诸如破坏、 暗杀、颠覆，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计划，中央情报局广泛利用了宗教组织，特别是收买或雇用活动于海外的传教人员，在上帝的名 义下，干着魔鬼的勾当。该机构的一位间谍曾供称，他们在海外的每一项活动中几乎都利用了教会人士，如掩护、卧底、渗透等。另一位退休间谍承认，情报局利用 传教士已成家常便饭, 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任何人都可能为我所用。坦率地说，我曾利用过佛教僧侣、天主教神甫乃至主教。"
(7)对那些具有强烈反共倾向和敌视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督教右翼教会和传教机构，情报局尤为注目，对其慷慨扶植，资助其传教学校向海外派遣更多的传教人员， 如活动于南、北美洲的某些保守宗教团体，其中有"捍卫传统、家庭、财产协会"，耶和华见证人会与圣灵降临节派所属教会等，它们都得到过中央情报局的款项， 交换条件是为情报部门搜集情报、破坏工运、学运和其他反美政治活动。
中央情报局利用传教士的方式主要有下列四种：
第一，收集情报。70年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最大的慈善和发展机构"世界天堂"(World Vision)组织，曾被中央情报局收买和利用，其活动网扩及亚非拉三大洲80余国，慈善项目预算高达亿万美元，其中有相当部分资金来源于美国国务院所属 的发展机构(AId)-一个同中央情报局长期协力共事的情报机关。"世界天堂"组织一面在第三世界举办发放衣服、食物等福利事业，为当地教会培养领导人， 一面充当美国政府的情报收集站。早在70年代，它就被指控为中央情报局在越南搜集战地资料。在泰国北部主持难民营的"世界天堂"慈善机构奉美国驻泰大使馆 的指令，在难民中
采集"黄雨受害者"的血样。据当时在那里工作过的一位传教士后来透露，由于"世界天堂"机构依赖于官方的大批资助，所以只能听命于美国驻曼谷大使馆，而不 敢对所谓"黄雨"进行公正的科学调查。在中美洲，"世界天堂"的工作机构被古巴的反共流亡者、尼加拉瓜的流亡传教士和一群萨尔瓦多退伍军人所操纵。他们同 中央情报局相联系，详细记录萨尔瓦多受援者提供的情报，每天用电话或电报向"世界天堂"组织驻哥斯达黎加的总部汇报。
中央情报局常向出国传教士散布所谓"爱国主义"观念，鼓动他们归国后向情报部门提供国外见闻。据一位修女透露，有一年她从智利回来后，情报局官员立即向她 打听该国的局势。美国的一个传教组织"海外十字军"承认，70年代的一段时期，它派出的所有传教人员回国后都受到过中央情报局的盘查。谈话内容涉及第三世 界国家内部政治形势及其宗教与政界领导人近况等方面。《今日基督教》杂志1975年载文披露，美国约有10-25％海外传教人员向中央情报局或全体情报机 构提供过情报。
其二，中央情报局秘密利用或直接投资教会的外援项目，借以渗透到受援国，控制该国政府、教会或某些社会集团，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左右当地事态的发展。 60年代初，中央情报局曾拨出专款，以美国商人名义，支持教会在哥伦比亚建广播网；借对农民进行扫盲教育之机，宣传反共思潮。这项活动由中央情报局派驻波 哥大的站长雷蒙华伦直接领导。70年代初，一位天主教神父向亚美自由劳工协会申请5，000美元经费，用以实施他的教会在印度所控制的工会中的教育纲领。 当他去领取这笔款项时。一位知情的国务院官员悄悄告诉他，这些钱来自中央情报局。
(9)世界医疗救济(Wodd Medical Relief)组织是最早为美国情报部门充当掮客的基督教组织之一。从50年代开始，它的预算中的相当部分就仰赖著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支持。作为回报，它 曾把一批批物资给养转交给中央情报局在老挝、越南、巴拿马和萨尔瓦多等国的代理人。另一个基督教组织"福音十字军"(Gospel Crusades)，是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同国外反政府势力之间充当中介入的最大、最隐秘的宗教团体。从1985-1987年，它曾把1， 000□"人道主义"补给品转发给居住
在洪都拉斯难民营中的反对派及其家属。"福音十字军"的领导人R P 德斯特安供认，他曾从国家安全部、大食品公司等机构获得过捐款或物资，并定期向政府汇报自己的活动。他们一离开尼加拉瓜，总会有人拿著收录机在洪都拉斯向 他们设法获取情报，其中有中央情报局的，也有国防部的。
(10) 其三，利用教会和传教机构分裂或操纵第三世界的政治和宗教组织，破坏民族解放运动。60年代，中央情报局曾指示所属机构向拉美某些神职人员和传教士提供资 料、工具，搞臭"充当了国际共产主义代理人"的进步牧师的名声，对进步宗教团体和人士进行"警察控制"。在南美，中央情报局与美国的一些传教宗派合作，建 立或操纵工会、农会，分化当地的民众运动和农业改革运动。结果，导致天主教和新教徒的冲突，甚至流血事件的发生。
(11)1971年，中央情报局收买了美国在西贡附近的一位主教，指示他破坏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为掩人耳目，情报局官员往往乘飞机离开西贡，在荒僻地区同这位主教会晤。
中央情报局收买传数士，以上帝的十字架掩护其间谍活动的事实，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中央情报局首脑和白宫代表对此均供认不讳，而且宣称这并不违犯纪律，也不损害传教活动的利益。一位退体的情报局官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投资的是钱，得到的是反共宜传。这没有什么不体面的。
(12)它的发言人米希尔 杜瓦尔告诉福
音派信徒："中央情报局认为，某些宗教团体的成员仍然希望向我们提供美国政府感兴趣的国外情报，我们继续欢迎这种自觉目愿的行动。我们的一贯政策是，绝不泄露他们的姓名。"
(13)此外，中央情报局还利用其他方式，如通过国务院的"国际发展机构"资助基督教会的对外慈善活动和援助项目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利用宗教进行的政治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极力插手我国的宗教事务，企图重新恢复旧中国时期的那些宗教特权，建立与恢复由境外宗教机构直接控制和指挥的宗教组织，为本国政府的反华政策服务；
二是利用宗教或宗教组织，在中国国内进行各种有损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有损于中国各民族团结的破坏违法活动或情报活动，以达到其政治上反华的目的；
三是一些境外的宗教机构和邪教组织，利用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打著宗教国际友好活动的旗帜，在我境内非法发展教徒，建立公开的或隐蔽的据点，破坏社会稳定，损害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四是利用宗教、打著维护人权、宗教自由，以及所谓保护宗教传统文化等旗号，蒙骗世界舆论，公开与不公开地支持、煽动中国境内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闹独立，企图肢解中国的版图；五是利用宗教方面的国际活动与国际会议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阴谋等。
新时期境外的宗教渗透活动有著以下特点：
首先，传教士竭力试图卷土重来。在上个世纪，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许多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如阿拉伯国家等，都命令西方传教士离境回国，并且禁止传教士再 来从事宗教活动。在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演进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对传教“开禁”，但许多国家由于自身的国情，仍然坚持原来的方针。某些西方教 会出于宗教扩张的殖民主义的立场，无视第三世界的民族自决原则，仍然继续著以往非法的或强制性的渗透活动。
其次，渗透手段的多样化。
第一，除传统的如传教士亲自在输入国的非法传教、无线电传教、书籍传教等手法外，目前许多境外教会组织在互联网上开辟有网页，进行宗教或带有政治色彩的宣传。
第二，利用教会人员职业的多样化进行传教活动。例如，目前美国的海外传教士约占全世界传教人员的60%以上，人员结构中有牧师、教师、农学家、医生、护 士、作家、出版家、广播电视工作人员等，在"援助"工作中，见机行事，散发宗教材料，或宣传自己的教义，时机成熟时劝人皈依。
第三，中国在西方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旅游者也是教会关注的对象，一些西方宗教人土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期望他们归国后成为宗教传播的"种子 "，将来生根、开花。
再次有些西方教会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教会结合起来，使教会人士利用"同胞"情谊，在大陆秘密传教。80年代我国政府取缔的"天父儿女"国际邪教组织，就是台湾人李常秘密传入大陆。
节录自: 境外的宗教渗透与我们的对策
全文: http://tzb.gzhu.edu.cn/asp/8/2004426215618.htm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雷雨田
说明：本文前一部分资料，出自本人所著的《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部分章节，这里罗列出来，是为了说明西方敌对势力利
用宗教渗透的持久性，以引起国人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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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里根与教皇如何颠覆波兰共产党政权
http://www.hubce.edu.cn/jwc/jwc5/messages/9070.html
１９８２年６月７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图书馆单独会谈了５０分钟。在这次会谈中，里根和教皇一致同意开展一场秘密运 动，加速共产党国家的瓦解。对里根和保罗二世结成的“神圣同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查德 艾化宣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联盟之一。”
这次行动的重点对象是波兰，它是约翰───保罗二世的故乡，也是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当时波兰的团结工会非常活跃，他们相信，如果使波兰成为自由的非共产党国家，将是插入苏联心脏的一把利剑。
里根与教皇会见后，美国制订了一项战略，旨在造成苏联经济的崩溃，破坏苏联同华沙条约卫星国的联系纽带，以迫使苏联国内加快改革步伐。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波兰宣布戒严。团结工会被取缔，以瓦文萨为首的６０００多名团结工会领导人被拘押，许多人到教堂和神父家寻求 保护。这时里根给教皇打电话，商量对策。双方一致认为，不能让团结工会的火焰被扑灭。教皇立即通过教会的渠道建议团结工会转入地下，里根和教皇决定对团结 工会进行经济援助，将成□的设备───传真机、印刷机、发报机、电话、短波电台、摄像机、复印机、计算机和文字处理机一一通过教会等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偷 运进波兰，给团结工会的资金则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基金会、全国维持民主捐赠基金会、梵蒂冈秘密账号提供的。在美国和梵蒂冈的支持下，团结工会得到很大鼓舞， 活动日益活跃，当时波兰全国各城镇都出现了地下报纸和传单。团结工会的文件经常贴在教堂的告示牌上，油印传单被贴到警察局、政府大楼以及军人控制的电视台 大门口。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领导人还经常得到美国和梵蒂冈的战略指导。
据美国劳联 ─产联的报告称，到１９８５年，波兰国内已有４０００多种刊物，有些发行量超过了万份。反政府的书籍小册子成千上万地印刷，几百万人在教堂看过反政府录 像，团结工会还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秘密电台不断地干扰政府电台的广播节目，不时地呼喊“团结工会万岁”“抵抗”等口号。团结工会还用电视发射装置干扰政府 节目，号召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波兰共产党和波兰政府在里根和教皇的政治压力下，步步后退，被抓走的人放出来了，对瓦文萨的审判也被取消了。１９８７年２ 月１９日，波兰政府被迫同意和教皇对话。４个月后，教皇荣归故里，受到千百万人的欢迎。１９８８年７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华沙，承认波兰政府没有工会合作没 法进行工作。翌年４月５日，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签订协议确定在６月份举行议会选举。同年９月，团结工会正式组阁掌权。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瓦文萨成为波兰总 统。
里根和教皇经过７年的苦心经营，最终将波兰政权从共产党手中夺走，建立了所谓“自由”的国家，从而成为进一步瓦解东欧和最后使苏联解体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原载《中国外交官眼中的世界热点》一书，转载自３月３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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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布什的接见与培植洋奴
钟关平 (旗帜网)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8510
当许多善良的中国人还不知晓美国最近有个“转型外交”，或者知道有这个玩意儿但还没弄明白它对我国有什么危害的时候，美国总统以“大胆”的举动，亲自“现身说法”了。
5月11日小布什率副总统切尼、国务卿赖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海德、白宫幕僚长波顿、白宫首席撰稿人葛尔森和白宫新发言人史诺等一干人马，在白宫接见了来自中国的三个铁杆洋奴、汉奸兼反共分子，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余杰、讲师王怡和律师李柏光。
宗教外衣藏不住的狐狸尾巴
尽管小布什总统与被接见的中国三个汉奸，都披着宗教的外衣，然而，狐狸的尾巴总是藏不住的。
海外有一家反华网站叫《看中国》，它在5月12日的一则报道中，就把美国总统与中国汉奸之间的政治交易全盘端了出来。现摘出几段，也算作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吧。
布什：谢谢各位的光临。这是我私人的会客室。我通常在这里接待我个人的朋友，我曾经在这里两次会见了达赖喇嘛。你们是勇敢的人，是我的朋友，我很荣幸在这里会见你们。我非常愿意倾听你们的声音，你们的信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余杰：首先，非常感谢总统先生安排这次会见。我们刚刚在您的家乡米德兰完成一次圣经课程的学习，我发现那里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的基督徒争取信仰的自由。
布什：太好了，我的祖籍虽然不在米德兰，但我在那里长大，我的信仰和价值观在那里形成，我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自由……
余杰：阿门。上帝早有奇妙的安排，要通过小小的米德兰将福音传到庞大的中国。近十多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迅速增长到数千万人，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年轻的一代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画家、音乐家纷纷受洗归主，包括我们在座的三位。
布什：你今年多大了？你成为基督徒是否经历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余杰：我今年三十三岁了。
布什总统：啊，你真年轻……
余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只有十六岁，但这一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我发誓要成为一个捍卫自由和人权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上帝的引导 下，用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用非暴力的手段来改变中国。……中国的基督徒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勇士站出来捍卫信仰自由。美国政府支持他们，既符合上帝的公义， 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再也不能犯当年雅尔塔会议那样的错误了。
布什：……我坚持自由经济的观点。我认为美中贸易的拓展，必然会给中国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开放的经济与自由的体制是相关的。……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贸易放弃对人权问题的关注。
余杰：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
布什（打了一个响指）：啊，要是现在我能够将美国的油价降下来，我就成为美国的伟大总统了。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帮助你们呢？
余杰：我有三个建议。第一，在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任何场合，都持续地、坚定地向他们表达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关注。
布什：是的，我们一直在这样做。……
余杰：是的，这样做很好。我的第二个建议是，美国驻华使馆可以定期邀请中国的家庭教会人士、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等聚会，以显示对他们的支持……
布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余杰：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希望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某些美国公司在中国行为有更多的约束和监控。比如互联网公司雅虎向中国警方提供个人资料，……雅虎公司的行为违背了美国的道德根基……
布什：我理解你的想法。……我相信这些公司会停止他们的错误行为。
报道说，谈话中布什还带领大家为中国的“家庭教会”及中国的“自由民主”祷告，鼓励他们“从地下走到地上”。
请看，布什与余杰的如此谈话，哪里还是什么宗教信仰问题，分明是打着宗教的幌子在商讨如何颠覆中国政权嘛！
就在这次谈话刚刚结束之后，那个奉命邀请余杰等人来美的“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就说：布什总统的接见，是史无前例的，出乎意料。笔者认为，这话 有点言过其实。利用宗教侵略别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是美国的老传统了，怎能说是“史无前例”呢？往远点说，鸦片战争以后，美国的统治者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 列强一样，高度重视宗教在侵华中的重要作用。从清朝与英国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到以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几乎都有在华“自由传教”的 内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的传教士，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争先恐后窜进中国的边疆和内地。一百多年来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教徒，为 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血腥的殖民统治效劳，起到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往近点说，布什的接见也算不上“史无前例”。前些年，克林顿当总统时，就 接见过中国所谓“民运人士”魏京生，只不过那次接见没有打宗教的旗号罢了。新中国诞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宗教渗透来影响我国 人民的价值观，进而为其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服务。几年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美国支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以基督教为重点》的文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 对宗教自由的支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力量的主要源泉，没有它我们简直无法领导”，“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努力实现世界各地的社会和它们的当局改 变。”近年来，美国基督教团体宣称，要“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提出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美国政府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干的。小布什去年访华时，一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缸瓦市教堂，是他对基督的虔诚吗？否。他在教堂对中国教民说：“一个健康社会，是对所有信仰张开双臂 的社会，也让人民透过信仰表达自我。”“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会因基督徒聚会而感到戒惧”。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小布什又强调中国政府应该给予人民更多的“社 会、政治及宗教自由”，并说：“让社会、政治和宗教自由在中国滋长是十分重要的事，我们鼓励中国继续此种历史性的转型。”寥寥数语，就把他以宗教作为促使 中国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转型”的图谋暴露无遗。美国之音去年11月20日指出，布什的这些“敏感话题”——其中包括中国宗教自由——触及到了中国的 政治改革问题。今年4月下旬，我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时，小布什依然不忘大谈所谓“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总而言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美国利用宗教 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是不会改变的。对此，我国人民切不可麻痹大意。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新中国诞生不久，我们党和政府就对天主教会和耶稣教会中潜伏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理，1950年，我国在基督教界开展 了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7年，由于罗马教廷干涉我国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我国天 主教会宣布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并按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从而使西方国家企图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的图谋被 彻底粉碎了。这些成功的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美国“转型外交”的依靠力量
美国帝国主义者清楚，若想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需要培植一大批中国内部的亲美西化分化分子、汉奸、洋奴和走狗，形成里应外合之势，才可得手。而那些 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叛徒则是帝国主义寻找的最为理想的对象——这也是美国“转型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是不惜血 本的。他们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等手段，千方百计地拉拢我国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加强对这些人的意识形态渗透和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以便让 这些人充当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骨干力量和马前卒。这次被布什接见的三个人就是美国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且都有反共、反社会主 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劣迹。
余杰这个人，劣迹累累，早已是臭不可闻的人物。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档案资料”介绍，1973年出生的余杰。毕业于北大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硕 士学位。1998年起，余杰出版处女作《火与冰》和他后来的“抽屉文学”系列之二《铁屋中的喊》、《说，还是不说》以及评论文章《为自由而战》等，都是反 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作品，其中充斥着近乎病态的崇美、媚美情调，由此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青 睐和赏识，获得英文版《亚洲周刊》2000年度最佳评论奖，现被聘为中文独立笔会副会长、多家海外网站站长。2003年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余 杰、刘晓波等一小撮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们，疯狂地跳出来，演出一场所谓“呼吁迁移毛泽东遗体的公开签名活动”的闹剧。他们在这封“签名信”中，恶毒地污蔑 毛泽东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是这个余杰，2001年美国间谍飞机在我海南岛海域挑衅、撞我飞机的事件发生后， 他在境外发表文章，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抗议活动是“借这一偶然事件的东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痛骂美国的爱国，其实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他胡 说：“从两年前的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到如今的飞机撞击事件，国人仇美心理逐步升级，让我忧虑…… 民众由仇恨美国的某一个领导人和利益集团，转而敌视美国实行的社会制度和美国奉行的价值观念。”“9•11”事件给余杰提供了巴结帝国主义、为美国统治者 献媚的极好机会。余杰与包遵信、刘晓波等人联合写了一封《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令人肉麻的表示他们对主子的忠心：“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愿上 帝保佑美国！”2003年，美国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余杰与其同伙又是不失时机的发表了支持美国的“签名信”，无耻的把这种侵略行为美化成“解放伊拉 克人民”。他还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北大原副教授、兼有美国日本双料走狗的焦国标所鼓吹的“东亚共荣圈”汉奸言论。今年2月，余杰和王怡窜到澳大利亚，公开支 持邪教法轮功，疯狂叫嚣“中央无胆量”，并疯狂鼓吹中国必须否定孙中山和毛泽东。在悉尼研究院，余杰演讲的题目是《中国 “和平崛起”的谎言》，王怡演讲的题目是《地方主义与中国的政治转型》，从这两个讲演题目，我们完全可以知道这两个洋奴、汉奸拉的是什么粪蛋了。最近，余 杰跑到北京一个大学去放毒，当场遭到许多爱国学生的质问和痛斥。有学生说：余杰这种人整天讲自己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对政府和大众“要有独立性”， “要持批判态度”，怎么一见到洋政府（美国）和洋大人（布什）就骨头软了？可见他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的哈巴狗而已。
被小布什接见的另外两个人，“对华援助协会”也做了介绍。说王怡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在70年代年轻学人中的代表人物”；李柏光“荣登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榜”。他们三个人，可以说是一丘之貉。
被美国总统接见的这三个洋奴、汉奸，现在似乎很是春风得意。且慢，还是请你们听一听网上代表中国人民的正义声音：
“余杰整个一个败类！一个汉奸！一个社会的残渣！一个典型的人民的敌人！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这类东西还配谈历史？还配谈唯物？”“一嗅到合适的气候，牛 鬼蛇神就都会自动跳出来了兴风作浪。这就是不可否定的阶级斗争，被镇压了的阶级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这种人必定是地富反坏右的余孽，无产阶级给它们下 的历史定性是永远正确的。”“余杰这种人是代表被毛泽东所领导的劳动人民所推翻的地主资本家在说话。其拥护者也就是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我们需要这样的 反面教员，他可以使我们知道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还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审判毛泽东，就是要审判跟毛泽东打天下的 人，就是要像当年蒋介石那样屠杀革命人民。我们同余杰之流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恨毛泽东的人不止余杰一个，要审判毛泽东的人也不止余杰一个。 当年蒋介石是最恨毛泽东，也最想要审判毛泽东的人。可是蒋介石有八百万军队，尚且奈何不得毛泽东，反而被毛泽东赶到了小小的台湾岛上。现在就凭一个小小的 余杰，手无缚鸡之力，就想审判毛泽东，真是‘蚍蜉撼树谈何易’。真正该受到审判的应该是余杰，他的反毛泽东的言论已经违犯了我国的宪法。如果要发扬民主， 广大劳动人民一定会把余杰这个可怜的跳梁小丑送到人民的审判台上。”
在这里，笔者也想对这几个年轻的汉奸说两句话：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并不是一件好玩儿的角色，玩火者必自焚。当汉奸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迟早要受到人民的审判与历史的惩罚！
严重的教训
我们同帝国主义洋奴、汉奸和走狗的斗争现实，深深的教育了中国人民。这场斗争告诉人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国际，帝国主义依然亡我之心不死，时时都在 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国内，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的敌对势力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 机会来了，于是洋奴、汉奸、走狗、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使这场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为焦点的阶级斗争异乎寻常的尖锐起来。“八九风波”就是一个缩影， 一个教训，至今余波还在。
毛主席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 1095页）又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 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 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 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 66页）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回顾多年的斗争实践，教训的确是严重而深刻的。就说被布什接见的这三个洋奴、汉奸吧，他们年龄都不大，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 下的年轻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上背叛祖国道路的呢？当然他们自己身上的原因是难逃其责的，但无论如何，思想教育工作上的失误恐怕是回避不了的。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然而，这三个洋奴、汉奸中，两个出自北大，此外，还有那个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第五十一州的汉奸焦国标。俗话说，“贼走关门”、“亡羊补牢”，在同一个单位，接二连三的出现洋奴、汉奸和反共分子，作为学校的工作是不能不反思的。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去年著文批评某些高校和研究部门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事实证明，刘国光同志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
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指出，余杰的反共嘴脸早就暴露无遗了，然而在他去美国接受布什接见之前，偏偏还被有的学校请去做报告，致使余杰利用这个学校的讲台再次 放毒。此事无论在该校内部还是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个别的事件，可以说是敌对势力向我国高校学生加强新一轮思想渗透的一个危险 的信号。它表明，敌对势力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加紧了在我国高校这一重要阵地上同我们的争夺战，他们时刻窥测方向，以求利用校园内的学术活动和学生活动，以打 擦边球的形式，不断扩大思想渗透的缺口。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倾听人民群众的这些呼声，还可以引发我们举一反三地思考。目前，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出现的问题恐怕不只是大学吧。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我们争夺阵地是全方 位，无孔不入的。例如一个时期以来盛行于某些地区党政干部和某些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哈佛培训热”、“出国学习热”，就值得商榷。在这众多的跨国交流中，我 们究竟学到了什么？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当然应当好好学习，但对于诸如学习西方的所谓“先进管理经验”、“先进理念”、“与世界接轨”，有没有政治 和意识形态因素在里边？这种交流会不会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这样的“交流”、“接轨”对于我们抵制和平演变、防止西化、分化是有利还是有弊？这些问题对 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不能不分析的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实行思想渗透方面，一直把重点放在中国知识分子和 党政干部身上。美国每年都要邀请数百以至数千名他们心目中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进修，参观访问和学习，希望通过这样潜移默化的方式把美国的价值观移植 到这些人身上。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人员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美国新闻署曾发表文 章指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一位美国右翼参议员曾经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 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 陶。”“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2005年3月24日《科学社会报》）这些话读起来，能不触 目惊心吗？！
我们把美国“转型外交”的推出和布什接见三个洋奴、汉奸、小丑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危险动向。说穿了，美国的“转型外交”与培植汉奸， 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美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在一些国家完成了“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 “紫色革命”（伊拉克）和“雪松革命”（黎巴嫩）。这些“革命”都有一个逐渐渗透、逐步升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在美国正集中力量在中国“复制”这个 过程，在这种严峻的态势下，我们还能安稳的睡大觉吗？
（完稿于200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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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华：警惕农村地下教会进一步蔓延
http://www.wyzxsx.com/Article/Print.asp?ArticleID=6690
时间：2006-5-15 来源：三农中国 作者：杨华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村的社会面貌以及农民与乡村干部的关系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和进步。但同时 也必须注意到，因为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取消农业税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弱化了乡镇和村一级的行政权力，削减了其在乡村社会的宣传和动员能力，从而使乡 村两级组织在遭遇诸如禽流感、地下“六合彩”和地下教会等造成的乡村治理性危机时缺乏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和行为能力。笔者最近在江汉平原的J县农村调研时发 现，以基督教名义在农村传教的地下教会分外活跃，即使在政府出台政策要求严厉打击的情况下仍然肆无忌惮，处于公开和半公开的传教状态。为此，笔者对 J县A村等村的地下教会展开了初步的调查，并以旁观者身份参加了A村十组地下教会每周一次的例行活动，以至得以深入其组织内部全面了解情况，掌握了相关的 第一手资料。
一
地下教会在J县地区的萌生、存留和蔓延已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地下教会的传播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征。第一个时期为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 是地下教会出现并稳步扩张其势力和成员的阶段；第二个时期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到2003年税费改革全面推进，地下教会真正转入“地下”发展，其成员也大幅度 紧缩，并且不再公开传教；第三个时期从税费改革至今，地下教会重新浮出水面，疯狂传教，在各地迅速蔓延。这三个时期对应着乡村两级组织对基层控制能力强弱 的不同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对农村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控制体系使国家有效地掌控着农村社会，并有力地 摧毁了村庄内部的控制形式——村庄控制是指在村庄社区内，传统的礼俗、宗族、宗教、文化利用说服教育、处罚、利益支配和人身控制等手段进行控制的系统。正 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乡村社会没有地下教会生存的余地。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体，国家权力上收至乡镇一级，大队改为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但是村委会并不 是一级国家政权，它缺乏一级政权所拥有的社会控制权力、手段和意图。与此同时，村庄控制在经历长期的革命斗争以及最近二十几年的市场经济的冲击后，也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村庄出现了权力和权威的真空，不仅为农民互助合作、自组织的发育、成长创造了机遇，也为国家之外的集 团、势力控制和组织村庄社会开拓了相当的生成和活动空间。J县地区首次出现地下教会几乎是与村委会的成立同步。据A村十组地下教会负责人——“会长”贺某 介绍，她至今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教龄了，是村里资格最老的地下教会成员之一。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基层政权的控制能力十分脆弱，根本无暇顾及类似地下教会这样的 非法组织，因此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近十年时间是地下教会发展的“春天”，它们在几乎毫无干扰的情况下迅速拓展势力。但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三 农问题特别是农民负担呈现，为了收取税费，完成上级部门布置的各种任务，基层政权加强了村一级组织建设，增设了相关的机构和人员以及配套设施。地下教会此 时不得不隐入地下，不再明目张胆，教会成员不再定期聚会做祷告。许多农民干脆退出教会重新恢复“自由身”，信教成为少数农民个人的私事，各种仪式在自己家 里完成。显然在乡村组织强大攻势和紧张运作的情况下，地下教会必然有所收敛，但并未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完全消失，传教的身影和声言时有所现。
税费改革特别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政权日益退出乡村社会，乡村组织逐渐退化，严重削弱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在湖北，村干部不再担任 “要粮”等角色后，开始在村一级进行精兵简政，取消村民小组长设置，只保留四个常设职位：支书主任一肩挑、会计、治保主任以及妇女主任。村组的工作由这四 人分别承包，譬如在A村，妇女主任就承包了其中的三组、四组和十组的工作，四组是其所在组，其他村干部也都相应的承包了自己所在组。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 了，在A村这样一个半熟人社会的村庄，各组在地理分布上比较分散，零星居住，村民之间缺少正常的交往，村干部除了自己土生土长的小组情况外，对其他小组并 不太了解，加上村干部年轻化，平均只有四十岁左右，年轻时基本上在村外闯荡过不短的时间，在村庄的生活经历不足，对许多比他们年长或年小一两辈的人不太熟 悉，这就增加了他们工作的难度，使许多工作都做不到位、也无法做到位，留下了诸多漏洞。地下教会在偃旗息鼓一段时间以后，在此时又卷土重来，来势还特别凶 猛，遍布所有的村庄和村民小组。在笔者调查的A村，几乎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教会组织，每个地下教会有成员15—30名不等，其中十组的地下教会有成员30 于人，差不多要占小组人数的20%左右。
地下教会的蔓延，成为自农业税取消后基层政府所遭遇的第一宗治理性危机，J县政府特意出台“通知”要求各地严厉打击地下教会。但脆弱和无力的乡村组织根本 无法应对这场波及甚广的危机，地下教会依然肆虐，并有日趋猖獗之势。当前地下教会在J县地区蔓延有如下三个特征：其一是教会的发展对象十分明确，两条腿走 路——把目标对准村民中的老弱病残和乡村干部；其二是地下教会就其组织而言并非散兵游勇，而是组织森严，纪律严明；其三是传教的继受过程富于策略性，表现 在教会对其“圣歌”的编排技巧上。
二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地下教会现在的成员绝大多数为农村中的妇女，且以老年妇女居多。每个会员都有其特殊的“身份经历”，可以用“老弱病残”来概括，特别 是入会以前遭遇了重大灾难或病祸。笔者访谈了A村十组的地下教会的八位妇女，其中只有一个在四十岁左右，其余皆超过了50岁，年龄最大的有75 岁。这些人在皈依教会之前都有过长期的病痛史，在病痛期间或痊愈之后加入教会。村庄中的“老弱病残”是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一群体是教会现阶段明确的发 展对象之一，究其原因有三：第一，“老弱病残”是村庄中被隔离、孤立和排斥的群体，这使得他们与其他村民以及他们之间在平时缺少对话和思想上的交流，堵断 了他们同其他人在感情上沟通的渠道，孤独寂寞成了他/她们生活的全部。但是，人究竟是社会中的人，交往是人类最基本是需求之一，在农村也不例外，人们也需 要建立人际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地下教会正为“老弱病残”这一特殊群体提供了交流渠道和对话的场所，定期的教会活动可以让他/她们摆脱孤寂与无助，在相互交 流、共吐心声中获得理解和情绪宣泄，抹去过去笼罩在心里上的、沉重的阴霾而使心情轻松愉快。地下教会正是应对着他/她们的这些心理关切，从而使他/她们在 情绪上产生共鸣，达致对教会较强的认受感。第二，“老弱病残”无法理解自己“弱势”这一群体现象和境遇，并且长期难以摆脱这种状况，因此在心理上、精神上 产生了某种虚幻，希望求救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以求解脱。大多数教友都声称自己或亲人在信教之前久病不愈，以为无法治愈了，而自从经人介绍信教之后，病就好 了，他 /她们认定这是上帝和神灵的帮助。第三，中国社会在近十几年飞速发展，农村面貌也日新月异，市场经济高度冲刷乡村社会，部分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中老年人无 法在短时期内调适自己以适应并化了的形式，在他们心理产生了被社会和其他村民抛弃的感觉，于是在这些群体中出现了社会认同危机，很容易使他/她们从原由的 认同对象转向另一种认同对象。
在地下教会发展会员的明确战略中，另一个主要的游说对象的乡村干部及其亲属。据A村十组教会会长介绍，A村原支书的夫人和现任村妇女主任都是教会的教友， 经常参加加教会组织的活动。笔者有机会参加教会的一次活动、认识许多教友并访谈他/她们，还是多亏这位原书记夫人的热情带领和友好引介。书记夫人对笔者透 漏，在其丈夫任书记的时候，她会经常规劝他信教，尽管直到其卸任都未成功说服，但她说不会泄气。另外，与A村比邻的B村，它的副支书就是在任职期间在信教 的夫人的劝导下毅然参加了教会组织。此一事件在各地教会广为流传，成为佳话，这位夫人的“义举”也就成为教会大力宣扬的榜样和努力方向。地下教会这种毫无 掩饰地宣称要把发展对象的重点放在乡村干部身上，向基层政权进军，其目的昭然若揭。一旦有村干部参加到地下教会中来，在村庄中增加了教会的迷惑性和诱骗 性。村民一般视乡村干部为国家的在乡村社会的代表，是村里的带头人，因为他们的参与起到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村民很可能认为教会是合法的组织，参与的胆量和 机会就更大了。笔者在调查期间，包括A村十组教会会长在内的许多教会成员竟然态度诚恳地请求笔者为他们的组织写报告，争取上面（政府）能拨一笔资金下来， 给予他们在各项活动上的支持——他们显然把教会当成了村庄中的文化公益性组织了。游说乡村干部信教，还造成地方政府对地下教会的治理难度加大。信教干部对 上级部门阴奉阳违，蜕变为地下教会保护伞，致使打击地下教会的政策和行动根本无法触及到教会组织本身。更为重要的是，把发展对象的目标明确指向乡村干部， 笼络这类人积极投身地下教会，从而使其组织的触角直接伸向基层政权，进而大规模地向国家体制内渗透。
综上所述，地下教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踩着“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意在最大可能、轻而易举地吸收成员，在短时期内扩展其组织规模，形成对其他村民的强大 心理攻势以便增强组织的吸引力；另一条腿踏在乡村干部身上，籍此跳板实现其控制基层政权、掌控乡村社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
A村十组的地下教会每星期定期开展一次敬主活动，时间固定在周日的上午，并有恒常的活动场所，一般设在教会会长的家中。每次活动有如下议程：祷告、做见证、唱圣歌、再次祷告。
“做见证”就是由一个宣读其他教友的事迹包括信教之前教友的情况，信教之后教友的情况发生的变化，或是教友退教后的情况，无论是哪方面的内容，都是前后对 比，十分鲜明且面面俱到，以展示信教、敬主的实在魅力，宣扬成为教会成员的好处。做见证的资料有打印文字复印稿，也有手写复印稿。笔者仔细查看了某次见证 的资料，做了回真正的“见证”。从这些资料上写明的做见证教友的籍贯看，这些教友可谓是来至五湖四海，分布在全国各地，有甘肃、陕西、山东、吉林、浙江等 省的，也有湖北其他县市和乡镇的。但是在J县农村某个教会组织不可能聚集来至如此众多省份的教友，因为J县农村是劳动力流出地而非流入地，某个小组的教会 不可能就近收集他们的事迹。因此可以断定，这些资料包括资料上的人和事迹是从全国各地收集起来再分发到各地教会。那么是什么\力量有这么大的能力在如此广 泛的领土上收集这些资料？地下教会是政府打击的对象，显然各级政府不可能是收集的主体，尽管它是最大的收集力量。因而只能是通过教会自己的组织进行采集， 由最基层的分支教会组织如A村十组的教会整理收集上来，然后集中分配。果真如此，该地下教会便是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的巨大组织，其力量绝不可小觑。并且，当 笔者问及A村十组教会会长这些资料是从何而来时，这位会长指着自己的头上说，“上面”，还恐笔者不能领会其意思，又指向旁边的原村支书的夫人说， “就像他们干部那样”。我们知道，乡村干部是有自己的上级组织，而这个上级组织又有其更上一级的领导组织，直至中央政府，这便是科层设置，系统管理。如若 地下教会真像她所言，那么它的组织建制则是十分完善且严密，从最下层的教友（教徒）到可能的“主教”乃至“教皇”，各级组织一应俱全，且环环相扣。但这位 教会会长却只知道和认识一位自己的上级，那就是每星期递送做见证用的资料的教友，而此人并非本村（地）人。A村有十一个村民小组，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自己 的教会组织，但小组教会之间并没有来往、联络，各会会长也不知晓其他会的情况。可能的解释是避开公开的串联之嫌。另外，每次做见证之后的资料又会很快被收 上去，留在教友手中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很遗憾调查人员百般恳请十组会长留下一份给笔者也未成功，似乎是不想给外人留下口舌和把柄，也足见其会员的组织纪律 性之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像A村十组这样小规模的农村地下教会并不是零星分散、茕茕孑立的存在，其组织网络遍布广泛，可能覆盖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它不过是 该组织最基层的分支机构；地下教会的组织建设完善且严密，绝非一般的功能性的农村合作组织，也并不仅仅是小打小闹、胡乱拼揍的零时聚合，从分支机构到教会 总部建构整齐完备；并且它在组织管理上有条不紊，谨小慎微，组织纪律严明。因此，仅就农村地下教会组织上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就有必要对它加以警惕。
四
地下教会每次活动的第三道程序是“唱圣歌”。所谓的“圣歌”，其实是有名无实，并非真正是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圣歌。在A村十组教会会长手中的抄写本上，二 十几首“圣歌”只有两首的内容直接歌颂耶稣基督，其余的都不涉及宗教意义，却与该村老年人协会文艺队中自编自唱、自娱自乐的歌曲没有什么区别。从这些缺少 宗教性的“圣歌”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农村地下教会是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为名、服务于非宗教目的的非宗教组织。
仔细分析这些“圣歌”，可以发现它们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体现在“圣歌”的歌曲上。如果不亲眼所见“圣歌”抄写本上写明的每首歌的曲调和亲耳聆 听教友们清唱“圣歌”，很难相信被赋予崇高和神圣的基督教“圣歌”竟然都是套用歌颂毛主席的“红色经典”以及毛泽东时代流行的民族歌曲，有如《东方红》、 《延安颂》、《红湖水浪打浪》、《清晰的记忆》、《红梅赞》、《颂歌献给毛主席》、《二月里来》、《游击队歌》、《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毛主席的话儿 记心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我们共产党人》、《映山红》、《沂蒙颂》、《北京的金山上》、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这些歌曲对于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特别熟悉，耳熟能详，他们基本上是踏着这些优美的、极富激情和感 染力的旋律走过来的，不用再重新学习，张口就能唱上几段。而正如前文所述，教会的主要成员是农村里的中老年人，对于沉浸于追忆往昔岁月甚至有些“厚古薄 今”的老人来说，这正对上了他们的胃口。特别是他们上了年纪，学习新东西的能力不及当年，也很难再有精力学习新的歌曲，那些在他们年轻时代留下深刻印象和 记忆的“红色经典”恰恰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圣歌”，则是难以忘却的。
另一个特点是对老歌曲填词的生活化。地下教会“圣歌”的曲调（包括两首歌颂耶稣的歌曲）是对“红色经典”的拿来主义，而歌词则是由教会成员自己编撰、誊 写，内容千奇百态，涵概面广，但绝大多数是直接源于村庄生活的方方面面。地下教会利用对“圣歌”生活化的填词，不仅回应村庄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变迁如取 消农业税、村里老年协会成立等，还试图在村庄中扮演着道德教化的角色，有的歌词揭露和批评如中村庄的丑恶现象，晚辈不孝顺长辈，岳丈对女婿不好，村民贪财 好色、赌博酗酒等恶习；有表扬和提倡村里的好人好事、幸福生活、勤俭持家、艰苦劳动，如“得意的笑”是表现村民对生活美满的追求和向往，“只手撑开幸福 花”和“科技致富”是对专业户艰苦、勤劳创业致富的赞美等；有对偏离村庄价值和道德规范的任何事的劝戒，如“奉劝家庭和睦”征对的是家庭常常出现的婆媳不 和，兄弟反目，邻里吵架等现象，“乐死人与亏死人”则是描述村民买码（六合彩）从中奖的乐死人到亏本后的人财两空、家破人亡的悲剧场景，情真意切，形象地 告戒人们要“从今洗手不再干，积钱备好种（子）和肥，农业付出安排好，秋后丰收凯歌飞”，等等。
“圣歌”有这两个特点并不偶然，它们是地下教会组织的“有意为之”，充分体现了教会组织在传教、扩张过程中高超的技巧和策略。首先它是一味“迷魂药”，用 以迷惑、麻痹教友和村民。基督教到底为何物，村民和村干部都没见过，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根本不知道它长成什么样，现在地下教会就给他们这样一个模样—— 它一半是“红色经典”，一半是村庄生活。前者是歌功颂德，自然不存在政治错误，至于后者，无论是对村庄弊病的批判还是对村民的规劝，于个人和社群生活都是 百利而无一害，为何不听顺而要加以怀疑呢？因此，这样“有意为之”使村民和教友丧失对地下教会及其性质的正确判断和适当警觉。教友们凭借教会对村庄“善 行”的肯定并要求其“兄弟姐妹”在生活中践行之，因此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教会组织就是J县政府到处张贴通知、告示和标语要严厉打击的对象，而有此认 识的教友则质疑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并希望调查人员能如实地撰写报告，“以正视听”。不仅如此，地下教会要在村庄中寻求生存、扩大影响和汲取能力，就必须使 其活动等各个方面都尽可能地贴近、契合村民需求和村庄生活的内部逻辑。就特点一而言，它考虑到了农村教友的年龄特征、人生经历及生活背景，并极力投其所 好，以“避其难，行其易”的策略稳定现有成员、吸纳更多村民入会；而特点二则意味着地下教会直接嵌入村庄秩序，渗透到村民个人的日常生活，占领社区道德的 制高点，并以此教化村民，纯净民风，从而在村庄中获得村们的同情和理解，并最终认可其合法性地位。
以上描述和分析勾画了当前农村地下教会进一步蔓延的趋势与取消农业税后乡村两级组织弱化的内在关联，同时也展示了地下教会在农村传播的丰富图景和多面镜 像。地下教会的组织形态和扩张意图、发展成员的两条腿走路以及其策略性的传教技巧启示我们，这一流布甚广的地下组织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会，更非人们大 力呼吁和倡导的农民文化娱乐活动中心，而是正如J县政府在其向县乡下发和公布的“通知”中要严厉打击和取缔的邪教组织。打击和取缔地下教会必须加强乡村两 级组织的权力，完善其组织建设，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农村文化事业，满足农民的娱乐、休闲生活需求，有条件的要逐步组建农村老年协会，为老年人提供交流、发 泄、娱乐场所，使老有所为有所乐，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不留地下教会等非法组织以半点空间和市场。
(6) 正视“西化”的宗教渗透
http://www.media.tsinghua.edu.cn/iwpc/print.php?ID=497&c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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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鑫 2005-06-10 23:07:51
许多到西方求学的学子，好多人都去过教堂，主要是出于了解西方文化的初衷，真正最终成为基督徒的并不多。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和基石。在英国剑桥大学作访问研究一年间，我深感到基督教文明在传播上的强势和主动，也领悟到基督教得以迅速传播的原因。
在英国，您只要表示出对基督教的哪怕是一点点兴趣，立即就有基督徒或牧师主动向您传教。他们的传教方式林林总总：主动邀请您去他们家做客，在就餐前做祷 告，使您无形中接受熏陶；约您参加布道会，请神学家和科学家讲进化论与天地起源的关系；有的牧师和教会还会组织安排您参加一些联欢会活动，在活动中顺便向 您传授点基督教的基础知识。在西方国家，慈善组织比较发达，在扶贫济困、播撒友爱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很多慈善组织或多或少都有教会或教徒参 与的影子。在英国访学期间，我曾住过一个叫link House Trust的组织提供的宿舍。这个组织是登记的慈善组织，创办人原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也是一名基督徒。他看到许多到剑桥求学的外国留学生寻宿不太容易，便 联合其他几位基督徒，用自己的积蓄加上贷款，先后盖起了三幢房子，专门给外国学生提供便利。由于住宿条件很好，价格也相当合理，因此排队登记的人特别多。 该组织吸收住户有一定原则，讲究居民成分的国际性和多元化，不同宗教信仰的居民兼收并蓄，促进和加强不同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友谊及理解是其宗旨之一。
美国的宗教传播已不是单纯由教会或教徒自发的信仰传播，有的已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宗教来影响国人的价值观。如美国国务院曾经 在几年前签署过一份《美国支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以基督教为重点》的文件。在该文件中，美国政府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对宗教自由的支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力量的主要源泉，没有它我们简直无法领导”，“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努力实现世界各地的社会和它们的当局改变。”近年来，美国基督教团体宣称，要 “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提出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
“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实行思想渗透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身上，认定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各级领导人。美国每年都要邀请数 百以至数千名他们心目中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进修，参观访问和学习，希望通过这样潜移默化的方式把美国的价值观移植到这些人身上。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 战略研究报告中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美国新闻署曾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 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一位美国右翼参议员曾经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 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美国还利用各种形式对我国留学 生进行思想影响，使其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民主自由、宗教理念和物质文明，“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 变。”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新世纪，西方一些势力把“西化”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我国青年一代身上的幻想并未破灭。我们在对外交流和学习中，对于西方文化、科技中一 些先进的东西，一定要认真吸取，对于西方政治文明中合理、科学的成分也应学习和研究。但在学习和交流的同时，更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摘自2005年3月24日《科学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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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pril 21, 2008
外资并购重在消除我国行业排头兵
外资并购重在消除我国行业排头兵
白津夫
重在消除我行业排头兵
当前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我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
具有明显的产业垄断倾向。跨国公司最初的并购是以企业为对象的，跨行业选择比较普遍。也就是说，并购是基于经营规模和赢利目标最大化。现在，跨国公司的并 购表现为对行业的关注，特别是对那些竞争力比较强、对产业结构影响深远的行业，往往是跨国公司选择并购的重点。尤其是对产业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制造业，跨 国公司表现出格外的关注，我国制造业中的一批排头兵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并购重组。如工程机械制造行业，以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轴承行业，以全国 轴承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化工机械行业，以行业的优势企业“锦西化机”为代表；油嘴油泵行业，以行业的排头企业——江苏无锡 威孚有限公司为代表；电机行业，以大连电机为代表；齿轮行业，以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以及常州变压器厂、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等，在 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几乎无一幸免。
着力消灭新的竞争点。跨国公司最初的并购着眼于扩大市场份额，加快业务增长。现在， 跨国公司的并购则着力于保持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弱化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消灭潜在的竞争点。如在工程机械行业，我国企业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 优势，跨国公司的并购明显地是针对着我们的优势，试图通过并购把我们的优势掌握在它们的手中，以便从根本上消除将来与之一争高低的可能。如在装载机和压路 机领域，中国是装载机生产大国，年产量12万台，其中柳工、厦工2004年产销量都超过1.4万台。同时，中国企业还拥有部分核心技术和稳定的国内市场。 所以，柳工、厦工等装载机排头企业一直是卡特彼勒等公司的并购目标。再如锦西化机的主导产品透平机械，已经形成独家优势，但在合资中，由于德国西门子公司 以 70%绝对控股，其核心技术和品牌被掠走，并不再允许进行整机制造，这意味着西门子彻底消灭了中国本土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着力提高 控制力、跨国公司最初对所并购企业的控制，主要是在股权和技术、设备环节上，现在则谋求从产业链上和价值链上实施全面控制。目前，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装备制 造业的力度、深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目的已不仅仅是占领中国市场，同时也意图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从而形成更强有力的控制。这一 点，在美国卡特彼勒公司2003年向国内某企业提交的投资合作意向书中反映的再清楚不过：合资要在卡特彼勒全球战略下进行，并服从卡特彼勒的全球战略；卡 特彼勒要求拥有品牌，强调全球一体化，限制使用原企业品牌；将把该企业建成具有能生产卡特彼勒产品技术的企业，成为其在中国的生产基地，等等。卡特彼勒同 时还宣布要在中国投资10 0亿美元，建立“既包括生产、采购，也包括物流、营销、金融” 的大公司。
与外商并购投资战略意图相适应。外商并购投资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并购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必须控股、对方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点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目前在中国并购活动的基本点。此外，就是控股 权、控制销售权及财务权、品牌使用权上也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其中在控股权方面，表现得更为迫切，包括最初以参股、相对控股实施并购的跨国公司，现在也在 谋求通过增资扩股实现绝对控股。今年上半年，在引进外资中，属于增资和并购项目明显增多，如四川省外资企业增资和外商并购投资额同比增长185%，占全省 外商投资总额的56.5%。
整体布局、全行业通吃。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从过去单向选择，发展为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行动。从跨国公司对我工 程机械行业的并购可见，其整体布局意图明显。如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1995年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建立的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中国工程机械的整体 并购战略。在完成对徐工的部分控股之后，又兼并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又在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同时，还在谋求并购三一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这一布局得以实现，等于“通吃”了中国机械工程行业。
重点选择行业的 排头兵企业。目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实施的近乎于是“斩首”行动，专门选择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作为并购的重点，利用国有企业改制和地方推进国有产权改革的时 机，加快了并购的步伐。并且不遗余力、不惜血本，意图通过拿下行业排头兵企业，控制战略制高点，实现对整个市场的操控。
在华并购成为跨国 公司的“联合行动”。对我行业排头兵企业的并购，既有跨国公司的单个行动，也有跨国公司间的合作之手，其“联合行动”不免有“合谋”之嫌。其中既有跨国公 司之问的合作，也有与投资公司或基金的相互配合。例如，在美国卡特彼勒大举进军中国机械工程行业的同时，美国凯雷投资集团遥相呼应，2005年10月 2 5日，凯雷投资集团以3.75亿美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的价收购了徐工集团85%的股权。如此“绝配”，显然不是简单地巧合。而实际上，凯雷投资 的最初收购设想，就是希望转手卖给卡特彼勒公司。但由于在收购协议上有“不许把徐工转手卖给竞争对手”这样的限制性条款，凯雷投资只能暂时作罢。然而，凯 雷投资作为风险投资机构退出是迟早的事，当徐工在境外上市，凯雷投资完全可以通过慢慢卖掉所持股份的方式退出。届时，国际竞争对手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对徐工 机械的控制则是顺理成章的。
采取分步到位策略。通过逐步渗透，迫使中国企业逐步就范。有时，为了得到一家合资企业，跨国公司在与中国企业 进行合资以后，就采取让其陷入亏损的办法，直到将合资企业的中方拖垮，中方愿意将整个企业拱手相让，合资企业最后变成了外方独资企业。西北轴承厂就是这方 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家企业在拿出铁路轴承这一块优质资产和德国某公司合资后，一步一步地失去控制权，最后不但丢掉了合资公司，而且丢掉了有竞争力的高端 主导产品的市场和制造资质。
原 因
跨国公司大举并购我行业排头兵企业并非偶然，而是世界新一轮并购重组的大势所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重组发生战略性转变。80年代的并购重组 主要是为了降低和分散经营风险，9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和实现一体化经营，进入21世纪后的并购重组，则主要是以提高核心竞争优势为基 础的战略并购。突出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重点、以增强竞争能力为目标，以强势企业联合为特征，加剧了资源向优势企业的集中，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结 构调整与升级，也改变了国际投资方式。跨国公司大举并购我行业排头兵企业，也是这一战略并购的具体行动。
跨国公司并购我行业排头兵企业， 是其在华投资总体布局的战略举措。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基本上是循着先合资后控股再购并的路子。目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中，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 发比重明显下降，外商独资经营比重大幅上升，从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上升到 1999年的38.5%。从今年1－10月份利 用外资的情况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1.7 6%和4 2. 8 3%，而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同比增加 4.27%和43.63%。说明跨国公司已经完成了在中国投资的“试水期”。
跨国公司抓紧并购我行业排头兵企业，缘于中国产业成长的势 头。随着改革开放，通过引进外资，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并且在一些产业领域形成了我们的优势。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中国既有广阔的市场，目前 国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强劲，连年以上升3 0%－40%的速度递增，十分吸引人。同时，也形成一些优势企业，对跨国公司构成潜在的竞争威胁。所以，跨国公 司为了扼制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增长，必先斩获行业排头兵企业，从而达到扼制整个产业发展的目的。
此外，国内企业急功近利，自主意识缺失，投其所好，主动迎合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地方政府短期行为，追求眼前政绩，投怀送抱地急于把国有企业转让出去，这也在客观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
后 果
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深层影响。制造业是国家的核心产业，装备制造业又是制造业的龙头。失去装备制造业排头兵企业，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国的产业根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严重弱化我国产业竞争力。排头兵企业是产业竞争力的代表，主要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被大量并购，就等于竞争优势转移、竞争资源流失。
造成多重利益流失。首先是战略利益流失，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国家战略利益的主体，关系到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这些企业被并购，直接造成国家战略利益受 损，加大了安全风险。其次是直接的经济利益流失。据有关部门预测；今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预期达到500多亿元；到2010年，预期达到1200多亿 元，经济总量将位居全国前列。并购装备制造业的排头兵企业，就等于直接控制了全行业经济效益的“闸门”。再次是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 资”、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对跨国公司并购我国行业排头兵企业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甚至通过行政手段、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强行推动。
固化了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我国装备制造业虽然规模较大，但是由于缺少核心技术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长期处于低端，如果我们的一批优势企业再不断被并购，那么，我国装备制造业就将长期被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
严重弱化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被跨国公司并购并控股的企业在一定意义上就等于是对“自主” 的否定，几乎所有的外方控股企业都对自主创新采取种种限 制。即便是有个别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其创新成果也毫无例外地尽属控股方。从实际情况看，这种现象日益明显。在合资企业十分集中的江苏省，据省科技厅公布的 一项调研，近几年合资企业技术开发经费远远低于整体平均水平，不足国有企业的1／4。每年推出新产品数量最少，仅为8.14个，同样远远低于26.6个的 整体平均水平。
国家安全的风险加剧。德国的“ZF”公司正在谋求控股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杭齿是我国船舶配套的中高速柴油机、齿轮箱及工程齿轮箱的行业排头兵企业，并承担一定的军工任务。这样的企业如果也被外商整体控股，其对军品生产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积极应对
确立明晰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于战略性产业和重要企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涉及到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的并购重组，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
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要努力扩大开放，一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和重组改革，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又要在开放中保持自主和理性， 要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在对外合作中保持自主、发展自我。不能再搞那种“一相情愿”式的招商引资，更不能以牺牲自主去换取合作。
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既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外资并购投资的环境，努力使并购投资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也要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规范其发展。同时，要推进企业依法改革、规范改制。
创建多部门联合并购审查机制。重大并购重组活动，要经过专项评估和论证。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在实施并购重组过程中，必须通过专项审议。
借鉴国外经验，立法规范外资并购活动。美国是全球第一个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的国家，美国的并购法规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法规组成：一是国会规制并购行为的法 律，二是政府规制并购的行为准则。在德国，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 当收购德国公司25%或 5 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 产生或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在加拿大，任何超过2亿美元的并购协议都必须经过加拿大政府批准方可生效。韩国在年内出台了有助于国内企业 抵御外资恶意收购的新规则。我国目前却没有单独制定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对于外商并购投资的监管还缺少足够的法律依据。
（《环球视野》刊摘）
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中国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中国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凤凰周刊 高梁 2006-03-02 13:59:46
文/ 特约撰稿员 高梁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综合国力的基础。一国装备工业的发达程度，是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标志。
目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有一个不良倾向：各地把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跨国公司乘机加紧并购地方的行业排头兵企业。它们凭借“500强”的位势和公关能力，廉价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力图控制企业经营权，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中国市场、压制中国技术进步的目的。
如果听任国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工业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被外资控制，国家将失去对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中国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将被侵蚀殆尽，中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方针将失去前提。
跨国公司加紧并购中国骨干企业
中国装备工业共有186个门类，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5.5万家，从业人员1500万人。2004年实现工业产值5.1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值1.4万亿元，利润2650亿元。
多年来，国家在各主要工业行业都培养了若干重点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不在“大企业”之列，但它们代表了中国制造业的前沿水平，是国家工业和科技自主发展、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体制改革中，原部属装备制造业的骨干企业多数下放到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大量依靠进口装备。中国投资占GDP的 40%以上，其中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2/3以上。也就是说，进口装备约占GDP的10%。中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 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大量进口装备养肥了跨国公司的同时，削弱了本国的装备工业。
中国装备工业的核心企业多数是地方国有企业，因多年受到进口装备冲击，国家支持不足，缺乏研发资金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目前，跨国公司打着“帮助国企改革”的旗号，觊觎中国机械行业排头兵企业，实施并购计划。在机械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事件，且有蔓延之势。《中国工业报》最近报道的若干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
目前，到底有多少装备制造业的行业龙头企业已被跨国公司并购、多少行业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还没有全面统计。但很明显，这一现象正在持续发生且愈演愈烈。许多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多年，形成了很强的公关能力。地方政府和企业一般为了“维护投资环境大局”，忍气吞声，任由洋人恣意妄为。由于地方政府主要考虑本地的GDP、税收、社会稳定、招商引资等问题，不太关心骨干企业对全局的战略意义，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权益，对外商的种种苛刻要求步步退让。“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处于危险的临界点。在合资问题上，政府没有明确的相关政策法规，舆论导向不清晰，行业协会缺少有效的管理手段，地方政府对重点骨干国有企业往往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这对国家关键行业的发展极为有害。”（王声堂，中国齿轮专业协会秘书长）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趋势和并购手段
外商对华投资中，制造业一直是主要领域。2002年新设立的外资企业，74.4%在制造领域。“近年来约70%的外资并购为战略性产业并购，即全球布点性质的长期投资，这类并购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方失去对行业龙头企业的控制权，而导致外资企业将对整个行业实现垄断。”（沈学军，光大证券）
外商投资的领域，正在从轻纺工业向中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渗透，从组装加工向整机、研发等上游延伸，从单个产品向行业的系统产品延伸。投入规模动辄几千万、上亿美元。
外商独资趋势增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共4.1万家，其中外商独资占65.6%，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约4.3万家，独资占70%。外商独资更容易形成行业垄断，压制民族产业的发展，这在中国缺乏竞争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表现尤为明显。
种种迹象表明，跨国投资并购绝不是盲目决策，他们已经辨识出中国装备工业的根基和命脉所在，了解龙头企业及其优良资产的情况。他们选择并购对象是经过精心策划，按计划实施的。
概括地说，跨国公司针对中国骨干企业的并购方针是“控制、吞并、垄断”，具体策略是“合资、拖垮、独资”。可谓洋人主演的国企改革“吐痰论”流氓行径。
一，合资对象:主要选择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
二，政府公关：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然后“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施压，以达到逼企业就范合资的目的。”（西北轴承）
三，霸王条款：跨国公司凭借自身优势，利用中方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行政压力，提出种种不平等条件，如：1.坚持与中国企业的优质资产合资（通常是具有核心技术和最赢利的部分），收编控制中方技术研发部门；2.要求控股、独资；3.压低中方股价；4.不许合资公司使用中方原有品牌，不许生产与外方竞争的产品；5.控制企业关键职位（总经理、财务主管职位），独揽零部件购置及产品销售权；6.外方派驻人员拿高薪；7.大量裁员，逃避下岗员工的补偿和社保费用。其中5、6两项通常成为合资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
四，拖垮蚕食：外方步步进逼，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完全控制，连年制造账面亏损让资产缩水，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拖垮中方意志，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
地方在吸引外资和国企改制中的问题
当前在改革“攻坚战”中，一些地方政府竞相出售国企，而且“只能 将国企产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或跨国公司。” 杭州市政府有官员说，“如果转让给另外的国企，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跨国公司一般是首选，因为跨国公司的财力、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无法解决。现在MBO走不通，民营企业又很少能与杭齿这样的企业相匹配，剩下的只有合资这条道路。”
尽管一些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并不差，但地方政府总把国企看做“包袱”、“冰棍”，最好趁有效益时赶紧出手，免得将来出难题。卖给外资政治风险小，而且你不让步别人让步，于是各地争相出台土政策吸引外资，尤其以引进“500强”并购国企为荣，以此炫耀本地的“投资环境”。
地方有关领导往往亲自主持合资谈判，但他们不很熟悉行业状况，关心“政绩”大于关心国家产业安全。企业常常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只能听命于政府，接受苛刻的合资条件。同时在出卖国企时存在严重低估资产价格的问题。
一是按账面净资产估价。在谈判企业产权定价时，剥离“不良资产” 成了标准程序。但“不良资产”与“精华资产”原本是共生的，前者本是后者成本的一部分。把“精华资产”抽出来单独定价出售，实际上构成资产低估，剩下的 “不良资产”或破产逃债由中央核销，或地方财政补偿。跨国公司不承担“改制成本”，最终丢给全国人民或本企业职工。
二是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不断地呼吁中国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并不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
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出让本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IBM和尤尼科收购案，尽管是私营企业公开竞价出售，但美国政府仍以“威胁国家利益”进行审查，强行阻挠与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经济问题一旦牵涉国家利益，都是政治问题。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世界政治形势正在日益复杂化，中国却敞开大门，贱价出售自己的宝贵家底，毫无安全观念。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重点国有企业被外商并购的严重后果
大量事实说明，跨国公司并购中国国企，决不是帮助国企脱困和转制，相反可能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因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控制中国市场和产业。
对于大连电机合资案，大连市政府和企业各方面反映强烈。“合资让外方钻了空子，油水让给人家，包袱让政府背，企业家和职工白干了几十年，债务逃废，税收流失，留下了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独资企业，这就是结局。”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周鹤良说，“我们往往就是这样轻视自己的力量，盲目迷信外商，以为合资包治百病。结果怎么样？其实外商对中国企业根本没有感情，用一点钱就把中国企业收购了，钱赚够了就走人。即使不走人，也占据了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部分市场，让我们自己的企业在剩下的有限市场里死拼……这样失败的合资，丢了民族品牌，实在得不偿失。”
西北轴承合资案中，中方一没有得到技术，连自己原有的产品都丢了；二没有得到税收，合资企业是亏损，变独资后也收不到多少税；三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因外资裁员背上包袱。德方公司所用的水、电、气和上游产品都得由西轴一直提供下去。西轴顾了“大局”，让出了优势产品和品牌，留下了包袱，自己失去了绝好的发展机会。这个结局对于宁夏来说是一个净损失。
合资使我们失去了培育自主品牌的机会。杭齿并购案中，“外资坚持控股，很明显是要杭齿和前进两大品牌，以及这些品牌占有的中国机械传动产品市场，想以杭齿的市场份额为基础打垮中国所有的本土品牌。同时还会获得杭齿在四五十年积累下来的优良资产、研发力量和大批熟练技工。”（路风）
著名品牌是客观形成的市场防线，意味着多年的技术积累、产品差异性和消费者忠诚。中国饮料行业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轮胎橡胶的多家大企业被外资收购并形成垄断；当年著名的活力28、熊猫洗衣粉、扬子冰箱、红梅音响、北冰洋汽水早已被外资并购消灭。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中国多年艰苦创业形成的制造能力、研发队伍和熟练技工队伍被打散，再难恢复。这将对行业自主创新能力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了政府贯彻产业政策的能力。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国家组织新产品开发的牵头单位（如原大连电机厂是“矽钢片热轧改冷轧技术”的行业攻关集成单位），也是贯彻产业技术进步政策的基础。被外资并购后，行业联合研发就失去了依托。
国家的装备工业是国防实力的基础，一些技术实力雄厚的行业骨干企业还承担军工科研制造任务，一旦被外方并购，军品研制功能只能中止。
中国工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高附加值的部分如果被外资控制，就会形成“外大内空”，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失去了对骨干制造业的控制权，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根基将被侵蚀殆尽。
上述严重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充分的重视，相反还有人以“融入全球化”的错误理由，鼓励这一趋势。
对过度开放问题必须深刻反思
尽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但我们现在对开放问题还缺乏明确和一致的战略思路。
吸引外商投资，办“三资企业”，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合资究竟能不能解决国企改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合资可以利大于弊，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第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资是蜜饯，还是双刃剑？
许多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片面强调全球化的“机遇”，同时有意回避中国加入WTO后国际竞争国内化，本国企业处于绝对劣势的基本现实，对跨国公司在华的竞争、吞并、垄断行动，以及对国家工业核心体系的威胁，既缺乏清醒认识，更缺乏战略上的预案。
特别是巨型跨国公司，极具实力和攻击性，是中国核心工业的可怕对手。现在狼已经进屋了，还在举国欢呼“接轨”、“双赢”。就是“与狼共舞”也得先搞清“主体”：是谁与狼共舞？人与狼对舞还战战兢兢，羊倌如果欢迎狼和羊 “共舞”，就是请狼吃羊。连“产权”都送给狼了，哪来的“双赢”？
一般认为，吸引外资、办合资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补充企业资金不足；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提高竞争强度，激发企业进步；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但是，“总结国内大多数合资公司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基本上是被外资利用，因为合资的合同条款不利于中方，导致外资绝对主导合资企业。合资无法达到引进技术的目的，我们的合资企业多数从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产，即使是从事核心部件生产，也多由外方技术人员占据核心岗位。国家及地方没有得到税收增长的利益，合资公司享受‘两免三减’税收优惠，还以关联结算（高价进口设备零部件、低价出口产品）控制合资公司不赢利或少赢利。”（文宗瑜，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第二，“只要在中国土地上生产、交税、解决就业，就是中国企业”吗？
这里不争道理，只讲事实。据机械制造业估计，业内不成功的合资案起码占30～40%。据分析资料，全国目前48万家合资企业，年亏损额达1200亿元人民币。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中，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
一些案例表明，国企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贱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下岗。国企原来的人员债务等遗留问题丢给地方，对地方经济发展留下长期的损害。
第三，合资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机械制造业专家指出：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西方一贯采取对华封锁遏制的政策。在一般技术领域，中方希望通过办合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但外商为了独霸市场，多采取技术保密措施，不愿意技术合作或转让技术。外商独资化，使这一目标更难实现。目前西方反华势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不论是通过许可证贸易还是通过合资，引进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中国“入世” 后，已基本取消了针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技术转让等限制条件，期望通过合资提高技术，就更不切实际。
国家的科技进步只有立足自主创新，大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才能在开放中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认为中国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 “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他们不明白，中国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但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生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科学技术是支持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但科学没有坦途，没有捷径，必须不畏艰险去攀登崎岖山路。企图在科技领域取巧，是骗人骗己。只顾眼前成本收益，惧怕艰苦学习创新，用懒汉思想和洋奴哲学来指导国家发展战略，就是误国误民。个人安于当打工仔事小，一个国家如果不奋发图强，甘居落后，就是拿国家的主权和命运当儿戏。惧怕陷入“自主创新陷阱”，亦步亦趋，就会永久地陷入“合资引进陷阱”，不仅拿不到先进技术，反而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和意志，成为跨国公司的俎上鱼肉，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位置，国家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四，能把招商引资作为国企产权改革方案的首选吗？
企图通过引进合资“实现国企产权改革”的主张，是鼠目寸光，牺牲全局和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局部利益。一些搞改革的人颠倒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不理解“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一宗旨。改革是要付出代价，但决不能以牺牲国家根本利益作为代价。如果“产权改革”是为了把人民血汗的结晶——国家骨干企业的产权、控制权奉送给洋人，就要考虑这种“改革”的本质是什么了。 “卖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本形式的转换”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企业本应是创新的主体，“主体”都给了洋人，将来靠谁自主创新？靠什么振兴中国装备工业？
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的包袱问题只能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需要的时间可能比我们现在能够意识到的更长。目前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决不能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就轻易抛弃发展的基础和能力。否则包袱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只能转化为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可能动摇国家工业和科技的根本。
国家不能放弃工业管理职能
中央政府管理工业功能的缺失，是当前骨干企业在改制、合资过程中出现种种混乱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装备制造业的主体是机械工业，它的排头兵企业及重点企业，比其他工业行业多得多，也不可能相互代替。国家不可能像管钢铁、石油行业那样，抓住几个大集团，就能控制住全行业。
计划经济时期，工业部负责监督管理工业企业，协调工业经济运行。改革后，各工业部撤销，其行业规划、协调功能由行业协会承担。但在中国，行业协会的能力远未得到发挥。实际上，现在没有专门的权威机构对行业发展、产业安全、技术进步负起领导责任，中央政府对出售企业和工业资产也没有审核机制和明确程序。
一般地说，后进国家发展工业都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中国工业化初期以计划经济体制起步，是符合落后国家发展工业的客观要求的，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
在发达国家，各工业行业占据着产业链和技术的高端，行业内巨型企业居于世界市场的强势和领袖地位，自然具有行业协调的能力。而中国工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的分散的企业正处于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吞并的威胁下，单打独斗。而中国政府恰在此时却放弃了行业管理协调的责任。如果过分强调国内竞争、忽视产业的整合和联合，中国各产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难逃被跨国公司各个击破和吞并的命运。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不能仅仅缩减为“资产管理”，把企业活动变成资产平衡表上的财务数字，而把工业发展所具有的技术和组织内容一笔勾销。工业企业承载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能力和发展潜力，需要国家进行具体的指导和管理，如产业规划、配套、运行协调、技术攻关推广等。在中国企业还没有成长到与发达国家企业具有相当竞争力之前，政府决不应放弃对工业的支持和管理职责。
重要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不是可以随便买卖的商品。装备工业的各排头兵企业多是原部属企业，即使下放地方，经过了国有资产的划拨程序，地方政府仍然不拥有对这些企业的完全财产权。因为当时国家建设这些重点企业，是出于行业发展的考虑，承载着国家几十年积累的优良资产、企业组织能力、研发队伍、熟练技工队伍以及产品品牌，是国家装备工业赖以生存发展的产业平台，具有不可替代的配套职能和技术进步职能。像杭齿、锦西化机、大连电机、威孚这样的企业，一旦合资，就在原产业链中失去一个掌握核心技术的组织平台，造成全局性的影响。
解决目前中国装备工业的种种紧迫问题，首先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切实理解贯彻中央关于“把自主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的方针，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端正对开放政策的认识，纠正在开放和国企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开放、引进是必要的，但必须是在自主基础上的开放引进，从原来弱势地位时期的被动引进，向立足自主、有条件、有选择引进转型。 “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开放”是错误的口号，“再开放也不能裸体上街”。
在引进外资中，要注意不能让中国民族工业伤筋动骨。被动地让出市场不可能“换”来技术，只有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保持学习消化创新的行动能力，才能从开放中让国外优势资源为我所用，得到开放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实现“双赢”。如果失去自主互利原则，失去自立自强精神，把开放当作目的本身，最终将丧失自己的核心利益。国家应当组织专题调研，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出台相应政策法规，立即刹住向跨国公司贱卖国企、无原则追捧外资的歪风，改变目前国有排头兵企业被外资并购的失控状态。
美「中情局」资助港「民主派」
美「中情局」资助港「民主派」
作者: wavelet R , Sep 08,2004,09:59
《英文虎报》日前披露，香港多个政党，均曾参与由美国组织主办的工作坊及资助的
民调，而部分民主派组织例如思汇政策研究所、职工盟、人权监察及新力量网络都
曾接受过美国组织资助，这些组织都是直接或间接获美国政府支持的 NED拨款，陆
续引起传媒广泛跟进。《东周刊》最新一期报道，NED原来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千丝
万缕的关系。
《英文虎报》报道说，NED向近日不断发放滚动式民意的思汇研究所提供金钱援助。
思汇的陆恭蕙向《星岛日报》承认，过去曾接受这两个组织的赞助，包括03年初完
成了一项有关「部长制」的研究，于去年印制了一份有关区议会选举具体资料的小
册子。至于今年，则接受了该组织97万5千元的资助，分别进行两场研讨会及有关功
能团体的研究。
报道又引述陆恭蕙指，该两个组织在香港十分活跃，甚至会主动联络机构提供资助，
如该份小册子，便是NDI组织在有剩额拨款下，主动向其提供额外资助下出台的。至
于研究费用间接由美国政府而来，陆恭蕙称，「NDI是正当团体，但钱从何来，我唔
知亦唔会去问。」她又称非替该资助机构撰写顾问报告，故绝对不会因应资助机构
要求，改变任何研究的内容及结果。
近年经常发表民意调查的港大民意研究中心计划主任钟庭耀，亦向《星岛日报》承
认曾于去年底接受NDI赞助，进行政党发展调查，就跨政党发展进行调查。由于问题
由该中心自行草拟，故他们亦乐于接受赞助，而NDI亦没有定其他条件，但他拒绝透
露受资助的金额。
NED 虽声称为私人非牟利机构，但翻查资料，亦发现NED董事局成员与美国政府的情
报及政治工作有关，当中有前美国官员、亦有国会议员。其中，NED董事局副主席ThomasDonahue任
职的AFL-CIO（美国全国总工会），曾在七九至九五年期间，资助波兰团结工会超过
四千八百万港元，协助他们推翻波兰共产党，该组织的网页资料形容，此行动对结
束苏联在东欧的控制起着重要作用。而今年向李卓人任秘书长的职工会联盟资助八
十万元的ACILS，亦是美国全国总工会的属会。
星岛日报引述报导说，NED另一董事MortonAbramowitz来头更大，他曾在民主党执政
期间，任负责情报研究的助理国务卿，亦是一名资深外交人员，派驻过世界各地，
包括在六○年曾在香港工作。
据《东周刊》报道，他亦是FreedomHouse信托人协会成员，该协会的另一名成员保
罗.沃尔福威茨是分析情报的专家，曾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委任检视美国情报机制，
与中情局（C.I.A.）经常接触。
NED 除了资助香港政治组织外，亦积极向中国的海外民运组织提供资助，该组织亦
资助多个藏独团体。NED的其中一个经费来源，是美国政府新闻处。另外，获NED 拨
款为本地政党发展提供协助的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NDI），原来还获另一美国政府属下的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资助，换言
之，三个参加NDI提供的免费工作坊或资助民调的政党，亦间接受惠于美国政府。
《东周刊》报道说，美国政府除多次高调邀请香港「民主派」访美等活动外，原来
在香港也一直暗中进行一些「搞事」。有传媒较早前报道，80年代美国前总统里根
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成立了五个资助组织，以私人名义赞助海外推动民主活动，其
中由陆恭蕙创立的思汇政策研究所及民主党成员张炳良为主席的新力量网络，曾获
赞助最多近百万元资金。
报道说，该五个组织以「NED」为首，辖下有四个子组织（94年再加入两个主要靠私
人捐款运作的子组织），负责拨出七成资助，其余三成则由NED直接分发给海外机构。
其中， NED辖下的NDI（US National Democr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DI）是负责在港接触「民主派」及团体的重要窗口，但其作风十分低调及神秘，
办事处设在半山干德道一个高尚住宅单位内，大门外也没有任何标明是NDI的办事处。
《东周刊》在报道中透露，自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主流意见认为NED推动民主、
对抗前苏联共产政权的功能已消失，国会曾否决NED的拨款申请，其后参议院大会推
翻决定，NED才得以「死里逃生」，而近年得到政府的拨款更有增无减，原来背后有
中央情报局「撑腰」。
报道指出，NED董事局的不少成员与中情局关系密切，全面控制NED的财政，其中一
名董事Morton的来头不小，曾任负责情报研究的助理国务卿，在民主党执政期间，
更盛传是中情局局长的热门人选。
NED为人掩耳目，近年又将大部分拨款透过Freedom House及AFL-CIO等非政府机构发
放。NED董事局副主席Thomas Donahue 任职的AFL-CIO，曾被揭发操控一批与中情
局有关连的特工，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右翼工会领袖。
《东周刊》又指，更巧合的是，Morton是Freedom House信托人协会的成员，该协会
的另一个成员 保罗 沃尔福维兹 (Paul Wolfowitz)也是分析情报的专家，95年曾被
前总统克林顿委任检视美国整套情报机制，与中情局经常交手。
香港文汇报则报导对，于NED这个「大财主」，多个曾受其资助的香港「民主派」组
织，不约而同地称之为「好人」，但事实上，NED在美国政界的声誉极差，其背景及
活动多年来备受争议。美国著名治家William在其著作中，便讥讽NED是「中情局分
店」，「以往中情局碍于政府机关的身份而要秘密进行的勾当，现在NED可明刀明枪
地去做了」。
美国政治家BarbaraCony亦曾批评，NED有贪污及财政混乱的坏纪录，不单浪费美国
纳税人的金钱，更干预其他国家的选举，有时甚至做一些与美国外交政策背道而驰
的勾当。
不过，NED本身对干预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内部事务毫不掩饰，更引以为「自豪」。在
其网页中，该组织更强调，受他们资助的香港人权监察和职工盟有份组织香港去年
的「七一」游行，更成功「推翻基本法》23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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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安生与美帝极右智库传统基金会
by The Hono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CBE, JP
Heritage Lecture #766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hl766.cfm
October 4, 2002 | Download PDF | Send to a Friend
Introduction by Dr, Edwin J. Feulner, Presiden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t is my honor to introduce one of the most persistent and principled defenders of democracy in Asia, and perhaps the most respected figure in Hong Kong's democracy.
The Honorable Anson Chan is so respected, in fact, that when she served as Hong Kong's second-highest official, eve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understood her commitment to Hong Kong's democratic future and--most of the time--treaded lightly around her.
She has been described in both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newspapers in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s "the conscience of Hong Kong," as the "principled and popular head of the territory's civil service," and when she retired last ye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emoaned that "Hong Kong-style liberalism, as represented in the public service by Anson Chan, is now an endangered species."
She was--and remains--Hong Kong's conscience.
Her conscience, alas, has been sorely tested since 1997.
Mrs. Chan quietly but effectively oppos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ask Beijing to overturn Hong Kong's Supreme Court on a right-of-abode case.
She has slapped down Mainland officials who try to mix politic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ith business in Hong Kong.
Although the religious sect Falun Gong had been branded as subversive in Mainland China, just before Mrs. Chan's retirement the sect was allowed to use Hong Kong's city hall for a large gathering--a striking example of freedom in a Chinese-ruled territory.
Beijing-owned newspapers in Hong Kong lashed out at the government for the decision, but it was a source of pride in Hong Kong that Mrs. Chan had insisted that Hong Kong's freedoms were not to be eroded by Beijing's pressure.
As you know, Anson resigned as the SAR's top civil servant and the Senior Official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in April 2001. Shortly before her retirement, the 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s poll on public satisfac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op government leaders gave Mrs. Chan far and away the highest score of 85.
Mrs. Chan's career of service to Hong Kong was a long, distinguished, and influential one. She join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1962 as an Administrative Officer and held senior positions in finance, commerce, industry, social services, and economic policy.
She was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from 1987 through 1993, a post that gave her responsibility for oversee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he now world-renowned Chek Lap Kok port and airport facilities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Hong Kong's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tourism, energy, and food supplies.
She was appointed Chief Secretary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November 1993, the first Chinese and the first woman to hold the position after 150 years of British incumbents. And in 1995, the Chinese government quietly confirmed that Mrs. Chan would continue as Hong Kong's chief secretary through the 1997 handover in order to ensure government continuity and in order to retain public confidence.
Unburdened by the constraints of office since her retirement last year, she has become even more persistent in her advocacy of Hong Kong's separate identity.
Last November, Mrs. Chan challenged the idea that, as the eyes of the world turned increasingly on China, Hong Kong should emphasize "one country" and forget about "two systems." "I suggest that quite the opposite is true," she said, "Hong Kong can best help itself and help our country by leveraging our differences under the two-systems concept."
Well, this is the kind of statement of principle that makes me so honored by Mrs. Chan's friendship. And wh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s so honored that she has agreed to serve as a member of our Asian Studies Center Advisory Board. We are under no illusion that Mrs. Chan gains stature from being identified with us. On the contrary, Mrs. Chan has given Heritage a profound privilege by letting us be identified with her.
It is a distinct honor and pleasure to introduce a leader of such rare achievem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Honorable Mrs. Anson Chan.
--Edwin J. Feulner, Ph.D. is President of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Lecture by the Hono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CBE, JP Former Chief Secretary of Hong Kong
Thank you Ed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for the invitation to meet and talk with you all today about a subject that is dear and close to my heart: Hong Kong. It is a pleasure to visit Washington again after an absence of three years. And, of course, it is an honor to have been invited back to see you some 18 months after my retirement.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I am thoroughly enjoying my new status as a "pensioner."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wake up every morning knowing that I can go about my daily life as "Citizen Anson" after almost 40 years as "Civil Servant Anson." I have been able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 and I have had more time to travel and do some sightseeing in all of those cities I visited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including here in D.C.
One thing that I have come to appreciate since stepping away from pubic office, and an official car, is the wit and insight of our taxi drivers.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y are a tremendous barometer of public opinion. Like their American cousins, they are not backward in coming forward with all manner of suggestions, ideas, criticisms, and comments about w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doing. Sometimes I nod in agreement. Sometimes I'll argue a point. Sometimes I have to gently remind them that I don't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any more. But what always impresses me is their passion for Hong Kong. It is a great comfort that people in our society, just as here in America, have the courage of their convictions, and the confidence and freedom to air those views, whether that be in the front seat of a taxi, or on the front page of a newspaper.
It is also reassuring, and I know I speak for others in Hong Kong, th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continues to show such a keen interest in our little corner of the world, and a genuine desire to look below the veneer of popular reportage for a more realistic assessment of our progress, five years after our historic reunification. I cannot stress enough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remain on the radar screen of our second-largest trading partner.
The fact is Hong Kong matters to America. We have shared values and interests, personal ties and common goals. We are partners in law enforcement,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money laundering, and narcotics and human trafficking. Some 50,000 of your citizens live in Hong Kong and over 1,100 American firms are established there. We are your 13th largest export market. Last year, total U.S. exports to Hong Kong exceeded US$14 billion and you have more than US$29 billion worth of direct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not counting portfolio investment.
I understand that our friends in America, in bo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ectrums, 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Hong Kong as a bastion of freedom in Asia, and as a role model for the benefits of interaction within the global village. Make no mistak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feel the same way too. So this afternoon, I hope that I can provide you with some insight into the more positive developments in the Hong Kong SAR, as well as those areas on which we need to keep an eye as we move forward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SUCCESSFUL TRANSITION
Hong Kong's reunification in 1997 is a source of immense pride for our nation, as it is for many of us in Hong Kong. Speaking personally, it was a great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not only witness the Handover ceremonies, but to also be amongst those who made the smooth transition from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to tha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ur national leaders have scrupulously honored their hands-off approach. Not only that, they have been extremely supportive in helping Hong Kong address some of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at have demanded so much of our energy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It is easy to overlook just how successful that transition has been, although I would not try to conceal the fact that we have had to deal with some very difficult issues. We will most likely face some tough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too. Bu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working, and we do enjoy the promised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to run our own affairs.
Hong Kong's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after more than 155 years of separation was, in my view,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geo-political events of the last century. Never before has an entire economy and community of almost 7 million people made such a dramatic yet almost seamless change. So by any measure,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All of the key institutions that underpin our development as a free and pluralistic society have remained in place. You've heard me mention them often enough, but they warrant repeating. It is important for our international friends, as well as people in Hong Kong, to know and understand that we remain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e pillars of our society that set us apart from other parts of our country,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 rule of law upheld by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business;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capital and goods; and a clean administration are as fundamental to ou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s they have been in the past five, 10 or 50 year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Hong Kong has continued to make meaningful contributions in such fora a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and APEC. We have sent our teams to the Olympics and the Asian Games and a host of other international meetings. We continue to sign agreements with other governments in a wide range of areas such as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air services, and immigration co-operation. As a city and community that thrives on interaction with the global market, we take our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extremely seriously.
You will find no better example than our unswerving support of the global efforts to eradicate the scourge of terrorism. During Hong Kong's presidency of th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in 2001-2002, we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expanding the remit of the organization to target terrorist financing. We acted quickly and readily to implement U.N. resolutions that make it much harder for terrorists to fund their activities. Our Police Force has always maintained close links with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FBI and the U.S. Secret Service. But that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has been stepped up in tandem with our own increased vigilance against the threat of terrorist activity.
Just last week, Hong Kong and U.S. Customs Service signed a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the U.S.'s 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 As the busiest container port in the world, it was inevitable that Hong Kong would be asked to play a role in this important undertaking. And as a major trading economy, we not only have a vested interest, but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enhance the security of the global maritime trading system. We do so willingly and gladly.
As many of you know, people of all colors, races, and creed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are welcome in Hong Kong to live and work amongst us. We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prosper in peace as partners, friends, and equals. Hong Kong's unflinching commitment to live in a free, open, and pluralistic society is the best answer to the scourge of terrorism. And it also serves as our ongoing memorial to those who so senselessly died on September 11 last year.
This commitment to freedom is part and parcel of what makes Hong Kong such a vibrant and cosmopolitan community, and why we remain a home away from home for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expatiates, including 50,000 from the U.S. We are acutely aware that economic freedom is not a stand-alone determined by tax rates, tariffs, and trade access. I know that you know it is much more than that.
It's about having the freedom to read what you like whether it be a newspaper, a magazine, or on the Internet; it's about speaking your mind, whether it makes sense or not; it's about having the freedom to come and go as you please; it's about settling your differences in court with a tried and trusted legal system; it's about going to the mosque on Friday, the synagogue on Saturday, or the church on Sunday without fear of attack or reprisal. It's about being able to walk home at night without being mugged. It's about many things.
So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who live in Hong Kong, that some of these issues are often debated quite vigorously in our rumbustious and unfettered media, particularly if it is felt that these freedoms may be compromised or curtailed. Seen from afar, these lively exchanges might sometimes be regarded as evidence that our systems are under considerable stress. But, in my view, this type of frank and open debate is the glue that binds our society together. Heaven help us if the Fourth Estate becomes less forthright.
LITMUS TEST FOR FREEDOM
I expect you will read and hear plenty of impassioned views from Hong Kong over the next three months as our community sets about debating what many regard as a litmus test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and that is Article 23 of our Basic Law. This states that Hong Kong shall enact laws, on its own, to prohibit any act of treasons, secession, sedition, and subversion again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aws are also required on the theft of state secrets and to prohibit political activities by foreig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This matter goes to the very heart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How do you reconcil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s of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any country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ese are national laws. But because of Hong Kong's special status, the Basic Law empowers our legislature to enact our own laws on these sensitive issues. That in itself is a vote of trust in Hong Kong.
Five years after Reunificat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as taken root, and we have seen a blossoming of contact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As we enter the second five-year term of the Chief Executive, now seems as good a time as any to tackle this issue. I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in our community who argue that new legislation is unnecessary. But in view of our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we should in my view get on with it and remove any niggling doubts about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s once and for all.
At first glance, the government appears to have taken care to develop proposals that seem generally balanced and reasonabl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have been assessed and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 is a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whatever we do must dovetail with the commit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that apply to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has heeded the advic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to, wherever possible, draw on existing laws when formulating the legislation needed to implement Article 23. Few new laws will be required. And to protect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which are guaranteed in the Basic Law, in particula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at is so important in Hong Kong, very tight definitions of offenses have been formulated. In short, there must be a use of force, or a threat of force or violence, or acts of a grave criminal nature for many of the offenses to take place.
Nevertheless, there will be a number of proposals that will cause disquiet. I am sure our community will make full use of the three-month consultation period to express their concerns. But in looking ahead, and in trying to assess whether the proposals are balanced and fair, there are two points worth bearing in mind. One, our own legislature will debate this matter 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They will no doubt be well aware of their constituents' views, as well as the keen ey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be keeping on Hong Kong as consultations progress. Two, the laws that are eventually passed will be interpreted by our own courts, which draw on a long history of common law experience. They have shown themselves to be fully cognizant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benchmarks by which Hong Kong is judged, and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the finest tradition of an 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 judiciary.
Article 23 legislation is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ensitive legislation we have had to face since reunification. Its impact on our freedoms and our life style is far reaching. We should encourage the widest possible debate. But to achieve the best results, I think that this debate needs to be conducted with an open mind and in a calm, rational manner, free of emotion and rhetoric. The government has assured the public that it will consider carefully all views expressed. But as we all know,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We would find it very reassuring if the government was to agree to publish a "white bill," that is the draft legislation itself, for further consultation before it goes to our legislature.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get the legislation right rather than to rush to meet a deadline.
Article 23 is one of two "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 Basic Law that needs to be dealt with. The other is ou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Since 1997 we have been moving ahead within the Basic Law's prescribed ten-year framework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e have held two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and a district council poll, all of which were hotly contested by candidates from all political persuasions. Since July 1 this year, a new ministerial-style system of politically appointed officials has been introduced to make the government more open and accountable. The next district council polls will be held in 2003. This will be followed by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in 2004, when the six seats from a grand electoral college will be replaced by directly elected members of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t this point, half of our legislature will be directly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with the other half elect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representing key economic and social groupings in Hong Kong. And after 2007 it is up to Hong Kong people to decide the best way forward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I know that our friends here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sometimes find it hard to understand our electoral arrangements in Hong Kong, or why such an open and free-wheeling society is not yet a fully paid up member of the democracy club. Certainly, there are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believe that we should have a popularly elected Chief Executive and legislature, and that we should have it now. Equally, there are others who believe we should move more slowly. Clearly it is important to forge a consensus in the community on the pace of democracy. All this will take time. So the sooner we can begin this process the better. Hong Kong is not quite like any other place. We have a unique geopolitical context and a unique relationship with our sovereign. What we need is to construct a home-grown system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from the building blocks that we inherited on July 1, 1997. In particular, we need to encourag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sponsible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eater public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particularly amongst the better educated. And until we reach our ultimate goal of universal suffrage, the government must go the extra mile in exercising its authority in the most transparent and accountable manner possible and in encouraging m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ivil Servic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crucial role to play in the good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Of course, the Civil Service must change in keeping with the times. But what must not change is its commitment to certain core values. By that I mean integrity, political neutrality, intellectual honesty and rigor, fair play, and the courage to speak "truth unto power."
ECONOMIC CHALLENG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is also being brought into sharper focus by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uestion facing us in Hong Kong is how a relatively small and congested community of 7 million can maintain its relevance and market niche in the face of such huge developments.
I believe the answer lies in making the most of our differences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enhance our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and an Asian hub, as well as a window on the world for China. In other words by leveraging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our economic and legal systems as enshrined in the Basic Law. I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in the Mainland who believe they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Hong Kong--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nd standards, in law enforcement, in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in the rule of law.
There is now a flurry of activity in Hong Kong to cope with the rapid opening up of a Mainland market now more closely aligned to the world's rules-based trading system. Efforts are being concentrated on two broad fronts.
On one front, we are enhancing competitiveness by adding value in key economic drivers such as financial services,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tourism, and producer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We have always excelled in these areas but now we must further hone these skills and attractions to more closely gel with the needs of the Mainland mark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that it is also looking for a foothold there.
On the second front we are boosting the economic synergy with our prosperous hinterl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by working to smooth the flows of people, goods, cargo, and services across our land and sea boundaries. The PRD,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Macau, is the fastest growing and most affluent region in China with a population approaching 50 million and a GDP of US$258 billion that puts it amongst the world's top 20 economies. It has specific advantages and great potential as a consumer market, a trading hub, a manufacturing base, a services market, and as a destination for investment.
More resources will be devoted to hastening the flow of people and goods through such initiatives as co-located Customs and Immigration checkpoints, the development of an electronic cargo clearing system, and the opening up of new road and rail rout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RD. There are plans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in th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 sectors to provide more integrated services between major port and industrial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o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container port. All these initiatives will enhance the export efficiency of the PRD region and Hong Kong's ability to serve that extra trade. In moving forward with these plans, we must be mindful of the need to protect ou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dvantages, in particular our own stringent Customs and Immigration regimes.
SETTING THE TONE FOR THE FUTURE
Ladies and gentlemen, what has transpired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what will transpire five years hence, and 40 more after that, will ultimately determine wheth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judged a success. We in Hong Kong must understand that what we do now sets the tone for the future. No society anywhere can take its freedoms for granted. It is a truism that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 We must continue to guard the rights, freedoms, and advantages that we have been promised and enjoy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And we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speak up if we see any attempt to dilute these freedoms. We will not serve the best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nor those of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f we allow them to be gradually chipped away for the sake of expedience, or a short-sighted solution to a far-reaching problem.
And in plotting our course, we should stick to the basics--that i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Basic Law, and the basic fundamentals on which our success as an economy and a society have been built. This is especially vital now, at a time when Hong Kong is facing such great change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pheres. When you enter uncharted territory or choppy waters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to do is throw away your compass.
I think we have much to be proud of in Hong Kong. We have, by any standards, some of the best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on the world. And we're building more. Our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our legal systems, clean government, a level playing field--enjoys the trust and resp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ur economic policies, low taxes, and free-market philosophy have provided locals and expatriates with the freedom to "have a go" and pursue their dreams--and they get to keep most of the money they make from doing it as well.
Admittedly, we are going through a difficult patch at the moment with the continuing restructuring of our economy and the associated cost adjustments. These have painful consequences but we have to face up to them. There are no quick fixes. As in the past, we should recognize change for what it is--it is 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e have pulled ourselves up by the bootstraps and faced down serious challenges in every decade since, to create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and prosperous cities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We can do so again. Our legendary "can do" spirit may be a little under the weather at present but it has certainly not died. I am confident we will emerge from our present difficulties stronger and better able to benefit from Mainland China's steady growth. We will also be ready to exploit the opportunities that will follow from a rebound in the world economy. Our medium to long-term prospects remain good. So for those who are ready to write off Hong Kong, let me recall the words of the New York Times: "No one [I repeat, no one] has ever made any money betting against Hong Kong"!
--The Hono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CBE, JP is former Chief Secretary of Hong Kong.
Questions
Question: For those of us who love Taiwan, what lessons can we learn from Hong Kong's experience that might be relevant to a future reunification of PRC in Taiwan?
Mrs. Chan: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ncept was designed not just with Hong Kong in mind, but more particularly with Taiwan in mind. And as Chinese, of course, we all hope that one of these days, Taiwan will be reunited with China. I think China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it hopes to do so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nd through discussion. And we must all hope, as I'm sure you hope here, that that will be the way.
Question: One, would you comment on the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ompetition with Shanghai? How do you see the relative strengths of Hong Kong and Shanghai as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RC? Secondly, with regard to Taiwan, when the day comes when they do have direct travel arrangements across the strait, how would you see that affecting Hong Kong?
Mrs. Chan: I think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growth of Shanghai just as one can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goals and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The two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In other words, the rise of Shanghai need not spell the demise of Hong Kong.
And indeed, in a vast country like China, Deng Xiaoping once said, China requires many Hong Kongs and many Shanghais. It is true that Shanghai is coming up very fast and therefore Hong Kong needs to be particularly on its toes. We've always known in Hong Kong that we have to run just to keep still.
But I think that there is still a wide gap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not so much in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but in what I describe as the "software"--the rule of law; the predictability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pen, transparent government; a critical mass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the ability of firms to take their disputes to court and the certainty that disputes will be judged and resolved fairly in the courts. These are very important attributes of Hong Kong.
I would also add that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for business people. And finally, we have a freely convertible currency whereas, at the moment, the Chinese currency is not freely convertible. So I do think we have strengths upon which we should build.
But I repeat again, I think that Shanghai and Hong Kong can play very useful, complementary roles. We have, after all, very different hinterlands. And over the course of time, it would be expected that Shanghai would perhaps be very important in the whol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but Hong Kong would continue to play a very pivotal rol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region.
And the other part of your question was about Taiwan. Of course, one of these days, we expect that links, whether it is in shipping or in aviation or in trade will be established directly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But this need not mean that Hong Kong will no longer play a role. I think that while some of the indirect trade and investment will obviously go directly from Taiwan to other parts of the Mainland, nevertheless,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slice of the cake. In absolute terms, our role may be smaller, but in relative terms I think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fair share of the cake. That is provided we ensure that we remain competitive and build on our strengths.
Question: Two points. Martin Lee who led the movement on democracy before 1997 and who also insist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law--we have not heard much from him. Would you please comment about his activities, particularly on Article 23? And could you also say something about Falun Gong. We do not know much about what they are doing in Hong Kong or here. All I know is every time I drive by the Chinese Embassy I see a group of people standing there like statues.
Are they fre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what are they all about? What is Hong Kong's attitude, and what is China's reaction to that?
Mrs. Chan: Martin is alive and well and, indeed, I think he continues to speak up. Very recently he's been in quite a number of newspapers commenting on Article 23. I think that it is right and I understand the concerns that Martin and others have expressed on Article 23. But as I said in my presentation, we do need cool heads to look at this issue and we must keep our eye on our ultimate objective.
What is our ultimate objective? Our ultimate objective is a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is clear and unambiguous, that is tightly drawn and includes sufficient safeguards to ensure that all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guaranteed in the basic law are indeed protected. So that is our ultimate objective.
I don't think that at this stage it is particularly helpful to attempt to second guess the motives of either the SAR government 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deed, I would say that from what I've seen of the consulted documents, so far, I think we should give credit to the SAR government for making a conscientious effort to try and seek the right balance. But of course, we've only just started this consultation exercise. The SAR government has made it quite plain that this is a genuine consultation, that they invite views, they're very willing to sit down and talk with anybody who has views, and so hopeful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will end up with a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everybody can live with.
The Falun Gong is, as you know, outlawed on the Mainland but not so in Hong Kong. They continue to be a legally recognized organization and their activities will be allowed for as long as they keep within the law. The group in Hong Kong is actually not very large, but they can go about their activities quite legitimately. I was recently in Vancouver and I saw that some of the Falun Gong members seemed to be permanently stationed outside the Chinese Embassy in Vancouver. But in Hong Kong they can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quite clearly, and they can apply for government premises and government premises, for example, are allocated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So I don't detect that there's any attempt to interfere with their freedom to go about their activities provided they keep within the law.
Question: You mentioned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in Hong Kong in recent months. What's your view about a recipe for changing the taxation system?
Mrs. Chan: We're actually required by our constitution to maintain a low tax regime. That doesn't of course mean that the current rates for personal tax and profit tax are immutabl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he is very serious about balancing the budget and in that context, I think we're all waiting to see what his next budget will produce, whether he will feel the need to adjust the rates of tax. But we come back to the provision in the Basic Law which is, we are required to maintain a low and simple tax regime.
Dr. Feulner: Thank you very much, Madame Chief Secretary. One of the points you made is that "economic freedom is not a stand-alone." My colleagues and I, as you well know, are very proud of the fact that we have launched the last eight editions of our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which we publish jointly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 Hong Kong because Hong Kong has in fact been number one in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161 countries we rank. So I caution all of your successors in government to pay attention to your quote, when you said, "When you enter choppy waters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to do is throw away your compass." We view our Index as being one of those comp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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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智库布鲁斯金研究所:
[2004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对美国对香港政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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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POLICY STUDIES
Wednesday, September 15, 2004
[The 2004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http://www.brookings.edu/fp/cnaps/events/200409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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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avelet R , Sep 08,2004,09:59
《英文虎报》日前披露，香港多个政党，均曾参与由美国组织主办的工作坊及资助的
民调，而部分民主派组织例如思汇政策研究所、职工盟、人权监察及新力量网络都
曾接受过美国组织资助，这些组织都是直接或间接获美国政府支持的 NED拨款，陆
续引起传媒广泛跟进。《东周刊》最新一期报道，NED原来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千丝
万缕的关系。
《英文虎报》报道说，NED向近日不断发放滚动式民意的思汇研究所提供金钱援助。
思汇的陆恭蕙向《星岛日报》承认，过去曾接受这两个组织的赞助，包括03年初完
成了一项有关「部长制」的研究，于去年印制了一份有关区议会选举具体资料的小
册子。至于今年，则接受了该组织97万5千元的资助，分别进行两场研讨会及有关功
能团体的研究。
报道又引述陆恭蕙指，该两个组织在香港十分活跃，甚至会主动联络机构提供资助，
如该份小册子，便是NDI组织在有剩额拨款下，主动向其提供额外资助下出台的。至
于研究费用间接由美国政府而来，陆恭蕙称，「NDI是正当团体，但钱从何来，我唔
知亦唔会去问。」她又称非替该资助机构撰写顾问报告，故绝对不会因应资助机构
要求，改变任何研究的内容及结果。
近年经常发表民意调查的港大民意研究中心计划主任钟庭耀，亦向《星岛日报》承
认曾于去年底接受NDI赞助，进行政党发展调查，就跨政党发展进行调查。由于问题
由该中心自行草拟，故他们亦乐于接受赞助，而NDI亦没有定其他条件，但他拒绝透
露受资助的金额。
NED 虽声称为私人非牟利机构，但翻查资料，亦发现NED董事局成员与美国政府的情
报及政治工作有关，当中有前美国官员、亦有国会议员。其中，NED董事局副主席ThomasDonahue任
职的AFL-CIO（美国全国总工会），曾在七九至九五年期间，资助波兰团结工会超过
四千八百万港元，协助他们推翻波兰共产党，该组织的网页资料形容，此行动对结
束苏联在东欧的控制起着重要作用。而今年向李卓人任秘书长的职工会联盟资助八
十万元的ACILS，亦是美国全国总工会的属会。
星岛日报引述报导说，NED另一董事MortonAbramowitz来头更大，他曾在民主党执政
期间，任负责情报研究的助理国务卿，亦是一名资深外交人员，派驻过世界各地，
包括在六○年曾在香港工作。
据《东周刊》报道，他亦是FreedomHouse信托人协会成员，该协会的另一名成员保
罗.沃尔福威茨是分析情报的专家，曾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委任检视美国情报机制，
与中情局（C.I.A.）经常接触。
NED 除了资助香港政治组织外，亦积极向中国的海外民运组织提供资助，该组织亦
资助多个藏独团体。NED的其中一个经费来源，是美国政府新闻处。另外，获NED 拨
款为本地政党发展提供协助的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NDI），原来还获另一美国政府属下的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资助，换言
之，三个参加NDI提供的免费工作坊或资助民调的政党，亦间接受惠于美国政府。
《东周刊》报道说，美国政府除多次高调邀请香港「民主派」访美等活动外，原来
在香港也一直暗中进行一些「搞事」。有传媒较早前报道，80年代美国前总统里根
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成立了五个资助组织，以私人名义赞助海外推动民主活动，其
中由陆恭蕙创立的思汇政策研究所及民主党成员张炳良为主席的新力量网络，曾获
赞助最多近百万元资金。
报道说，该五个组织以「NED」为首，辖下有四个子组织（94年再加入两个主要靠私
人捐款运作的子组织），负责拨出七成资助，其余三成则由NED直接分发给海外机构。
其中， NED辖下的NDI（US National Democr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DI）是负责在港接触「民主派」及团体的重要窗口，但其作风十分低调及神秘，
办事处设在半山干德道一个高尚住宅单位内，大门外也没有任何标明是NDI的办事处。
《东周刊》在报道中透露，自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主流意见认为NED推动民主、
对抗前苏联共产政权的功能已消失，国会曾否决NED的拨款申请，其后参议院大会推
翻决定，NED才得以「死里逃生」，而近年得到政府的拨款更有增无减，原来背后有
中央情报局「撑腰」。
报道指出，NED董事局的不少成员与中情局关系密切，全面控制NED的财政，其中一
名董事Morton的来头不小，曾任负责情报研究的助理国务卿，在民主党执政期间，
更盛传是中情局局长的热门人选。
NED为人掩耳目，近年又将大部分拨款透过Freedom House及AFL-CIO等非政府机构发
放。NED董事局副主席Thomas Donahue 任职的AFL-CIO，曾被揭发操控一批与中情
局有关连的特工，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右翼工会领袖。
《东周刊》又指，更巧合的是，Morton是Freedom House信托人协会的成员，该协会
的另一个成员 保罗 沃尔福维兹 (Paul Wolfowitz)也是分析情报的专家，95年曾被
前总统克林顿委任检视美国整套情报机制，与中情局经常交手。
香港文汇报则报导对，于NED这个「大财主」，多个曾受其资助的香港「民主派」组
织，不约而同地称之为「好人」，但事实上，NED在美国政界的声誉极差，其背景及
活动多年来备受争议。美国著名治家William在其著作中，便讥讽NED是「中情局分
店」，「以往中情局碍于政府机关的身份而要秘密进行的勾当，现在NED可明刀明枪
地去做了」。
美国政治家BarbaraCony亦曾批评，NED有贪污及财政混乱的坏纪录，不单浪费美国
纳税人的金钱，更干预其他国家的选举，有时甚至做一些与美国外交政策背道而驰
的勾当。
不过，NED本身对干预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内部事务毫不掩饰，更引以为「自豪」。在
其网页中，该组织更强调，受他们资助的香港人权监察和职工盟有份组织香港去年
的「七一」游行，更成功「推翻基本法》23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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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安生与美帝极右智库传统基金会
Last November, Mrs. Chan challenged the idea that, as the eyes of the world turned increasingly on China, Hong Kong should emphasize "one country" and forget about "two systems." "I suggest that quite the opposite is true," she said, "Hong Kong can best help itself and help our country by leveraging our differences under the two-systems concept."
Well, this is the kind of statement of principle that makes me so honored by Mrs. Chan's friendship. And wh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s so honored that she has agreed to serve as a member of our Asian Studies Center Advisory Board. We are under no illusion that Mrs. Chan gains stature from being identified with us. On the contrary, Mrs. Chan has given Heritage a profound privilege by letting us be identified with he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Well, this is the kind of statement of principle that makes me so honored by Mrs. Chan's friendship. And wh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s so honored that she has agreed to serve as a member of our Asian Studies Center Advisory Board. We are under no illusion that Mrs. Chan gains stature from being identified with us. On the contrary, Mrs. Chan has given Heritage a profound privilege by letting us be identified with her.
by The Hono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CBE, JP
Heritage Lecture #766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hl766.cfm
October 4, 2002 | Download PDF | Send to a Friend
Introduction by Dr, Edwin J. Feulner, Presiden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t is my honor to introduce one of the most persistent and principled defenders of democracy in Asia, and perhaps the most respected figure in Hong Kong's democracy.
The Honorable Anson Chan is so respected, in fact, that when she served as Hong Kong's second-highest official, eve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understood her commitment to Hong Kong's democratic future and--most of the time--treaded lightly around her.
She has been described in both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newspapers in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s "the conscience of Hong Kong," as the "principled and popular head of the territory's civil service," and when she retired last ye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emoaned that "Hong Kong-style liberalism, as represented in the public service by Anson Chan, is now an endangered species."
She was--and remains--Hong Kong's conscience.
Her conscience, alas, has been sorely tested since 1997.
Mrs. Chan quietly but effectively oppos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ask Beijing to overturn Hong Kong's Supreme Court on a right-of-abode case.
She has slapped down Mainland officials who try to mix politic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ith business in Hong Kong.
Although the religious sect Falun Gong had been branded as subversive in Mainland China, just before Mrs. Chan's retirement the sect was allowed to use Hong Kong's city hall for a large gathering--a striking example of freedom in a Chinese-ruled territory.
Beijing-owned newspapers in Hong Kong lashed out at the government for the decision, but it was a source of pride in Hong Kong that Mrs. Chan had insisted that Hong Kong's freedoms were not to be eroded by Beijing's pressure.
As you know, Anson resigned as the SAR's top civil servant and the Senior Official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in April 2001. Shortly before her retirement, the 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s poll on public satisfac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op government leaders gave Mrs. Chan far and away the highest score of 85.
Mrs. Chan's career of service to Hong Kong was a long, distinguished, and influential one. She join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1962 as an Administrative Officer and held senior positions in finance, commerce, industry, social services, and economic policy.
She was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from 1987 through 1993, a post that gave her responsibility for oversee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he now world-renowned Chek Lap Kok port and airport facilities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Hong Kong's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tourism, energy, and food supplies.
She was appointed Chief Secretary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November 1993, the first Chinese and the first woman to hold the position after 150 years of British incumbents. And in 1995, the Chinese government quietly confirmed that Mrs. Chan would continue as Hong Kong's chief secretary through the 1997 handover in order to ensure government continuity and in order to retain public confidence.
Unburdened by the constraints of office since her retirement last year, she has become even more persistent in her advocacy of Hong Kong's separate identity.
Last November, Mrs. Chan challenged the idea that, as the eyes of the world turned increasingly on China, Hong Kong should emphasize "one country" and forget about "two systems." "I suggest that quite the opposite is true," she said, "Hong Kong can best help itself and help our country by leveraging our differences under the two-systems concept."
Well, this is the kind of statement of principle that makes me so honored by Mrs. Chan's friendship. And wh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s so honored that she has agreed to serve as a member of our Asian Studies Center Advisory Board. We are under no illusion that Mrs. Chan gains stature from being identified with us. On the contrary, Mrs. Chan has given Heritage a profound privilege by letting us be identified with her.
It is a distinct honor and pleasure to introduce a leader of such rare achievem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Honorable Mrs. Anson Chan.
--Edwin J. Feulner, Ph.D. is President of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Lecture by the Hono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CBE, JP Former Chief Secretary of Hong Kong
Thank you Ed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for the invitation to meet and talk with you all today about a subject that is dear and close to my heart: Hong Kong. It is a pleasure to visit Washington again after an absence of three years. And, of course, it is an honor to have been invited back to see you some 18 months after my retirement.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I am thoroughly enjoying my new status as a "pensioner."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wake up every morning knowing that I can go about my daily life as "Citizen Anson" after almost 40 years as "Civil Servant Anson." I have been able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 and I have had more time to travel and do some sightseeing in all of those cities I visited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including here in D.C.
One thing that I have come to appreciate since stepping away from pubic office, and an official car, is the wit and insight of our taxi drivers.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y are a tremendous barometer of public opinion. Like their American cousins, they are not backward in coming forward with all manner of suggestions, ideas, criticisms, and comments about w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doing. Sometimes I nod in agreement. Sometimes I'll argue a point. Sometimes I have to gently remind them that I don't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any more. But what always impresses me is their passion for Hong Kong. It is a great comfort that people in our society, just as here in America, have the courage of their convictions, and the confidence and freedom to air those views, whether that be in the front seat of a taxi, or on the front page of a newspaper.
It is also reassuring, and I know I speak for others in Hong Kong, th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continues to show such a keen interest in our little corner of the world, and a genuine desire to look below the veneer of popular reportage for a more realistic assessment of our progress, five years after our historic reunification. I cannot stress enough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remain on the radar screen of our second-largest trading partner.
The fact is Hong Kong matters to America. We have shared values and interests, personal ties and common goals. We are partners in law enforcement,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money laundering, and narcotics and human trafficking. Some 50,000 of your citizens live in Hong Kong and over 1,100 American firms are established there. We are your 13th largest export market. Last year, total U.S. exports to Hong Kong exceeded US$14 billion and you have more than US$29 billion worth of direct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not counting portfolio investment.
I understand that our friends in America, in bo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ectrums, 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Hong Kong as a bastion of freedom in Asia, and as a role model for the benefits of interaction within the global village. Make no mistak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feel the same way too. So this afternoon, I hope that I can provide you with some insight into the more positive developments in the Hong Kong SAR, as well as those areas on which we need to keep an eye as we move forward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SUCCESSFUL TRANSITION
Hong Kong's reunification in 1997 is a source of immense pride for our nation, as it is for many of us in Hong Kong. Speaking personally, it was a great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not only witness the Handover ceremonies, but to also be amongst those who made the smooth transition from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to tha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ur national leaders have scrupulously honored their hands-off approach. Not only that, they have been extremely supportive in helping Hong Kong address some of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at have demanded so much of our energy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It is easy to overlook just how successful that transition has been, although I would not try to conceal the fact that we have had to deal with some very difficult issues. We will most likely face some tough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too. Bu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working, and we do enjoy the promised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to run our own affairs.
Hong Kong's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after more than 155 years of separation was, in my view,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geo-political events of the last century. Never before has an entire economy and community of almost 7 million people made such a dramatic yet almost seamless change. So by any measure,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All of the key institutions that underpin our development as a free and pluralistic society have remained in place. You've heard me mention them often enough, but they warrant repeating. It is important for our international friends, as well as people in Hong Kong, to know and understand that we remain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e pillars of our society that set us apart from other parts of our country,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 rule of law upheld by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business;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capital and goods; and a clean administration are as fundamental to ou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s they have been in the past five, 10 or 50 year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Hong Kong has continued to make meaningful contributions in such fora a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and APEC. We have sent our teams to the Olympics and the Asian Games and a host of other international meetings. We continue to sign agreements with other governments in a wide range of areas such as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air services, and immigration co-operation. As a city and community that thrives on interaction with the global market, we take our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extremely seriously.
You will find no better example than our unswerving support of the global efforts to eradicate the scourge of terrorism. During Hong Kong's presidency of th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in 2001-2002, we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expanding the remit of the organization to target terrorist financing. We acted quickly and readily to implement U.N. resolutions that make it much harder for terrorists to fund their activities. Our Police Force has always maintained close links with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FBI and the U.S. Secret Service. But that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has been stepped up in tandem with our own increased vigilance against the threat of terrorist activity.
Just last week, Hong Kong and U.S. Customs Service signed a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the U.S.'s 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 As the busiest container port in the world, it was inevitable that Hong Kong would be asked to play a role in this important undertaking. And as a major trading economy, we not only have a vested interest, but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enhance the security of the global maritime trading system. We do so willingly and gladly.
As many of you know, people of all colors, races, and creed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are welcome in Hong Kong to live and work amongst us. We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prosper in peace as partners, friends, and equals. Hong Kong's unflinching commitment to live in a free, open, and pluralistic society is the best answer to the scourge of terrorism. And it also serves as our ongoing memorial to those who so senselessly died on September 11 last year.
This commitment to freedom is part and parcel of what makes Hong Kong such a vibrant and cosmopolitan community, and why we remain a home away from home for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expatiates, including 50,000 from the U.S. We are acutely aware that economic freedom is not a stand-alone determined by tax rates, tariffs, and trade access. I know that you know it is much more than that.
It's about having the freedom to read what you like whether it be a newspaper, a magazine, or on the Internet; it's about speaking your mind, whether it makes sense or not; it's about having the freedom to come and go as you please; it's about settling your differences in court with a tried and trusted legal system; it's about going to the mosque on Friday, the synagogue on Saturday, or the church on Sunday without fear of attack or reprisal. It's about being able to walk home at night without being mugged. It's about many things.
So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who live in Hong Kong, that some of these issues are often debated quite vigorously in our rumbustious and unfettered media, particularly if it is felt that these freedoms may be compromised or curtailed. Seen from afar, these lively exchanges might sometimes be regarded as evidence that our systems are under considerable stress. But, in my view, this type of frank and open debate is the glue that binds our society together. Heaven help us if the Fourth Estate becomes less forthright.
LITMUS TEST FOR FREEDOM
I expect you will read and hear plenty of impassioned views from Hong Kong over the next three months as our community sets about debating what many regard as a litmus test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and that is Article 23 of our Basic Law. This states that Hong Kong shall enact laws, on its own, to prohibit any act of treasons, secession, sedition, and subversion again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aws are also required on the theft of state secrets and to prohibit political activities by foreig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This matter goes to the very heart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How do you reconcil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s of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any country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ese are national laws. But because of Hong Kong's special status, the Basic Law empowers our legislature to enact our own laws on these sensitive issues. That in itself is a vote of trust in Hong Kong.
Five years after Reunificat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as taken root, and we have seen a blossoming of contact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As we enter the second five-year term of the Chief Executive, now seems as good a time as any to tackle this issue. I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in our community who argue that new legislation is unnecessary. But in view of our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we should in my view get on with it and remove any niggling doubts about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s once and for all.
At first glance, the government appears to have taken care to develop proposals that seem generally balanced and reasonabl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have been assessed and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 is a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whatever we do must dovetail with the commit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that apply to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has heeded the advic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to, wherever possible, draw on existing laws when formulating the legislation needed to implement Article 23. Few new laws will be required. And to protect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which are guaranteed in the Basic Law, in particula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at is so important in Hong Kong, very tight definitions of offenses have been formulated. In short, there must be a use of force, or a threat of force or violence, or acts of a grave criminal nature for many of the offenses to take place.
Nevertheless, there will be a number of proposals that will cause disquiet. I am sure our community will make full use of the three-month consultation period to express their concerns. But in looking ahead, and in trying to assess whether the proposals are balanced and fair, there are two points worth bearing in mind. One, our own legislature will debate this matter 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They will no doubt be well aware of their constituents' views, as well as the keen ey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be keeping on Hong Kong as consultations progress. Two, the laws that are eventually passed will be interpreted by our own courts, which draw on a long history of common law experience. They have shown themselves to be fully cognizant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benchmarks by which Hong Kong is judged, and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the finest tradition of an 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 judiciary.
Article 23 legislation is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ensitive legislation we have had to face since reunification. Its impact on our freedoms and our life style is far reaching. We should encourage the widest possible debate. But to achieve the best results, I think that this debate needs to be conducted with an open mind and in a calm, rational manner, free of emotion and rhetoric. The government has assured the public that it will consider carefully all views expressed. But as we all know,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We would find it very reassuring if the government was to agree to publish a "white bill," that is the draft legislation itself, for further consultation before it goes to our legislature.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get the legislation right rather than to rush to meet a deadline.
Article 23 is one of two "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 Basic Law that needs to be dealt with. The other is ou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Since 1997 we have been moving ahead within the Basic Law's prescribed ten-year framework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e have held two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and a district council poll, all of which were hotly contested by candidates from all political persuasions. Since July 1 this year, a new ministerial-style system of politically appointed officials has been introduced to make the government more open and accountable. The next district council polls will be held in 2003. This will be followed by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in 2004, when the six seats from a grand electoral college will be replaced by directly elected members of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t this point, half of our legislature will be directly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with the other half elect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representing key economic and social groupings in Hong Kong. And after 2007 it is up to Hong Kong people to decide the best way forward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I know that our friends here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sometimes find it hard to understand our electoral arrangements in Hong Kong, or why such an open and free-wheeling society is not yet a fully paid up member of the democracy club. Certainly, there are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believe that we should have a popularly elected Chief Executive and legislature, and that we should have it now. Equally, there are others who believe we should move more slowly. Clearly it is important to forge a consensus in the community on the pace of democracy. All this will take time. So the sooner we can begin this process the better. Hong Kong is not quite like any other place. We have a unique geopolitical context and a unique relationship with our sovereign. What we need is to construct a home-grown system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from the building blocks that we inherited on July 1, 1997. In particular, we need to encourag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sponsible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eater public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particularly amongst the better educated. And until we reach our ultimate goal of universal suffrage, the government must go the extra mile in exercising its authority in the most transparent and accountable manner possible and in encouraging m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ivil Servic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crucial role to play in the good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Of course, the Civil Service must change in keeping with the times. But what must not change is its commitment to certain core values. By that I mean integrity, political neutrality, intellectual honesty and rigor, fair play, and the courage to speak "truth unto power."
ECONOMIC CHALLENG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is also being brought into sharper focus by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uestion facing us in Hong Kong is how a relatively small and congested community of 7 million can maintain its relevance and market niche in the face of such huge developments.
I believe the answer lies in making the most of our differences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enhance our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and an Asian hub, as well as a window on the world for China. In other words by leveraging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our economic and legal systems as enshrined in the Basic Law. I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in the Mainland who believe they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Hong Kong--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nd standards, in law enforcement, in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in the rule of law.
There is now a flurry of activity in Hong Kong to cope with the rapid opening up of a Mainland market now more closely aligned to the world's rules-based trading system. Efforts are being concentrated on two broad fronts.
On one front, we are enhancing competitiveness by adding value in key economic drivers such as financial services,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tourism, and producer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We have always excelled in these areas but now we must further hone these skills and attractions to more closely gel with the needs of the Mainland mark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that it is also looking for a foothold there.
On the second front we are boosting the economic synergy with our prosperous hinterl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by working to smooth the flows of people, goods, cargo, and services across our land and sea boundaries. The PRD,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Macau, is the fastest growing and most affluent region in China with a population approaching 50 million and a GDP of US$258 billion that puts it amongst the world's top 20 economies. It has specific advantages and great potential as a consumer market, a trading hub, a manufacturing base, a services market, and as a destination for investment.
More resources will be devoted to hastening the flow of people and goods through such initiatives as co-located Customs and Immigration checkpoints, the development of an electronic cargo clearing system, and the opening up of new road and rail rout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RD. There are plans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in th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 sectors to provide more integrated services between major port and industrial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o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container port. All these initiatives will enhance the export efficiency of the PRD region and Hong Kong's ability to serve that extra trade. In moving forward with these plans, we must be mindful of the need to protect ou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dvantages, in particular our own stringent Customs and Immigration regimes.
SETTING THE TONE FOR THE FUTURE
Ladies and gentlemen, what has transpired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what will transpire five years hence, and 40 more after that, will ultimately determine wheth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judged a success. We in Hong Kong must understand that what we do now sets the tone for the future. No society anywhere can take its freedoms for granted. It is a truism that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 We must continue to guard the rights, freedoms, and advantages that we have been promised and enjoy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And we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speak up if we see any attempt to dilute these freedoms. We will not serve the best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nor those of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f we allow them to be gradually chipped away for the sake of expedience, or a short-sighted solution to a far-reaching problem.
And in plotting our course, we should stick to the basics--that i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Basic Law, and the basic fundamentals on which our success as an economy and a society have been built. This is especially vital now, at a time when Hong Kong is facing such great change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pheres. When you enter uncharted territory or choppy waters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to do is throw away your compass.
I think we have much to be proud of in Hong Kong. We have, by any standards, some of the best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on the world. And we're building more. Our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our legal systems, clean government, a level playing field--enjoys the trust and resp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ur economic policies, low taxes, and free-market philosophy have provided locals and expatriates with the freedom to "have a go" and pursue their dreams--and they get to keep most of the money they make from doing it as well.
Admittedly, we are going through a difficult patch at the moment with the continuing restructuring of our economy and the associated cost adjustments. These have painful consequences but we have to face up to them. There are no quick fixes. As in the past, we should recognize change for what it is--it is 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e have pulled ourselves up by the bootstraps and faced down serious challenges in every decade since, to create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and prosperous cities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We can do so again. Our legendary "can do" spirit may be a little under the weather at present but it has certainly not died. I am confident we will emerge from our present difficulties stronger and better able to benefit from Mainland China's steady growth. We will also be ready to exploit the opportunities that will follow from a rebound in the world economy. Our medium to long-term prospects remain good. So for those who are ready to write off Hong Kong, let me recall the words of the New York Times: "No one [I repeat, no one] has ever made any money betting against Hong Kong"!
--The Hono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CBE, JP is former Chief Secretary of Hong Kong.
Questions
Question: For those of us who love Taiwan, what lessons can we learn from Hong Kong's experience that might be relevant to a future reunification of PRC in Taiwan?
Mrs. Chan: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ncept was designed not just with Hong Kong in mind, but more particularly with Taiwan in mind. And as Chinese, of course, we all hope that one of these days, Taiwan will be reunited with China. I think China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it hopes to do so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nd through discussion. And we must all hope, as I'm sure you hope here, that that will be the way.
Question: One, would you comment on the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ompetition with Shanghai? How do you see the relative strengths of Hong Kong and Shanghai as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RC? Secondly, with regard to Taiwan, when the day comes when they do have direct travel arrangements across the strait, how would you see that affecting Hong Kong?
Mrs. Chan: I think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growth of Shanghai just as one can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goals and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The two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In other words, the rise of Shanghai need not spell the demise of Hong Kong.
And indeed, in a vast country like China, Deng Xiaoping once said, China requires many Hong Kongs and many Shanghais. It is true that Shanghai is coming up very fast and therefore Hong Kong needs to be particularly on its toes. We've always known in Hong Kong that we have to run just to keep still.
But I think that there is still a wide gap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not so much in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but in what I describe as the "software"--the rule of law; the predictability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pen, transparent government; a critical mass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the ability of firms to take their disputes to court and the certainty that disputes will be judged and resolved fairly in the courts. These are very important attributes of Hong Kong.
I would also add that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for business people. And finally, we have a freely convertible currency whereas, at the moment, the Chinese currency is not freely convertible. So I do think we have strengths upon which we should build.
But I repeat again, I think that Shanghai and Hong Kong can play very useful, complementary roles. We have, after all, very different hinterlands. And over the course of time, it would be expected that Shanghai would perhaps be very important in the whol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but Hong Kong would continue to play a very pivotal rol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region.
And the other part of your question was about Taiwan. Of course, one of these days, we expect that links, whether it is in shipping or in aviation or in trade will be established directly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But this need not mean that Hong Kong will no longer play a role. I think that while some of the indirect trade and investment will obviously go directly from Taiwan to other parts of the Mainland, nevertheless,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slice of the cake. In absolute terms, our role may be smaller, but in relative terms I think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fair share of the cake. That is provided we ensure that we remain competitive and build on our strengths.
Question: Two points. Martin Lee who led the movement on democracy before 1997 and who also insist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law--we have not heard much from him. Would you please comment about his activities, particularly on Article 23? And could you also say something about Falun Gong. We do not know much about what they are doing in Hong Kong or here. All I know is every time I drive by the Chinese Embassy I see a group of people standing there like statues.
Are they fre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what are they all about? What is Hong Kong's attitude, and what is China's reaction to that?
Mrs. Chan: Martin is alive and well and, indeed, I think he continues to speak up. Very recently he's been in quite a number of newspapers commenting on Article 23. I think that it is right and I understand the concerns that Martin and others have expressed on Article 23. But as I said in my presentation, we do need cool heads to look at this issue and we must keep our eye on our ultimate objective.
What is our ultimate objective? Our ultimate objective is a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is clear and unambiguous, that is tightly drawn and includes sufficient safeguards to ensure that all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guaranteed in the basic law are indeed protected. So that is our ultimate objective.
I don't think that at this stage it is particularly helpful to attempt to second guess the motives of either the SAR government 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deed, I would say that from what I've seen of the consulted documents, so far, I think we should give credit to the SAR government for making a conscientious effort to try and seek the right balance. But of course, we've only just started this consultation exercise. The SAR government has made it quite plain that this is a genuine consultation, that they invite views, they're very willing to sit down and talk with anybody who has views, and so hopeful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will end up with a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everybody can live with.
The Falun Gong is, as you know, outlawed on the Mainland but not so in Hong Kong. They continue to be a legally recognized organization and their activities will be allowed for as long as they keep within the law. The group in Hong Kong is actually not very large, but they can go about their activities quite legitimately. I was recently in Vancouver and I saw that some of the Falun Gong members seemed to be permanently stationed outside the Chinese Embassy in Vancouver. But in Hong Kong they can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quite clearly, and they can apply for government premises and government premises, for example, are allocated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So I don't detect that there's any attempt to interfere with their freedom to go about their activities provided they keep within the law.
Question: You mentioned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in Hong Kong in recent months. What's your view about a recipe for changing the taxation system?
Mrs. Chan: We're actually required by our constitution to maintain a low tax regime. That doesn't of course mean that the current rates for personal tax and profit tax are immutabl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he is very serious about balancing the budget and in that context, I think we're all waiting to see what his next budget will produce, whether he will feel the need to adjust the rates of tax. But we come back to the provision in the Basic Law which is, we are required to maintain a low and simple tax regime.
Dr. Feulner: Thank you very much, Madame Chief Secretary. One of the points you made is that "economic freedom is not a stand-alone." My colleagues and I, as you well know, are very proud of the fact that we have launched the last eight editions of our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which we publish jointly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 Hong Kong because Hong Kong has in fact been number one in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161 countries we rank. So I caution all of your successors in government to pay attention to your quote, when you said, "When you enter choppy waters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to do is throw away your compass." We view our Index as being one of those comp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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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智库布鲁斯金研究所:
[2004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对美国对香港政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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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POLICY STUDIES
Wednesday, September 15, 2004
[The 2004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http://www.brookings.edu/fp/cnaps/events/200409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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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美國“思想工作”
我看美國“思想工作”
思 遙
美國也有思想工作嗎?如果就名稱而言，确實沒有。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產生“美國沒有思想工作，不也照樣發展，我們為什么要有?”的疑問。其實，只要我們越 過形式的屏障，就不難發現，美國社會對思想道德的控制和引導，是非常看重而且方法很多、多管齊下且功效頗佳。從一般意義講，這恐怕就是思想工作了。當然， 其目的和性質的差別，是自不待言的。
愛國導向
美國是一個矛盾极為复雜的社會：階級矛盾、民族斗爭、政党分歧、种族紛爭、宗教沖突、貧富分化、強弱對立以及國際事務中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較量。如 果說思想工作的政治功能主要是凝聚人心、鞏固政權、化解矛盾、穩定社會的話，那么，唯有愛國主義才能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社會力量，找到在种种利 益沖突中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某种共同點、結合點。所以，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就成為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和主要實現方式。他們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去論證現存 國家政權的政治合法性，并起到“社會水泥”和“思想旗幟”的作用。美國通過持久的愛國主義教育，在一代又一代新老移民中形成了強烈的“美利堅民族意識”。
美國人根据自己的主体价值觀孕育出強烈的愛國熱情。他們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任何政党或政府都是變換的暫存的，只有美國能夠長久存在。
在這种意識支配下，呈現出一道奇特的景觀，那就是近乎于濫用的國旗。無論是議會大廈、司法行政机關，還是學校、公司、賓館、商場，几乎沒有不挂國旗的。一 些快餐店、加油站、市民或農場主的門前或屋頂上也張挂著國旗。航天器、警車、私家小飛机、私人游艇、貨車尾部、遮雨蓬、陣亡將士棺木經常可見國旗或噴印的 國旗圖案。甚至在待价而沽的花旗參包裝、小指甲刀、禮帽、內褲、文胸、T恤、雨傘和旅游鞋上都不乏星條旗圖案。在華盛頓紀念碑下和美墨邊境上，几十面美國 國旗獵獵作響，令人神情為之一振。据說布什訪問中國時曾送過一雙印有中美國旗圖案的皮靴給李鵬總理，頗令人尷尬。中國國旗使用得非常慎重，以至于難覓蹤 影，國旗意識因而較淡。
在迪斯尼樂園，我攝下了一個難得的鏡頭。一對行色匆匆的青年男女，剛看到星條旗之歌伴奏下的降旗儀式，馬上駐足佇立，仰望國旗，并將右掌置于左胸前，神情自然而又很虔誠。此情此景，不由得不惊嘆美國人的國旗意識。
美國儿童上幼儿園就學畫美國國旗，中小學每周還要舉行升降國旗、唱國歌的儀式。
每年6月14日為國旗日，各州都要舉行各种紀念儀式，并在公共場所懸挂國旗。每年國慶節，舉國更是成了星條旗的海洋。國旗在美國受尊重的程度，以及圍繞國旗大肆宣揚民族精神的做法，在世界范圍內是很少見的。
美國是個移民社會，為了保證每個新入籍的移民對美國的忠誠，美國實行著多种形式的“洗腦換心”工作。每年舉行的外國移民加入美國國籍的宣誓儀式，成千上万的移民們在美國國旗下，集体宣誓將效忠美國之后，才能拿到美國國籍，成為美國正式的一員。
美國一些公司用愛國主義作為廣告主題打動人心，贏得市場。雪佛萊汽車公司的廣告不提及汽車任何的优點和性能，而是反复強調偉大的美國，了不起的美國，勤勞 的美國人民，在一個電視廣告里，占有一分鐘的畫面，不停地向觀眾展現美國國旗，以慢鏡頭描繪各种感人的場面，美國人民的工作、生活情況，從加州到紐約，全 美30多處景致清晰可辨，不時插進雪佛萊汽車的圖像，這种宣傳，既激發了美國人的愛國熱情，又吸引了一大批雪佛萊汽車的購買者。
宗教維系
我在美國多家賓館的客房里，都看到一本精裝的圣經，在有的賓館中，還看到有專為禮拜而設的房間。
翻開2000年8月5日的《中國日報》，看到一則援引美聯社的報道：老人單騎送“新約”，說亞利桑那州62歲的康普，已騎單車經歷8個州，分發新約全書三個月，送出2000多本。
据介紹，《圣經》始終是美國最暢銷的書，年銷量900万冊左右。每家每戶大多備有一本《圣經》。
宗教在美國人民的精神生活領域占著統治地位。許多美國人認為，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才會在世上規矩、誠實、恭敬地做人；不怕上帝的人，則极可能膽大妄為，自 我膨脹，為所欲為，并最終陷入罪惡。因此，美國人用上帝的震攝力量約束自己的行為舉止，規范自己的道德操守。另外，美國人一生中最重大的几件事——出生、 成年、結婚、死亡，都由宗教提供習俗与禮儀，体現出宗教對個人的作用貫穿其生命始終。
美國政教分离，沒有國教。美國社會宗教團体林立，派別眾多，教堂數量也為世界之最。据說美國信教并隸屬于各种教會的人占了總人口的86％，現有教堂足以容 納2/3的美國人。美國有7240万名新教徒屬于186個新教教派，5000万名天主教徒有25000個教堂，580万猶太教徒有5000個猶太教堂。此 外美國還有大大小小的1500個信仰各异的宗教團体，總共擁有300多万會員，美國每年新產生的新教會新教派就有1000多個。近年來有100多万本土出 生的美國人信了佛教。在美國，只有3％的人宣稱自己不信教。
宗教在美國可以說是非常興旺。1974年美國電視宗教頻道只有9個，可22年過去后這個數字已改寫為257個。在洛杉磯我讀到一份由一個佛教組織辦的《美 州人間佛報》，對開彩色大報，12個版面，有“佛言”、“做人”、“行善”，也發新聞、談政治、做廣告，頗為丰富可讀，而且還是免費。這也代表了美國很多 宗教的新趨勢，即采用現代的形式，注重教眾們最關心的當代問題，增強宗教的吸引力。
美國人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上帝保佑美國”。歷屆美國總統都是教徒，宣誓就職時，他們要把右手放在一本翻開的圣經上說，“愿上帝保佑”。美國的參、眾 兩院都設有專職的新教牧師，各高等院校可以教授宗教課程(我到斯坦福大學參觀，看到最美的一座建筑就是教堂)。政府對所有的教會和宗教團体做生意都實行免 稅制度，對教會的捐贈可以減稅。
宗教是美國社會最基本的個人精神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源泉，它要求人們在日益物質化的社會中，保持個人的精神信仰、虔誠、忠貞和團結。對于各种社會問題，如吸 毒、犯罪、同性戀、艾滋病、道德敗坏、非婚生育等等，他們都希望用重建人們的宗教信仰來解決，用宗教填補那些由科學和理性無法占据的心靈空間。
一個美國人如果參加某個宗教組織，他便在社會上獲得了某种身份和地位，成為團体中的一員，不再孤獨与無助。美國的教堂還是人們互相交往的重要場合，這說明宗教是維系社會、人心的重要精神形式。
在美國軍隊中，宗教起著非同一般的作用，宗教對士兵的影響比任何其他因素都大，素有美軍精神支柱之稱。“上帝的使者”——隨軍牧師起到了一般軍官所起不到 的作用，他們一般具備大學本科學歷、三四年神學院學習經歷以及民間布道兩年以上的經驗并熱愛宗教事業。在軍隊中他們操持宗教事務，灌輸宗教獻身精神，解決 人際矛盾，了解溝通官兵的心理和思想，幫助精神受挫的士兵恢复精神。美國軍隊自1775年設立隨軍牧師制度以來，隨軍牧師列入了美軍正式編制，最高可授少 將軍銜，發揮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利益粘合
在華盛頓，一位很有教養的汽車專家，過去是一家公司的經理，而現在為原來公司助手創辦的公司打工。我問他這种關系是否好處，他很坦然地說，在美國，實力和利益是第一位的，其次才考慮其他，沒有什么不自然的。
美國社會的基本价值觀是個人利益。他們認為，經濟利益是社會最好的粘合劑。
美國人認為，個人利益代表一般人的价值和尊嚴，代表人民的价值和尊嚴。他們視金錢為改進生活方式和擴大行動自由的手段，但同時也視其為改善別人的生活和擴大別人的自由的手段。這也是最根本的一點。
人們把金錢和利益作為最佳的社會連結鏈條。在社會日益以金錢來區別一切的美國，很多人都認為，在每個人都有的“社會關系”中有四种重要關系：血緣或親屬關 系、法律關系、道德關系和金錢關系，金錢關系是最可靠的關系。是利益吸引和調動了普通勞動者。在美國，很多儿童吃著國家的免費食品長大，所有的孩子都必須 接受12年制的免費義務教育，80％的中學生可以升入大專院校，大學有多种形式的獎學金，社會保障系統也比較健全，失業有救濟，傷殘有保險。不少美國人都 為自己能生長在美國或加入美國國籍而驕傲。創造美國經濟奇跡的真正原因是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勤奮工作。人們努力工作賺錢，不斷取得成功。他們認為，這种發財 致富的痴迷同上天賜予我們的任何熱情一樣，是不可征服的，你可以嘗試去規范他，卻無法消滅它。美國似乎變成了一個人人都不遺余力地追求金錢、追求成功的國 家，“創業”、“改善”、“干勁”等詞在宣傳中隨處可見，被廣為贊美。
美國人的切身体會是：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意味著擁有不受干涉的自由，這种自由反過來又意味著擁有賺錢發財和追求幸福的能力。這個難以駕馭的社會只能 依靠美國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現實的紐帶連結在一起，利益是“人類最強烈的沖動”。利益將作為一种粘合力在生机勃勃与繁榮的社會中發揮作用。
很多人都擔心，一個如此專注于發財致富的社會不僅無助于藝術及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發展，而且還會讓自私自利的思想泛濫成災，最終使整個社會崩潰。
其實，絕大多數美國人擁有的共同東西就是利益。不能用武力來控制他們，否則他們將沒有自由。只有利益可以遏止他們。美國人自己管理自己，因為他們的利益驅 使他們這樣做。發財和成功的渴望幫助他們形成了自我克制的習慣，“金錢的作用真奇妙，掌握了獲得金錢的手段，人們的思想就改變了。”人們提高生活水平的愿 望越來越深地滲入到社會的多個階層。這對老百姓的覺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法律規范
早在1842年時，一支160人的隊伍從密蘇里州起程向莽莽荒原的西部進發，只走了几天，一些人的“美國性格”就暴露無遺，人人都擺出一副決意要管別人、 而又不輕易讓別人管的神气，隊伍几乎陷入無法無天無拘無束的境地，形勢大亂。這時隊長建議：安下營來，為日后這隊人的管理制訂法規，這個建議馬上得到大家 一致贊同。從此所有的人無不依法行事了。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也是美國社會的一個縮影。美國是一個很自由的社會，但同時又是一個有諸多制約且非常有序的社會，你處處得守規矩。
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聯幫法和地方法一起，据說有100多万件，每年還新訂一万多頁的法律法規。多如牛毛的法律難免給人龐雜瑣碎之感，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從 維護正義的初衷异化為無奈的游戲，但是，法制健全畢竟是一种進步，對強化道德秩序也有積极意義。省卻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和人際糾紛。
在美國，把一些人治或法制不健全的國家屬于思想教化、道德提倡的東西納入了法制軌道加以規范；許多看上去是私事卻被政府、法律干涉；一些看似教育文化允許內的尋常事，則可能是犯罪行為；人們的公共責任和義務不單是從道德角度而且從法律角度加以規范：
打罵孩子，輕則喪失監護權，重則入獄。因為儿童不是父母的私有財產，而是美國社會的財產，是美國未來的納稅人。學校對孩子被父母打傷隱瞞不報的，也會受罰；
家長外出渡假几天，如將不滿12歲的儿童獨自留在家中，那就涉嫌遺棄儿童罪；
不掃門前雪而使他人受傷，租房給人未達溫度標准，丟棄的冰箱忘掉卸門，龍蝦出售未及一磅，房屋改造不合標准，賣酒給21歲以下的青年，轉錄、出租春宮錄相帶……這些行為，不屬犯罪，但算違法，要承擔經濟和法律責任。
為此，几乎各州都設有小額法庭，專門審理2000美元左右的案子。
為此，配備了寵大的警察力量。美國每10万人中有三四百名警察(中國大約是10万人有七八十名警察)其中不少力量在管理著雞毛蒜皮的小事。美國還擁有70多万名專職律師，相當多的律師都是為民事訴訟忙碌。
誠實守信在美國是很為看重的，但絕不僅僅停留于一种道德提倡。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給每個美國人發了一個終身不變的社會安全號碼，即信用號碼。可以查到你過去 的一切記錄。個人工作記錄、納稅記錄、存貸款信用記錄、志愿分記錄、勞保救濟記錄、退休費發放記錄、犯罪記錄包括交通肇事記錄、出入境記錄等等無不与這個 號碼聯系在一起。一旦有不良信用記錄，求職、經營、消費就寸步難行。因此，美國人格外地珍惜自己的信用，不愿抹黑。
人們對提倡和規定的態度是大不一樣的。正因為這樣，黑格爾說過：道德是法律的補充，法律是道德的監護。沒有法律支撐的道德，是蒼白無力的。
政策調節
很多年前就看到過“西點軍校學雷鋒”的報道，頗感新奇。心想一個人欲橫流、自私有加的國度，學什么雷鋒呢?
我們在洛杉磯時，正赶上一年一度的洛杉磯清洁日(8月6日)，加州眾議員議長茲柏格等250多名志愿者一道在海灘、港口、河岸、交通路口和庄園區植花种草或撿拾垃圾美化社區。太平洋貝爾、道奇棒球隊等還加以贊助。
一位文化觀察家指出：美國是一個充滿義工的國家，据一份資料介紹，在80年代中期，年紀在14歲以上的美國人中，就有占半數的人參加過各种自愿者活動。現在更多，已逾一億人次。
美國志愿服務的項目形式多樣，种類繁多，包括幫助病人、殘疾人、弱智者、無生活能力的人和孤寡老人料理生活；教育貧困儿童識字；為貧困家庭的人檢查和防治 疾病，為他們補習文化課和科學知識；幫助酗酒者和吸毒者戒酒癮毒癮；為儿童接种疫苗；修建城市花園以及照顧小孩等。此外運動員為儿童輔導体育，藝術家為民 間團体和非盈利組織從事培訓工作進行義演等。還有數百万人在發展中國家和貧窮地區工作和服務。
心甘情愿、不求回報地為他人、為社會服務，對美國人來說，确實不多，但是何以有這樣多的人“學雷鋒”呢?
規定學生必須參加志愿活動的學校逐年增多，不參加自愿者活動的美國中學生不但不能畢業，而且難以進入著名高等學府。因為此類學校在審查申請人簡歷時，往往 較注重是否品學兼优，有一個“好心腸”。有一所中學有兩個同學學習成績很好，但不愿服務社會而未能如期畢業，他們無法證明自己曾在社區志愿服務60小時以 上。
美國各企業也要求員工成為一名合格的自愿者。美國第一大長途電話電報公司(AT＆T)規定，凡是公司員工，每年可請一天事假，以便參加各類自愿者活動。
1993年下半年，克林頓簽署了有關扶持青少年義工力量的條文“全國与社區服務法案”，鼓勵青少年學生義務服務社會。該法案明确規定，對于做滿1400小 時的青年義工，美國政府將每年獎勵其4725美元的獎學金。這筆錢可用來抵作上大學的學費，也可以作職業培訓或償還大學貸款之用。
以義務方式開展再就業培訓的教員，可以記上信譽分，這個信譽分可以在當事人輕度違法，比如駕車闖了紅燈等時，用來抵免執法部門的處罰。多少信譽分可以抵免 忘了交罰金的處罰，多少信譽分可以抵免違反禁酒令等等，各州都有明确的規定，當事者只要出具信譽分的記錄，由執行部門划去相應的分點，即可不罰，据說這個 信譽分對找工作也有幫助。
在美國，各种福利組織和非盈利團体大約有5000多個，有全國性的、地方性的以及民間志愿者組織的，它們的經費來源多為教會、慈善机构和個人捐款，极少數來自政府。
教育推動
美國社會非常重視教育。實行了從小學到高中12年全免費公立教育体制，公立中小學達到86000多所，學生總計4403.1万人。高等院校總數3706 所，學生1426万人，20—24歲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為81％。學生可以從多個渠道獲得資助与貸款。每名學生每年分享教育經費在7000美元以 上。1995年，美國全部學校的教育經費投入高達5045億美元，占GNP的(國民生產總值)的7.1％。
美國納稅人、政府和社會以如此巨大的經費投入，不斷地強化著“教育是立國之本”的思想。美國歷任政府首腦都很重視教育。美國第一任國務卿杰裴遜寫道：“最 有效地防止專制暴政的辦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啟發民智”。里根說“教育的核心不僅是傳授知識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向下一代新人傳遞我國自由民主的基礎价值——愛 國、忠誠、信譽、勇敢、明辯”。布什說：“教育不僅是任務，更是高度的責任，向下一代傳遞科技知識和我國的社會靈魂——理智、正義、信仰、自由等美德。” 克林頓一再強調“要恢复美國的國際競爭力，必須從培養人才開始，學校必須進行品格教育，必須把美國儿童培養成好公民。”
基于這些認識，美國教育的目標，是形成一個不僅有知識能力，更要對自己國家、民族和文化有強烈認同和責任感的主流社會。美國政治教育的目標集中概括為“培 養美國忠誠的公民。其核心內容共有四個基本方面：一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及其优越性的教育；二是反共產主義教育；三是公民權利和義務教育；四是國民精神的教 育。
政治教育是被特別看重的，因此有許多硬性的規定。比如對學校教育計划中政治科目(在美國，歷史、地理也是政治課)的規定，學校里所有課程都發揮著政治教育 載体的作用，任何一門專業課程的學習都要對以下三個問題作出回答：這個領域的歷史和傳統是什么?它們涉及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是什么?要面對哪些倫理和道德問 題?特別是對教師、校長和督導按一定的政治要求進行嚴格的篩選。美國把大學當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點，几百所學校開設了价值觀教育課，有的學校采取了一些硬 性的行政措施，來規定和保證教學計划中的政治科目，如果拿不到政治科目的學分，別的學分拿得再高，也拿不到學位。
美國高校十分重視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特別是職業道德教育非常普遍。据對全美623所大學開設的2757种課程的調查，50％是涉及到倫理道德、秘書道 德、醫療道德和律師道德等。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要求一年級學生必修“決策与倫理价值”和其他職業道德課程，著重講解企業和公司經理經常面臨的職業道德問題。
文化熏陶
在美國考察期間，博物館和各种紀念場館及所發揮的育人功能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按照國際博物協會章程的定義“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而以研究、娛樂、教育為目的，進行收集、保管、傳播、展出有關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證的不追求營利的永久性机构。”
我們一行旅程匆匆，跑馬觀花式地瀏覽了几個博物館：美國國家藝術博物館、“約翰遜航天中心”、“亞利桑那號紀念館”。美國對博物館文化的發展采取了非常嚴 肅而積极的態度。博物館所發揮的教育功能也是巨大的。全美有數以千計的博物館。紐約擁有100多座博物館、美術館，芝加哥各种類型的博物館50余家。美國 博物館數量之多，門類之全，規模之大，內容之丰，陳列展出手段之先進，教育和研究功能發揮得之好，實在是令人惊嘆。
美國擁有各种大型的、綜合性的博物館如：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美國國會圖書館陳列廳、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舊金山科學与工業博物館等。其中自然史博物館占地十 公頃，擁有58個迷宮式展廳，近20座標本貯藏庫，3600万件動植物和礦物標本，200多名科學家和600名工作人員，參觀人數每年都在300万人左 右。博物館除設有十多個學科研究部外，還設有群眾中心、自然科學中心、實驗室和圖書館等一大批公共教育設施。美國還有許多富有特色的專題博物館：如洛杉磯 寬容博物館、波斯頓死亡博物館、圣路易斯市的“假藥和吹牛醫療器博物館”、紐約“失敗產品博物館”等等。為了把人們從偏見、仇恨和暴行的歧途中解救出來， 使人們加深對种族和睦的理解，寬容博物館以一种全景式的手法，古今內外多方位地展示人類不應有的偏見与仇恨。包括美國的教訓——美國過去和現在在各個地區 存在的种族主義現象；大屠殺——納粹德國的种族主義暴行，讓作為人類非人道行徑的一個最极端的實例，對青少年一代產生積极的影響；全球形勢——告誡人們停 止仇視和不友好的行為。向參觀者提供過去48小時內發生的“所有偏見和仇恨現象”的信息。博物館還展出了有關教育人寬容處世的安妮 弗蘭克的原稿，7000多件歷史文物和藝術品以及文學作品，日記原作等檔案。博物館還設立了“多樣化電腦學習中心”，觀眾可以使用這里的數十台電腦終端， 并能進行有關种族問題的研究。參觀者還要通過“仇恨隧道”，經由“偏見門”，被領到“毒气室”內觀看有關錄相，使人身臨其境，刻骨銘心。
坐落在賓夕法尼亞大街上的美國聯邦調查局，在常人眼中屬于神秘的禁區，但是普通觀眾可以隨導游入內參觀。參觀內部環境、建筑以及進行偵察工作的實驗室等項 目，參觀聯邦調查局的資料館以及附屬的陳列室，了解調查局的歷史現狀和成就。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一是以此來向公眾顯示其科學辦案的威懾力量，二是向廣大觀 眾普及犯罪現場和取證的有關知識。
由于博物館在教育方面表現出巨大的靈活性和有效性，許多人都把它視為自己的“終身學校”、“生動的百科全書”。博物館日益表現出發展第二教育系統的优勢。 人們在對博物館展覽的欣賞中接受教育，增長知識，受到美的熏陶，重新思考工業文明与精神生活的相互關系，重新感悟人生意義、人群和諧、人与自然和人与社會 的關系，引導人們對美好未來的追求。
美國的博物館大多是政府撥款或接受捐贈，因而收費較低，實行的是分類收費和定時免費，一般成人是四五美元，老人、學生、儿童則在二三元左右，有不少博物館 規定某一天或某一時段免費，有的則規定六歲以下儿童免費，印弟安博物館則對印弟安人全部免費。這种靈活而低廉的收費，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也發揮了更大的作 用。
英雄激勵
美國是一個崇尚個体英雄主義价值觀的國度，那些成就突出、貢獻巨大的人，社會以多种形式彰顯其功德，用以激勵世人，引導青少年。
在美國，用杰出人物命名地名、城市、街道、林地、公墓、公司、机場、學校以及各种場館的現象非常普遍。
美國有很多地名是用一些德高望重的總統的名字命名的。有28座城市是用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的名字命名；有23座城市是用美國國父華盛頓的名字命名；有 22座城市是以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的名字命名；有17座城市是用第七任總統杰克遜的名字命名；有19座城市是用第十六任總統林肯的名字命名；還有十几座城 市是以第九任總統哈里森的名字命名，等等。美國共有50個州，每個州都有用總統名字命名的市或縣。當然也有用其他人的名字指稱的，如以教育先驅者命名的伯 克利市。
在休斯頓，我們參觀了專管登月飛船和航天飛机的飛行和降落的指揮、追蹤及信息交流的約翰遜航天中心。我們從休斯頓到紐約，起飛的机場叫喬治 布什國際机場，是以本州出生的總統布什的名字命名，而飛抵的机場又叫肯尼迪國際机場，在華盛頓又有華盛頓國際机場……
在舊金山時，我們參觀了斯坦福大學。這所歷史悠久、環境优美且實力雄厚的學府是以其創辦者命名的，在校園里我花了二美元登上了該校為褒揚成為總統的學生而 修建的胡佛鐘塔。位于華盛頓哥倫比亞林區的喬治 華盛頓大學、加州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分校都是因人得名。哈佛大學是美國最著名、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1698年，約翰 哈佛死后把他的圖書館和一半財產留給了這所學校，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坐姿塑像安放在校園的前院。
首都華盛頓，有華盛頓紀念塔、林肯紀念堂、杰佛遜紀念堂和羅斯福紀念堂，還有肯尼迪文化中心。這些場所，就不只是徒有其名了，這些偉人天才的思想，不凡的 經歷，高尚的精神，卓越的貢獻，永久性地展列其中，供人景仰學習。國會大廈中央大廳四周有美國領袖級人物雕像如華盛頓、林肯、杰佛遜等，第二大廳內陳列著 眾多銅制或大理石的雕像，是各州向國會推荐的优秀人物，其中有軍人、政治家、教育家、牧師、科學家、商人等。
金門大橋旁，有一尊銅像，那就是著名的大橋設計師、總工程師史特勞斯的塑像。迪斯尼樂園中，建造有動畫大王迪斯尼的銅像。
用知名人士、所有者、捐建者或創業者的名字命名公司、街區、林地的情況同樣相當普遍。全世界最大的私有工商企業及娛樂事業中心洛克菲勒中心，即以小約翰 洛克菲勒冠名。世界著名的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和勞斯萊斯、馬克 吐溫國家林地也屬于這种。美國的學校、鄉鎮把那些在兩次世界大戰、越戰韓戰中陣亡的本校學生或鄉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視他們為英雄。
以偉人的生辰或事跡為法定節日，也是美國的一個特點，美國創始人、首任總統、杰出的軍事家喬治 華盛頓出生于1732年2月22日，現在華盛頓誕辰日已成為聯邦地州的法定假日，這一天人們喜歡吃一种櫻桃做的餡餅和玩紙質的小斧頭。這是因為華盛頓小時 候曾用斧頭砍坏了一棵櫻桃樹，事后，他誠實地向父親承認了錯誤。這种世代相傳、稱頌的誠實品格，已漸漸成為美國民族的精神特征之一。哥倫布是西方第一個發 現美洲新大陸的歐洲人，之后又先后3次航行到美洲沿岸，進行實地考察，每年10月第二個星期一，則是“哥倫布紀念日”，大多數的州都要舉行慶祝游行、教堂 禮拜和學術活動，以紀念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并重溫哥倫布的開拓精神。
美國有一座“美國著名發明家博物館”，摩爾斯、愛迪生、萊特兄弟、麥克里迪等40名歷史上的著名發明家被記錄其中。每年還由27個主要的科學和工程學團体的代表來評定進入該館的新發明家，讓他們永垂史冊。
美國對籃球明星的崇拜達到一种狂熱的程度，因而設有“美國籃球名人堂”。
美國是一個歷史很短的國家，但他并不因自己文字記載和文物意義上的短暫而放棄讓歷史告訴未來的作法，相反，他特別看重歷史，保護歷史，頌揚英雄，在有限的 歷史中發掘著盡可能多的英雄，以增強美國的歷史底蘊，從名胜古跡的貧乏中，創造了引人入胜的東西，進而增強凝聚力和向心力。
社會監督
极端個人主義對任何一种社會制度都是一种摧毀性力量。信奉個人主義的美國人，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個人利益的支配和權力的運用以不損害公 共利益和公共權力為限，反言之，為了自身的利益、權利(包括自由平等精神价值)的實現，必須注重社會价值并同違背或破坏這种价值的行為作斗爭。必須承擔起 家庭、企業、社區的責任。因此，非常自我的美國有不少愛管閑事的人，有人戲稱為“民間警察”。
參觀白宮，導游楊先生未帶擴音器，講解聲稍大了些，一個參觀者將右手食指豎在嘴前，沖他做出“噓”聲的口形，連續兩次，一臉嚴肅。
楊先生講，美國人在車道上，看見某一輛車超速行駛，就可能有人打電話報警，將車號、地點告訴警察，違規者被警察攔住開罰單時，還一頭霧水。
美國不少城市的住房外，都有修茸一新、各具特色的草坪、鮮花和造型樹。据統計，1997年約2200万個美國家庭花費146億美元用于庭院造景及花木草坪 保養服務，戶均663美元。舊金山的導游葛先生說，美國家庭很多人自己忙又沒有多少園藝知識，就雇請園藝工人，每月來兩次花50多美元。當然不少家庭還是 自己去除草剪枝。之所以花錢費力，一方面是美國人對較好生活空間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環境所迫。”如果誰讓房前屋后雜草叢生，或几個星期不得修剪，鄰里 會抗議，市政部門會干涉，因為你影響了這個社區的整体環境形象和房地產業的經濟价值。如果還不改，縣政府則派人前往打理，然后寄上一個不小的帳單。
到賭城拉斯維佳斯參觀時，有三四百四川赴美夏令營的學生，高聲喧鬧又不听侍者招呼，以至于在深夜被“逐”出賓館。賓館負責人解釋，如果客人投訴不予理采，客人就會報警，麻煩就更大了。
美國民間有稱為壓力集團的組織，是專門向政府施加壓力的，一般都由大學生組成，調查、監督政府執法情況、實施情況和政府公務員的廉政情況，并將其公之于眾，影響非常大。
道德吸引
美國人在權利觀上是個人主義者，但在道德觀上卻傾向于“公共主義”。
据一些美國教師講，美國已經把道德教育放在其經濟學和經營管理教學中的最重要的位置。
目前在美國頗為盛行品格第一的教育，它強調在企業管理中，人的品格或道德是第一位的，一切管理理論和方法都失效的時候，“品格第一”教育就解決問題。這种“只要不斷加強人的品格教育，就能使許多企業管理難題得到解決”的觀念，正作為美國的新經驗受到關注。
美國幸福雜志從1982年開始，每年評選10佳企業形象，由8000多名高級經濟和金融專家進行評選，其指標包括財政狀況、質量、創新，還包括對社會和環境所負的責任。所評選出的公司常常比同類公司要高出2~3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
美國軍隊對服役人員也有著嚴格的道德要求。具有反社會和反軍隊傾向、同性戀者、患有精神病、心理病及有過犯罪前科的人是不能服兵役的。触犯了道德要求，還 可被軍法審判。著名的阿靈頓國家公墓，安葬著1864年南北戰爭以來所有的陣亡將士及一些對國家有特殊貢獻的人。但是有犯罪前科的人都無緣入內，据說有一 個立過功的英雄、后來被刑拘過，死后為進公墓，其親友打了很久官司也未能如愿。有的人還愿意出錢開后門入內，但被道德防線拒之于門外。美軍上層人士認為， “單純的經濟因素，不能造就一支需要產生并保持積极性的軍隊”，榮譽感和“非經濟刺激辦法”對于提高部隊戰斗力是最有利的。因此，美軍很重視通過頒發各种 獎章、勛章和紀念章來滿足官兵的精神需要。美軍現行的統一勛章有平時戰績非凡的國會榮譽章、优异服役勛章、服役功績勛章、优异飛行十字勛章，古銅英勇勛章 等10多种，紀念章20多种。此外各軍种還有區別于其他軍种的獎章。如陸軍的軍功獎章、品行优良獎章等。
美國是一個提倡信仰、言論平等自由的國家。禁止國家宗教，禁止任何公共權力机构确立官方祈禱文要學生背誦，學校不能倡導官方宗教信仰， 但美國政府堅持學校應當教授主流价值觀，提倡個人与社會并重的价值觀念，認為學校必須成為抵抗墮落的堡壘，要求教育部向所有學校發出大力推進學校的品格教 育的要求，由國家對課程的開發提供鼓勵，教育行政部門經常組織編寫分別供學生、教師和家長使用的教材和參考資料。一些城市和地區也制定了品德教育的計划。
克林頓認為，美國是建立在相互負責任的基礎上的。自由只有在与責任一起運用時才發揮作用，如果想使21世紀的夢幻成真，那么至關重要的就是要加強這個基 礎。這就要求人們重新節制自己的生活，承擔義務，承擔自己行為的責任，為此必須強調政府的責任、公司的責任、社區的責任，特別是個人的責任。
現在，一項以“爭當好男人”為宗旨的守約者運動正風行全美。這是一個號召男人去成為更好的丈夫、父親及公民的運動。1991年7月召開的首屆“守約者”會 議，提出“一個從不背信棄義的人就是一個守約的人”。1996年，一百多万男人參加了“守約者”在東部和西部22個城市召開的會議。一些媒体已把“守約 者”稱之為“今日美國的最大規模、最重要的男人運動”，美國的男人們經歷了性解放后的放蕩、迷茫、厭倦之后，開始了一次大規模的性回歸 。
在美國政府支持下，“一個真愛可以等”運動，試圖傳達“節欲有何不可”的信息，已經在美國各地掀起熱潮。前年7月底，2万多青年男女在華盛頓白宮大草坪游行，簽下同意卡，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第一次”留到新婚之夜。
院外游說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說客盈市，現已不見蹤影。但在美國，游說是合法的，并有專門的机构進行登記。有為數不少且能量很大的專職說客，并涌現出一批游說精英。游說者多有律師身份，有許多還是卸任或退休的國會議員或政府官員。
据導游介紹：華盛頓大約有6000家左右的協會或大公司的辦事机构，各州、各市、各部門都在華盛頓有自己的游說人。每年國會開會期間，各种利益團体及說項 者蜂涌而至，整個華盛頓的賓館、餐廳、娛樂場所就火爆起來。華盛頓市中心的K街是与白宮毗鄰的街道，滿是律師事務所和游說公司的“權力走廊”，而所有的律 師事務所都熱火朝天地干著游說的營生，触角滲透到美國一些大的政治經濟活動中。据美國的報紙報道，1997年，各個利益集團，包括公司、工會和市政府共雇 了1.4万人游說，与國會的人數比是27：1。當年的游說費用高達12億美元。前年，大的煙草公司為游說共花了3165万美元，電信業則花了6396万美 元。微軟公司在同司法部的控告和國會的調查作斗爭中，是花錢最多的公司之一，為190万美元。
根据美國制度，權力部門不只是要推行它的行動方針，還必須使人信服。就連克林頓、戈爾在游說圈里也都有自己的鐵哥們儿，他們定期就政治問題找這些人出謀划策。
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首腦以及軍政要員，為其政治、經濟目的，也通過眾多渠道雇請游說公司或事務所來收買美國的政客。
說客的背后實際上是擁有特殊利益的壓力集團，每個集團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利益都要靠自己去爭取。他們聘請律師或非律師專業的“職業說客”，以增加公司 的政治實力，從而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專吃游說飯的“精英群体”。K街游說公司的涌現正是這种利益競逐的表面化，正如微軟公司的一位發言人說：“我們進 行游說是為了讓議員听到我們的聲音和觀點。”一些說客使那些對客戶不利的立法活動偃旗息鼓，從而被稱為“議案的賞金殺手”。一些人有能力及時掌握國會和政 府在干什么，并且能夠影響財政結果。即使不能阻止某种議案通過，也能夠及時調整公司行為，以免遭受更大損失。
工會運動
美國的工會，它不僅是勞資妥協的專家，而且在捍衛所謂“美國人的价值觀”方面歷來比頗講實用主義的政府和商界要极端得多。在美國，工人比資本家更“反 共”，工會比商界更“冷戰化”，這是眾所周知的。建立中國与美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PNTR），是美國商界、企業界和相當多有遠見的美國政界人士的愿 望，但是工會卻百般阻撓、胡攪蠻纏。以擁有1300万會員的美國勞聯——產聯為首的美國工會，是反對PNTR的主力軍。他們發動強大攻勢阻撓，向政府和有 關國際會議游行示威，對議員實行地毯式轟炸：電話、寫信、電子郵件、到議員辦公室說項，有十名重點圍攻的議員被迫同意工會的意見。
工會是民主党的傳統盟友，也是主要贊助者和選票來源，對美國的政党政治有著很大的影響，工會遍布全國的基層組織，經驗丰富的專職說客和胡攪盤纏的施壓方 式，成為影響美國政治和經濟生活的重要社會力量。“大工會”經常与“大企業”、“大政府”一道被看作是分享美國權力三角体系中的第三個成員。盡管現在由于 許多產業自動化、技術越來越先進、工作崗位向非工會領域或其他國家轉移以及中產階級越來越龐大，美國工會近年來很不景气，只有20%左右的勞工入會，還有 20%的工人退會。在許多美國新建企業中，招工時都附加一條不得加入工會，美國工會已明顯地陷入從屬于企業的不利地位。但是，工會在維護會員的權利和利益 方面，在影響會員的思想方面還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比如在美國電影業內工會的勢力非常大，如果想在演藝方面發展的話，就一定要入會，工會給會員很多保障， 它保證靠制片人不會苛求你，保證你的工資數目和補貼，保證你的工作小時及加班工資，當然會員得交不低的會費并且不能干非工會制作劇中的活。工會還對非工會 片子加以干預并找他們的麻煩。
我們在美國考察期間，就直接領略到工會的厲害，作為美國有實力的聯合航空公司工會，因為對業務繁忙、飛行員和空乘人員工作時間延長以及將補充年輕員工等不滿，工會即組織了大規模的罷工活動，我們好几次延誤起飛時間、改變中轉航線或改乘別的航空公司的飛机。
美國工會已將美國工人帶入重實利、遠主義的思維方式中去了。
心理疏導
在美國沒有一個地方是管你一輩子的，几乎人人都欠著二三十年的債，沒有人知道自己未來是什么樣子。高度競爭對美國人所造成的巨大壓力以及所產生的心理和生 理疾病是超乎想象的。心理壓力几乎是人人都有的通病，有80%的人曾經或正在接受心理醫生的幫助。因此，調整人的心理狀態，減輕人的心理壓力，提高心理承 受能力或者將壓力引導為一种動力,是保證美國社會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
美國許多大學的心理學系及其它有關系科都普遍開設社會心理學課程。不少大學設立有學生咨詢中心，由心理學家、法律專家或社會學家擔任咨詢員。
在美國一些大企業中，也有專職的心理咨詢、社會行動學、組織行為學專家。企業為員工的醫療保險中專門有一部份是用于心理咨詢費用的。
美國軍隊通過生存訓練、各种實踐性的演習、模擬訓練等方式讓官兵逐步學會運用自我調節的手段，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緒，強化士兵的心理素質，建立起鞏固的心理防線。同時，還利用精神病專家和心理醫生對官兵的各种心理疾病進行治療。
美國社會心理學專業隊伍龐大、人員眾多。2億多人口的美國，每百万人中有550個心理學家，87%以上具有心理學或哲學博士學位。而我國每百万人只有 2.4個心理學工作者，其中具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不足2%。其中加入心理學會的就有5万人，而從事社會心理學工作的專業人員不少于5000人，美國的許多 社會心理學家同學校、精神病院、工礦企業、家庭都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咨詢、疏導工作。心理咨詢所或心理門診十分普遍，心理醫生是美國最 好的職業之一，不少人還聘有自己的私人心理醫師。
媒体影響
美國人和歐洲人一樣，不大說宣傳這個詞，因為這個詞是當年納粹使用的，在這些國家，這個詞几乎等于用謊言來欺騙人。這就有點“因人廢言”的毛病了。事實上，他們隨時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事宣傳，特別是重視媒体的宣傳導向。
在美國，媒体對社會和個人有著巨大而廣泛的影響。媒体的作用表現出非常复雜的狀況。美國大約有1750家報紙和18000家期刊，還有數以千計的廣播電視 台。他們熱衷于報道最近一分鐘信息，對國內外發生的事件能作出迅速反映。許多專欄作家和新聞記者是有名望的教授和權威專家，他們能大大地影響公眾并代表最 新的輿論。美國新聞媒体左右公眾輿論，制約著公共政策的制定，左右著政府的政策。
美國的新聞工作者享有由憲法規定的廣泛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是因為可供選擇的空間實在太大，出現了自由到离譜的問題，甚至可以泄露國家秘密、可以揭發 富豪、政要的隱私，有時還造謠或捕風掠影。一些熱衷于編造聳人听聞的東西的新聞記者不經調整就拼湊出一些故事來。一些人為了追求團体的政治利益，發表假的 信息欺騙公眾。
但是美國輿論的監督也是非常歷害的。美國人認為：輿論監督是最好的監督、輿論的購買者是老百姓，媒体是監督政府的制衡机制。在美國，各級政府的官員都處在 机靈而警惕的新聞記者監視下。事實上他們的媒体扮演了對各級政府和所有官員的監察人角色，許多涉及貪污受賄、瀆職、失職、腐敗、判斷失誤、不胜任、間諜活 動等案件都由媒体向全國公眾披露。美國傳媒正面宣傳注重潛伏默化的方式，反面教育注重揭露曝光的形式。据說貪官污吏懼怕新聞記者甚于懼怕法官。水門事件就 是一個例子，說明新聞記者能推翻一屆政府，所以新聞業在美國又有“火眼金晴”的美稱。華盛頓有一家C-SPAN電視台，是專門盯住政府的電視台，專門報道 參眾兩院及白宮事務，這是由一家大財團資助的非贏利的電視台，据說是自主報道，誰的帳也不買。
其實，美國媒体是要買政治和金錢的帳的。他們首先要顧及的是美國人的价值觀和國家利益。現在國內一些人私下收听的“美國之音”的設立和宣傳總綱就很說明問 題。美國政府批准建立“美國之音”廣播電台，總部就設在華盛頓，可是規定不准對美國公眾廣播，在美國收不到“美國之音”。美國官員認為，這是政治需要，是 美國利益需要。“美國之音”的宣傳總綱共有八條：一、傳西方生活方式；二、傳社會主義是一种力圖為統治世界而發動戰爭的侵略勢力；三、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 种“极權主義”社會，沒有人權；四、煽動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情緒和宗教狂熱；五、動搖听眾對共產党的信任；六、報道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困難，并把這些困難 解釋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是不可避免和無法消除的；七、宣講改良主義，抵制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必然向資本主義演變；八、將資本主義与時代精神自由民主 等同起來。
這些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美國不愿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提出“中國威協論”并試圖采取种种手法遏制中國。美國的不少媒体，包括 很有影響的媒体“妖魔化中國”很有勁頭。在大部份美國人的心目中，中國是一個渺小、沒有民主人權、落后貧窮、盜竊核技術、不講著作權……的國家，造成這种 “形象逆差”的功勞應當記在美國媒体身上。
剛剛落幕的美國總統大選，花了30億美元，再次表明了“金錢鋪就白宮路”這种金錢政治的實質。有人說美國總統競選實際上有兩場：一場是大眾傳媒的選舉，一 場是正式選舉。有時候，美國人被稱為不專一的選民，因為他們在党和党之間變來變去，這种變化的誘導者是興風作浪的傳媒。傳媒是政治領袖与選民之間進行交 流、也是影響選民的媒介。去年八月二日，我們在費城，正好赶上共和党全國代表大會，會場外騎警 、空警和警察密布 。當晚看到CNN電視台轉播：小布什侃侃而談的聲音常常被歡呼聲和掌聲打斷，彩球、彩紙、熒光棒飄來舞去，費城体育館數千听眾興奮踊躍，場面极為熱烈，這 种傾向性明顯煸情場景的直接效果是，几天以后的民意調查表明，小布什又領先了戈爾几個百分點。當然有關的媒体又大大地賺了一把，据介紹，大選期間電視黃金 時段每分种收費高達60万美元。
政府調控
國家的綜合實力強弱不僅取決于經濟、軍事、資源、科技和教育水平等硬實力，而且更有賴于軟實力的大小。軟實力主要包括國家的社會凝聚力、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控制國際規則和机制的能力。
美國政府工作的主要手段是利益誘導和法律強制。但是為了維持其自身的強大和實現其全球化戰略，它又十分重視軟實力的提升。重視對意識和道德的間接管理和指 導調控。在美國，無論是學校、家庭、社會，還是大眾傳媒電影電視；無論是政党還是宗教團体；無論是家長還是教師，都充分利用一切場合和時机宣傳美國的生活 方式和价值觀念。更有各級政府不惜巨資興建或資助的數不清的博物館、紀念館、慶典活動在熏陶人們的思想感情，來增強社會的凝聚力。我們在華盛頓參觀了一些 政治性場所，包括白宮、林肯紀念堂和羅斯福紀念堂、國會大廈，都是免費的，其中不少場館開放時間非常長，像華盛頓紀念塔、林肯紀念堂是從早上8點到深夜 24時。
美國其實是一個很講意識形態的國家。尼克松認為“進入21世紀，武力征服的代价愈加高昂，文化和經濟的吸引力將成為決定的因素”。原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布熱津斯基在所著的《大失控与大混亂》一書的序中寫道：說到底，動員人們采取行動并從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他認為政治思想會越來越重要，它要么成為精神 凝聚力的源泉，要么是混亂之源；要么成為共識的基礎，要么就是沖突的禍根。早在1925年，為适應對外擴張的需要，美國卡內基基金的負責人就向美國政府建 議，通過跨國界的接触和交往，改變人們的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使人們用新的國際性的頭腦代替“民族主義頭腦”處理問題時，不會感到羞愧。美國官方意識形態 的謀士理查德 加得勒在1983年指出：“決定美國資本主義命運和前途的是意識形態，而不是武裝力量”。他認為意識形態的斗爭，遠比最現代化的飛机大炮更有重要的意義和 效應。為此，他竭力鼓吹要“与我們的對手展開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要在全世界“宣傳美國的理想”，“要向全世界宣傳美國的价值觀念”。美國新任總統布什 的就職演講可以說是施政方略，也可以說是一篇“道德宣言”，通篇強調理想、責任、服務、公民意識和美國的价值觀，提出“用我們歷史上的价值觀來哺育我們的 時代，”“對所有的國家，我們都將大講使我們能夠立國的价值准則。”
据80年代統計，美國新聞署已經在128個國家設立了211個新聞處和2000多個宣傳活動點，在83個國家建立了圖書館。美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但 是目前傳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區80%的新聞都由美國和西方的通訊社壟斷。1996年美國的軟件和娛樂產品出口602億美元，為國內各業之首。美國控制了世界 75%的電視節目和60%的廣播節目的生產与制作，每年向別國發行的電視節目總量達30万小時，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電視中美國的節目高達60~80%，成 了美國電視的轉播站，而美國自己的電視節目中，外國節目僅占1~2%。美國的電影生產總量只占世界電影產量的6~7%，卻占据了世界總放映時間的一半以 上，現在美國正借助經濟全球化的便利浪潮，推銷其政治文化模式，進行文化擴張。
美國的“宣傳思想工作”是以一种隱性的、間接的、滲透式的方式展開的，避免直接講授規則或強迫灌輸某种意識形態。但是其目標的堅定性、方法的多樣性和行動 的持久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其作用也是不小的。當然，教化的作用不是万能的，尤其在美國這种多种利益根本沖突的社會里，否則很難解釋美國社會的槍支泛濫、 貪富分化，黃、賭、毒猖獗，同性戀風行，犯罪率居高不下，監獄里人滿為患。但是，如果沒有這种軟實力戰略，不對人們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進行控制和引導， 也就不可能有美國社會的超穩定狀態，也不可能有美國的強大。這一點，相信也是認識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不可或缺的。
思 遙
美國也有思想工作嗎?如果就名稱而言，确實沒有。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產生“美國沒有思想工作，不也照樣發展，我們為什么要有?”的疑問。其實，只要我們越 過形式的屏障，就不難發現，美國社會對思想道德的控制和引導，是非常看重而且方法很多、多管齊下且功效頗佳。從一般意義講，這恐怕就是思想工作了。當然， 其目的和性質的差別，是自不待言的。
愛國導向
美國是一個矛盾极為复雜的社會：階級矛盾、民族斗爭、政党分歧、种族紛爭、宗教沖突、貧富分化、強弱對立以及國際事務中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較量。如 果說思想工作的政治功能主要是凝聚人心、鞏固政權、化解矛盾、穩定社會的話，那么，唯有愛國主義才能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社會力量，找到在种种利 益沖突中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某种共同點、結合點。所以，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就成為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和主要實現方式。他們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去論證現存 國家政權的政治合法性，并起到“社會水泥”和“思想旗幟”的作用。美國通過持久的愛國主義教育，在一代又一代新老移民中形成了強烈的“美利堅民族意識”。
美國人根据自己的主体价值觀孕育出強烈的愛國熱情。他們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任何政党或政府都是變換的暫存的，只有美國能夠長久存在。
在這种意識支配下，呈現出一道奇特的景觀，那就是近乎于濫用的國旗。無論是議會大廈、司法行政机關，還是學校、公司、賓館、商場，几乎沒有不挂國旗的。一 些快餐店、加油站、市民或農場主的門前或屋頂上也張挂著國旗。航天器、警車、私家小飛机、私人游艇、貨車尾部、遮雨蓬、陣亡將士棺木經常可見國旗或噴印的 國旗圖案。甚至在待价而沽的花旗參包裝、小指甲刀、禮帽、內褲、文胸、T恤、雨傘和旅游鞋上都不乏星條旗圖案。在華盛頓紀念碑下和美墨邊境上，几十面美國 國旗獵獵作響，令人神情為之一振。据說布什訪問中國時曾送過一雙印有中美國旗圖案的皮靴給李鵬總理，頗令人尷尬。中國國旗使用得非常慎重，以至于難覓蹤 影，國旗意識因而較淡。
在迪斯尼樂園，我攝下了一個難得的鏡頭。一對行色匆匆的青年男女，剛看到星條旗之歌伴奏下的降旗儀式，馬上駐足佇立，仰望國旗，并將右掌置于左胸前，神情自然而又很虔誠。此情此景，不由得不惊嘆美國人的國旗意識。
美國儿童上幼儿園就學畫美國國旗，中小學每周還要舉行升降國旗、唱國歌的儀式。
每年6月14日為國旗日，各州都要舉行各种紀念儀式，并在公共場所懸挂國旗。每年國慶節，舉國更是成了星條旗的海洋。國旗在美國受尊重的程度，以及圍繞國旗大肆宣揚民族精神的做法，在世界范圍內是很少見的。
美國是個移民社會，為了保證每個新入籍的移民對美國的忠誠，美國實行著多种形式的“洗腦換心”工作。每年舉行的外國移民加入美國國籍的宣誓儀式，成千上万的移民們在美國國旗下，集体宣誓將效忠美國之后，才能拿到美國國籍，成為美國正式的一員。
美國一些公司用愛國主義作為廣告主題打動人心，贏得市場。雪佛萊汽車公司的廣告不提及汽車任何的优點和性能，而是反复強調偉大的美國，了不起的美國，勤勞 的美國人民，在一個電視廣告里，占有一分鐘的畫面，不停地向觀眾展現美國國旗，以慢鏡頭描繪各种感人的場面，美國人民的工作、生活情況，從加州到紐約，全 美30多處景致清晰可辨，不時插進雪佛萊汽車的圖像，這种宣傳，既激發了美國人的愛國熱情，又吸引了一大批雪佛萊汽車的購買者。
宗教維系
我在美國多家賓館的客房里，都看到一本精裝的圣經，在有的賓館中，還看到有專為禮拜而設的房間。
翻開2000年8月5日的《中國日報》，看到一則援引美聯社的報道：老人單騎送“新約”，說亞利桑那州62歲的康普，已騎單車經歷8個州，分發新約全書三個月，送出2000多本。
据介紹，《圣經》始終是美國最暢銷的書，年銷量900万冊左右。每家每戶大多備有一本《圣經》。
宗教在美國人民的精神生活領域占著統治地位。許多美國人認為，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才會在世上規矩、誠實、恭敬地做人；不怕上帝的人，則极可能膽大妄為，自 我膨脹，為所欲為，并最終陷入罪惡。因此，美國人用上帝的震攝力量約束自己的行為舉止，規范自己的道德操守。另外，美國人一生中最重大的几件事——出生、 成年、結婚、死亡，都由宗教提供習俗与禮儀，体現出宗教對個人的作用貫穿其生命始終。
美國政教分离，沒有國教。美國社會宗教團体林立，派別眾多，教堂數量也為世界之最。据說美國信教并隸屬于各种教會的人占了總人口的86％，現有教堂足以容 納2/3的美國人。美國有7240万名新教徒屬于186個新教教派，5000万名天主教徒有25000個教堂，580万猶太教徒有5000個猶太教堂。此 外美國還有大大小小的1500個信仰各异的宗教團体，總共擁有300多万會員，美國每年新產生的新教會新教派就有1000多個。近年來有100多万本土出 生的美國人信了佛教。在美國，只有3％的人宣稱自己不信教。
宗教在美國可以說是非常興旺。1974年美國電視宗教頻道只有9個，可22年過去后這個數字已改寫為257個。在洛杉磯我讀到一份由一個佛教組織辦的《美 州人間佛報》，對開彩色大報，12個版面，有“佛言”、“做人”、“行善”，也發新聞、談政治、做廣告，頗為丰富可讀，而且還是免費。這也代表了美國很多 宗教的新趨勢，即采用現代的形式，注重教眾們最關心的當代問題，增強宗教的吸引力。
美國人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上帝保佑美國”。歷屆美國總統都是教徒，宣誓就職時，他們要把右手放在一本翻開的圣經上說，“愿上帝保佑”。美國的參、眾 兩院都設有專職的新教牧師，各高等院校可以教授宗教課程(我到斯坦福大學參觀，看到最美的一座建筑就是教堂)。政府對所有的教會和宗教團体做生意都實行免 稅制度，對教會的捐贈可以減稅。
宗教是美國社會最基本的個人精神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源泉，它要求人們在日益物質化的社會中，保持個人的精神信仰、虔誠、忠貞和團結。對于各种社會問題，如吸 毒、犯罪、同性戀、艾滋病、道德敗坏、非婚生育等等，他們都希望用重建人們的宗教信仰來解決，用宗教填補那些由科學和理性無法占据的心靈空間。
一個美國人如果參加某個宗教組織，他便在社會上獲得了某种身份和地位，成為團体中的一員，不再孤獨与無助。美國的教堂還是人們互相交往的重要場合，這說明宗教是維系社會、人心的重要精神形式。
在美國軍隊中，宗教起著非同一般的作用，宗教對士兵的影響比任何其他因素都大，素有美軍精神支柱之稱。“上帝的使者”——隨軍牧師起到了一般軍官所起不到 的作用，他們一般具備大學本科學歷、三四年神學院學習經歷以及民間布道兩年以上的經驗并熱愛宗教事業。在軍隊中他們操持宗教事務，灌輸宗教獻身精神，解決 人際矛盾，了解溝通官兵的心理和思想，幫助精神受挫的士兵恢复精神。美國軍隊自1775年設立隨軍牧師制度以來，隨軍牧師列入了美軍正式編制，最高可授少 將軍銜，發揮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利益粘合
在華盛頓，一位很有教養的汽車專家，過去是一家公司的經理，而現在為原來公司助手創辦的公司打工。我問他這种關系是否好處，他很坦然地說，在美國，實力和利益是第一位的，其次才考慮其他，沒有什么不自然的。
美國社會的基本价值觀是個人利益。他們認為，經濟利益是社會最好的粘合劑。
美國人認為，個人利益代表一般人的价值和尊嚴，代表人民的价值和尊嚴。他們視金錢為改進生活方式和擴大行動自由的手段，但同時也視其為改善別人的生活和擴大別人的自由的手段。這也是最根本的一點。
人們把金錢和利益作為最佳的社會連結鏈條。在社會日益以金錢來區別一切的美國，很多人都認為，在每個人都有的“社會關系”中有四种重要關系：血緣或親屬關 系、法律關系、道德關系和金錢關系，金錢關系是最可靠的關系。是利益吸引和調動了普通勞動者。在美國，很多儿童吃著國家的免費食品長大，所有的孩子都必須 接受12年制的免費義務教育，80％的中學生可以升入大專院校，大學有多种形式的獎學金，社會保障系統也比較健全，失業有救濟，傷殘有保險。不少美國人都 為自己能生長在美國或加入美國國籍而驕傲。創造美國經濟奇跡的真正原因是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勤奮工作。人們努力工作賺錢，不斷取得成功。他們認為，這种發財 致富的痴迷同上天賜予我們的任何熱情一樣，是不可征服的，你可以嘗試去規范他，卻無法消滅它。美國似乎變成了一個人人都不遺余力地追求金錢、追求成功的國 家，“創業”、“改善”、“干勁”等詞在宣傳中隨處可見，被廣為贊美。
美國人的切身体會是：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意味著擁有不受干涉的自由，這种自由反過來又意味著擁有賺錢發財和追求幸福的能力。這個難以駕馭的社會只能 依靠美國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現實的紐帶連結在一起，利益是“人類最強烈的沖動”。利益將作為一种粘合力在生机勃勃与繁榮的社會中發揮作用。
很多人都擔心，一個如此專注于發財致富的社會不僅無助于藝術及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發展，而且還會讓自私自利的思想泛濫成災，最終使整個社會崩潰。
其實，絕大多數美國人擁有的共同東西就是利益。不能用武力來控制他們，否則他們將沒有自由。只有利益可以遏止他們。美國人自己管理自己，因為他們的利益驅 使他們這樣做。發財和成功的渴望幫助他們形成了自我克制的習慣，“金錢的作用真奇妙，掌握了獲得金錢的手段，人們的思想就改變了。”人們提高生活水平的愿 望越來越深地滲入到社會的多個階層。這對老百姓的覺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法律規范
早在1842年時，一支160人的隊伍從密蘇里州起程向莽莽荒原的西部進發，只走了几天，一些人的“美國性格”就暴露無遺，人人都擺出一副決意要管別人、 而又不輕易讓別人管的神气，隊伍几乎陷入無法無天無拘無束的境地，形勢大亂。這時隊長建議：安下營來，為日后這隊人的管理制訂法規，這個建議馬上得到大家 一致贊同。從此所有的人無不依法行事了。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也是美國社會的一個縮影。美國是一個很自由的社會，但同時又是一個有諸多制約且非常有序的社會，你處處得守規矩。
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聯幫法和地方法一起，据說有100多万件，每年還新訂一万多頁的法律法規。多如牛毛的法律難免給人龐雜瑣碎之感，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從 維護正義的初衷异化為無奈的游戲，但是，法制健全畢竟是一种進步，對強化道德秩序也有積极意義。省卻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和人際糾紛。
在美國，把一些人治或法制不健全的國家屬于思想教化、道德提倡的東西納入了法制軌道加以規范；許多看上去是私事卻被政府、法律干涉；一些看似教育文化允許內的尋常事，則可能是犯罪行為；人們的公共責任和義務不單是從道德角度而且從法律角度加以規范：
打罵孩子，輕則喪失監護權，重則入獄。因為儿童不是父母的私有財產，而是美國社會的財產，是美國未來的納稅人。學校對孩子被父母打傷隱瞞不報的，也會受罰；
家長外出渡假几天，如將不滿12歲的儿童獨自留在家中，那就涉嫌遺棄儿童罪；
不掃門前雪而使他人受傷，租房給人未達溫度標准，丟棄的冰箱忘掉卸門，龍蝦出售未及一磅，房屋改造不合標准，賣酒給21歲以下的青年，轉錄、出租春宮錄相帶……這些行為，不屬犯罪，但算違法，要承擔經濟和法律責任。
為此，几乎各州都設有小額法庭，專門審理2000美元左右的案子。
為此，配備了寵大的警察力量。美國每10万人中有三四百名警察(中國大約是10万人有七八十名警察)其中不少力量在管理著雞毛蒜皮的小事。美國還擁有70多万名專職律師，相當多的律師都是為民事訴訟忙碌。
誠實守信在美國是很為看重的，但絕不僅僅停留于一种道德提倡。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給每個美國人發了一個終身不變的社會安全號碼，即信用號碼。可以查到你過去 的一切記錄。個人工作記錄、納稅記錄、存貸款信用記錄、志愿分記錄、勞保救濟記錄、退休費發放記錄、犯罪記錄包括交通肇事記錄、出入境記錄等等無不与這個 號碼聯系在一起。一旦有不良信用記錄，求職、經營、消費就寸步難行。因此，美國人格外地珍惜自己的信用，不愿抹黑。
人們對提倡和規定的態度是大不一樣的。正因為這樣，黑格爾說過：道德是法律的補充，法律是道德的監護。沒有法律支撐的道德，是蒼白無力的。
政策調節
很多年前就看到過“西點軍校學雷鋒”的報道，頗感新奇。心想一個人欲橫流、自私有加的國度，學什么雷鋒呢?
我們在洛杉磯時，正赶上一年一度的洛杉磯清洁日(8月6日)，加州眾議員議長茲柏格等250多名志愿者一道在海灘、港口、河岸、交通路口和庄園區植花种草或撿拾垃圾美化社區。太平洋貝爾、道奇棒球隊等還加以贊助。
一位文化觀察家指出：美國是一個充滿義工的國家，据一份資料介紹，在80年代中期，年紀在14歲以上的美國人中，就有占半數的人參加過各种自愿者活動。現在更多，已逾一億人次。
美國志愿服務的項目形式多樣，种類繁多，包括幫助病人、殘疾人、弱智者、無生活能力的人和孤寡老人料理生活；教育貧困儿童識字；為貧困家庭的人檢查和防治 疾病，為他們補習文化課和科學知識；幫助酗酒者和吸毒者戒酒癮毒癮；為儿童接种疫苗；修建城市花園以及照顧小孩等。此外運動員為儿童輔導体育，藝術家為民 間團体和非盈利組織從事培訓工作進行義演等。還有數百万人在發展中國家和貧窮地區工作和服務。
心甘情愿、不求回報地為他人、為社會服務，對美國人來說，确實不多，但是何以有這樣多的人“學雷鋒”呢?
規定學生必須參加志愿活動的學校逐年增多，不參加自愿者活動的美國中學生不但不能畢業，而且難以進入著名高等學府。因為此類學校在審查申請人簡歷時，往往 較注重是否品學兼优，有一個“好心腸”。有一所中學有兩個同學學習成績很好，但不愿服務社會而未能如期畢業，他們無法證明自己曾在社區志愿服務60小時以 上。
美國各企業也要求員工成為一名合格的自愿者。美國第一大長途電話電報公司(AT＆T)規定，凡是公司員工，每年可請一天事假，以便參加各類自愿者活動。
1993年下半年，克林頓簽署了有關扶持青少年義工力量的條文“全國与社區服務法案”，鼓勵青少年學生義務服務社會。該法案明确規定，對于做滿1400小 時的青年義工，美國政府將每年獎勵其4725美元的獎學金。這筆錢可用來抵作上大學的學費，也可以作職業培訓或償還大學貸款之用。
以義務方式開展再就業培訓的教員，可以記上信譽分，這個信譽分可以在當事人輕度違法，比如駕車闖了紅燈等時，用來抵免執法部門的處罰。多少信譽分可以抵免 忘了交罰金的處罰，多少信譽分可以抵免違反禁酒令等等，各州都有明确的規定，當事者只要出具信譽分的記錄，由執行部門划去相應的分點，即可不罰，据說這個 信譽分對找工作也有幫助。
在美國，各种福利組織和非盈利團体大約有5000多個，有全國性的、地方性的以及民間志愿者組織的，它們的經費來源多為教會、慈善机构和個人捐款，极少數來自政府。
教育推動
美國社會非常重視教育。實行了從小學到高中12年全免費公立教育体制，公立中小學達到86000多所，學生總計4403.1万人。高等院校總數3706 所，學生1426万人，20—24歲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為81％。學生可以從多個渠道獲得資助与貸款。每名學生每年分享教育經費在7000美元以 上。1995年，美國全部學校的教育經費投入高達5045億美元，占GNP的(國民生產總值)的7.1％。
美國納稅人、政府和社會以如此巨大的經費投入，不斷地強化著“教育是立國之本”的思想。美國歷任政府首腦都很重視教育。美國第一任國務卿杰裴遜寫道：“最 有效地防止專制暴政的辦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啟發民智”。里根說“教育的核心不僅是傳授知識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向下一代新人傳遞我國自由民主的基礎价值——愛 國、忠誠、信譽、勇敢、明辯”。布什說：“教育不僅是任務，更是高度的責任，向下一代傳遞科技知識和我國的社會靈魂——理智、正義、信仰、自由等美德。” 克林頓一再強調“要恢复美國的國際競爭力，必須從培養人才開始，學校必須進行品格教育，必須把美國儿童培養成好公民。”
基于這些認識，美國教育的目標，是形成一個不僅有知識能力，更要對自己國家、民族和文化有強烈認同和責任感的主流社會。美國政治教育的目標集中概括為“培 養美國忠誠的公民。其核心內容共有四個基本方面：一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及其优越性的教育；二是反共產主義教育；三是公民權利和義務教育；四是國民精神的教 育。
政治教育是被特別看重的，因此有許多硬性的規定。比如對學校教育計划中政治科目(在美國，歷史、地理也是政治課)的規定，學校里所有課程都發揮著政治教育 載体的作用，任何一門專業課程的學習都要對以下三個問題作出回答：這個領域的歷史和傳統是什么?它們涉及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是什么?要面對哪些倫理和道德問 題?特別是對教師、校長和督導按一定的政治要求進行嚴格的篩選。美國把大學當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點，几百所學校開設了价值觀教育課，有的學校采取了一些硬 性的行政措施，來規定和保證教學計划中的政治科目，如果拿不到政治科目的學分，別的學分拿得再高，也拿不到學位。
美國高校十分重視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特別是職業道德教育非常普遍。据對全美623所大學開設的2757种課程的調查，50％是涉及到倫理道德、秘書道 德、醫療道德和律師道德等。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要求一年級學生必修“決策与倫理价值”和其他職業道德課程，著重講解企業和公司經理經常面臨的職業道德問題。
文化熏陶
在美國考察期間，博物館和各种紀念場館及所發揮的育人功能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按照國際博物協會章程的定義“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而以研究、娛樂、教育為目的，進行收集、保管、傳播、展出有關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證的不追求營利的永久性机构。”
我們一行旅程匆匆，跑馬觀花式地瀏覽了几個博物館：美國國家藝術博物館、“約翰遜航天中心”、“亞利桑那號紀念館”。美國對博物館文化的發展采取了非常嚴 肅而積极的態度。博物館所發揮的教育功能也是巨大的。全美有數以千計的博物館。紐約擁有100多座博物館、美術館，芝加哥各种類型的博物館50余家。美國 博物館數量之多，門類之全，規模之大，內容之丰，陳列展出手段之先進，教育和研究功能發揮得之好，實在是令人惊嘆。
美國擁有各种大型的、綜合性的博物館如：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美國國會圖書館陳列廳、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舊金山科學与工業博物館等。其中自然史博物館占地十 公頃，擁有58個迷宮式展廳，近20座標本貯藏庫，3600万件動植物和礦物標本，200多名科學家和600名工作人員，參觀人數每年都在300万人左 右。博物館除設有十多個學科研究部外，還設有群眾中心、自然科學中心、實驗室和圖書館等一大批公共教育設施。美國還有許多富有特色的專題博物館：如洛杉磯 寬容博物館、波斯頓死亡博物館、圣路易斯市的“假藥和吹牛醫療器博物館”、紐約“失敗產品博物館”等等。為了把人們從偏見、仇恨和暴行的歧途中解救出來， 使人們加深對种族和睦的理解，寬容博物館以一种全景式的手法，古今內外多方位地展示人類不應有的偏見与仇恨。包括美國的教訓——美國過去和現在在各個地區 存在的种族主義現象；大屠殺——納粹德國的种族主義暴行，讓作為人類非人道行徑的一個最极端的實例，對青少年一代產生積极的影響；全球形勢——告誡人們停 止仇視和不友好的行為。向參觀者提供過去48小時內發生的“所有偏見和仇恨現象”的信息。博物館還展出了有關教育人寬容處世的安妮 弗蘭克的原稿，7000多件歷史文物和藝術品以及文學作品，日記原作等檔案。博物館還設立了“多樣化電腦學習中心”，觀眾可以使用這里的數十台電腦終端， 并能進行有關种族問題的研究。參觀者還要通過“仇恨隧道”，經由“偏見門”，被領到“毒气室”內觀看有關錄相，使人身臨其境，刻骨銘心。
坐落在賓夕法尼亞大街上的美國聯邦調查局，在常人眼中屬于神秘的禁區，但是普通觀眾可以隨導游入內參觀。參觀內部環境、建筑以及進行偵察工作的實驗室等項 目，參觀聯邦調查局的資料館以及附屬的陳列室，了解調查局的歷史現狀和成就。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一是以此來向公眾顯示其科學辦案的威懾力量，二是向廣大觀 眾普及犯罪現場和取證的有關知識。
由于博物館在教育方面表現出巨大的靈活性和有效性，許多人都把它視為自己的“終身學校”、“生動的百科全書”。博物館日益表現出發展第二教育系統的优勢。 人們在對博物館展覽的欣賞中接受教育，增長知識，受到美的熏陶，重新思考工業文明与精神生活的相互關系，重新感悟人生意義、人群和諧、人与自然和人与社會 的關系，引導人們對美好未來的追求。
美國的博物館大多是政府撥款或接受捐贈，因而收費較低，實行的是分類收費和定時免費，一般成人是四五美元，老人、學生、儿童則在二三元左右，有不少博物館 規定某一天或某一時段免費，有的則規定六歲以下儿童免費，印弟安博物館則對印弟安人全部免費。這种靈活而低廉的收費，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也發揮了更大的作 用。
英雄激勵
美國是一個崇尚個体英雄主義价值觀的國度，那些成就突出、貢獻巨大的人，社會以多种形式彰顯其功德，用以激勵世人，引導青少年。
在美國，用杰出人物命名地名、城市、街道、林地、公墓、公司、机場、學校以及各种場館的現象非常普遍。
美國有很多地名是用一些德高望重的總統的名字命名的。有28座城市是用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的名字命名；有23座城市是用美國國父華盛頓的名字命名；有 22座城市是以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的名字命名；有17座城市是用第七任總統杰克遜的名字命名；有19座城市是用第十六任總統林肯的名字命名；還有十几座城 市是以第九任總統哈里森的名字命名，等等。美國共有50個州，每個州都有用總統名字命名的市或縣。當然也有用其他人的名字指稱的，如以教育先驅者命名的伯 克利市。
在休斯頓，我們參觀了專管登月飛船和航天飛机的飛行和降落的指揮、追蹤及信息交流的約翰遜航天中心。我們從休斯頓到紐約，起飛的机場叫喬治 布什國際机場，是以本州出生的總統布什的名字命名，而飛抵的机場又叫肯尼迪國際机場，在華盛頓又有華盛頓國際机場……
在舊金山時，我們參觀了斯坦福大學。這所歷史悠久、環境优美且實力雄厚的學府是以其創辦者命名的，在校園里我花了二美元登上了該校為褒揚成為總統的學生而 修建的胡佛鐘塔。位于華盛頓哥倫比亞林區的喬治 華盛頓大學、加州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分校都是因人得名。哈佛大學是美國最著名、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1698年，約翰 哈佛死后把他的圖書館和一半財產留給了這所學校，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坐姿塑像安放在校園的前院。
首都華盛頓，有華盛頓紀念塔、林肯紀念堂、杰佛遜紀念堂和羅斯福紀念堂，還有肯尼迪文化中心。這些場所，就不只是徒有其名了，這些偉人天才的思想，不凡的 經歷，高尚的精神，卓越的貢獻，永久性地展列其中，供人景仰學習。國會大廈中央大廳四周有美國領袖級人物雕像如華盛頓、林肯、杰佛遜等，第二大廳內陳列著 眾多銅制或大理石的雕像，是各州向國會推荐的优秀人物，其中有軍人、政治家、教育家、牧師、科學家、商人等。
金門大橋旁，有一尊銅像，那就是著名的大橋設計師、總工程師史特勞斯的塑像。迪斯尼樂園中，建造有動畫大王迪斯尼的銅像。
用知名人士、所有者、捐建者或創業者的名字命名公司、街區、林地的情況同樣相當普遍。全世界最大的私有工商企業及娛樂事業中心洛克菲勒中心，即以小約翰 洛克菲勒冠名。世界著名的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和勞斯萊斯、馬克 吐溫國家林地也屬于這种。美國的學校、鄉鎮把那些在兩次世界大戰、越戰韓戰中陣亡的本校學生或鄉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視他們為英雄。
以偉人的生辰或事跡為法定節日，也是美國的一個特點，美國創始人、首任總統、杰出的軍事家喬治 華盛頓出生于1732年2月22日，現在華盛頓誕辰日已成為聯邦地州的法定假日，這一天人們喜歡吃一种櫻桃做的餡餅和玩紙質的小斧頭。這是因為華盛頓小時 候曾用斧頭砍坏了一棵櫻桃樹，事后，他誠實地向父親承認了錯誤。這种世代相傳、稱頌的誠實品格，已漸漸成為美國民族的精神特征之一。哥倫布是西方第一個發 現美洲新大陸的歐洲人，之后又先后3次航行到美洲沿岸，進行實地考察，每年10月第二個星期一，則是“哥倫布紀念日”，大多數的州都要舉行慶祝游行、教堂 禮拜和學術活動，以紀念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并重溫哥倫布的開拓精神。
美國有一座“美國著名發明家博物館”，摩爾斯、愛迪生、萊特兄弟、麥克里迪等40名歷史上的著名發明家被記錄其中。每年還由27個主要的科學和工程學團体的代表來評定進入該館的新發明家，讓他們永垂史冊。
美國對籃球明星的崇拜達到一种狂熱的程度，因而設有“美國籃球名人堂”。
美國是一個歷史很短的國家，但他并不因自己文字記載和文物意義上的短暫而放棄讓歷史告訴未來的作法，相反，他特別看重歷史，保護歷史，頌揚英雄，在有限的 歷史中發掘著盡可能多的英雄，以增強美國的歷史底蘊，從名胜古跡的貧乏中，創造了引人入胜的東西，進而增強凝聚力和向心力。
社會監督
极端個人主義對任何一种社會制度都是一种摧毀性力量。信奉個人主義的美國人，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個人利益的支配和權力的運用以不損害公 共利益和公共權力為限，反言之，為了自身的利益、權利(包括自由平等精神价值)的實現，必須注重社會价值并同違背或破坏這种价值的行為作斗爭。必須承擔起 家庭、企業、社區的責任。因此，非常自我的美國有不少愛管閑事的人，有人戲稱為“民間警察”。
參觀白宮，導游楊先生未帶擴音器，講解聲稍大了些，一個參觀者將右手食指豎在嘴前，沖他做出“噓”聲的口形，連續兩次，一臉嚴肅。
楊先生講，美國人在車道上，看見某一輛車超速行駛，就可能有人打電話報警，將車號、地點告訴警察，違規者被警察攔住開罰單時，還一頭霧水。
美國不少城市的住房外，都有修茸一新、各具特色的草坪、鮮花和造型樹。据統計，1997年約2200万個美國家庭花費146億美元用于庭院造景及花木草坪 保養服務，戶均663美元。舊金山的導游葛先生說，美國家庭很多人自己忙又沒有多少園藝知識，就雇請園藝工人，每月來兩次花50多美元。當然不少家庭還是 自己去除草剪枝。之所以花錢費力，一方面是美國人對較好生活空間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環境所迫。”如果誰讓房前屋后雜草叢生，或几個星期不得修剪，鄰里 會抗議，市政部門會干涉，因為你影響了這個社區的整体環境形象和房地產業的經濟价值。如果還不改，縣政府則派人前往打理，然后寄上一個不小的帳單。
到賭城拉斯維佳斯參觀時，有三四百四川赴美夏令營的學生，高聲喧鬧又不听侍者招呼，以至于在深夜被“逐”出賓館。賓館負責人解釋，如果客人投訴不予理采，客人就會報警，麻煩就更大了。
美國民間有稱為壓力集團的組織，是專門向政府施加壓力的，一般都由大學生組成，調查、監督政府執法情況、實施情況和政府公務員的廉政情況，并將其公之于眾，影響非常大。
道德吸引
美國人在權利觀上是個人主義者，但在道德觀上卻傾向于“公共主義”。
据一些美國教師講，美國已經把道德教育放在其經濟學和經營管理教學中的最重要的位置。
目前在美國頗為盛行品格第一的教育，它強調在企業管理中，人的品格或道德是第一位的，一切管理理論和方法都失效的時候，“品格第一”教育就解決問題。這种“只要不斷加強人的品格教育，就能使許多企業管理難題得到解決”的觀念，正作為美國的新經驗受到關注。
美國幸福雜志從1982年開始，每年評選10佳企業形象，由8000多名高級經濟和金融專家進行評選，其指標包括財政狀況、質量、創新，還包括對社會和環境所負的責任。所評選出的公司常常比同類公司要高出2~3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
美國軍隊對服役人員也有著嚴格的道德要求。具有反社會和反軍隊傾向、同性戀者、患有精神病、心理病及有過犯罪前科的人是不能服兵役的。触犯了道德要求，還 可被軍法審判。著名的阿靈頓國家公墓，安葬著1864年南北戰爭以來所有的陣亡將士及一些對國家有特殊貢獻的人。但是有犯罪前科的人都無緣入內，据說有一 個立過功的英雄、后來被刑拘過，死后為進公墓，其親友打了很久官司也未能如愿。有的人還愿意出錢開后門入內，但被道德防線拒之于門外。美軍上層人士認為， “單純的經濟因素，不能造就一支需要產生并保持積极性的軍隊”，榮譽感和“非經濟刺激辦法”對于提高部隊戰斗力是最有利的。因此，美軍很重視通過頒發各种 獎章、勛章和紀念章來滿足官兵的精神需要。美軍現行的統一勛章有平時戰績非凡的國會榮譽章、优异服役勛章、服役功績勛章、优异飛行十字勛章，古銅英勇勛章 等10多种，紀念章20多种。此外各軍种還有區別于其他軍种的獎章。如陸軍的軍功獎章、品行优良獎章等。
美國是一個提倡信仰、言論平等自由的國家。禁止國家宗教，禁止任何公共權力机构确立官方祈禱文要學生背誦，學校不能倡導官方宗教信仰， 但美國政府堅持學校應當教授主流价值觀，提倡個人与社會并重的价值觀念，認為學校必須成為抵抗墮落的堡壘，要求教育部向所有學校發出大力推進學校的品格教 育的要求，由國家對課程的開發提供鼓勵，教育行政部門經常組織編寫分別供學生、教師和家長使用的教材和參考資料。一些城市和地區也制定了品德教育的計划。
克林頓認為，美國是建立在相互負責任的基礎上的。自由只有在与責任一起運用時才發揮作用，如果想使21世紀的夢幻成真，那么至關重要的就是要加強這個基 礎。這就要求人們重新節制自己的生活，承擔義務，承擔自己行為的責任，為此必須強調政府的責任、公司的責任、社區的責任，特別是個人的責任。
現在，一項以“爭當好男人”為宗旨的守約者運動正風行全美。這是一個號召男人去成為更好的丈夫、父親及公民的運動。1991年7月召開的首屆“守約者”會 議，提出“一個從不背信棄義的人就是一個守約的人”。1996年，一百多万男人參加了“守約者”在東部和西部22個城市召開的會議。一些媒体已把“守約 者”稱之為“今日美國的最大規模、最重要的男人運動”，美國的男人們經歷了性解放后的放蕩、迷茫、厭倦之后，開始了一次大規模的性回歸 。
在美國政府支持下，“一個真愛可以等”運動，試圖傳達“節欲有何不可”的信息，已經在美國各地掀起熱潮。前年7月底，2万多青年男女在華盛頓白宮大草坪游行，簽下同意卡，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第一次”留到新婚之夜。
院外游說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說客盈市，現已不見蹤影。但在美國，游說是合法的，并有專門的机构進行登記。有為數不少且能量很大的專職說客，并涌現出一批游說精英。游說者多有律師身份，有許多還是卸任或退休的國會議員或政府官員。
据導游介紹：華盛頓大約有6000家左右的協會或大公司的辦事机构，各州、各市、各部門都在華盛頓有自己的游說人。每年國會開會期間，各种利益團体及說項 者蜂涌而至，整個華盛頓的賓館、餐廳、娛樂場所就火爆起來。華盛頓市中心的K街是与白宮毗鄰的街道，滿是律師事務所和游說公司的“權力走廊”，而所有的律 師事務所都熱火朝天地干著游說的營生，触角滲透到美國一些大的政治經濟活動中。据美國的報紙報道，1997年，各個利益集團，包括公司、工會和市政府共雇 了1.4万人游說，与國會的人數比是27：1。當年的游說費用高達12億美元。前年，大的煙草公司為游說共花了3165万美元，電信業則花了6396万美 元。微軟公司在同司法部的控告和國會的調查作斗爭中，是花錢最多的公司之一，為190万美元。
根据美國制度，權力部門不只是要推行它的行動方針，還必須使人信服。就連克林頓、戈爾在游說圈里也都有自己的鐵哥們儿，他們定期就政治問題找這些人出謀划策。
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首腦以及軍政要員，為其政治、經濟目的，也通過眾多渠道雇請游說公司或事務所來收買美國的政客。
說客的背后實際上是擁有特殊利益的壓力集團，每個集團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利益都要靠自己去爭取。他們聘請律師或非律師專業的“職業說客”，以增加公司 的政治實力，從而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專吃游說飯的“精英群体”。K街游說公司的涌現正是這种利益競逐的表面化，正如微軟公司的一位發言人說：“我們進 行游說是為了讓議員听到我們的聲音和觀點。”一些說客使那些對客戶不利的立法活動偃旗息鼓，從而被稱為“議案的賞金殺手”。一些人有能力及時掌握國會和政 府在干什么，并且能夠影響財政結果。即使不能阻止某种議案通過，也能夠及時調整公司行為，以免遭受更大損失。
工會運動
美國的工會，它不僅是勞資妥協的專家，而且在捍衛所謂“美國人的价值觀”方面歷來比頗講實用主義的政府和商界要极端得多。在美國，工人比資本家更“反 共”，工會比商界更“冷戰化”，這是眾所周知的。建立中國与美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PNTR），是美國商界、企業界和相當多有遠見的美國政界人士的愿 望，但是工會卻百般阻撓、胡攪蠻纏。以擁有1300万會員的美國勞聯——產聯為首的美國工會，是反對PNTR的主力軍。他們發動強大攻勢阻撓，向政府和有 關國際會議游行示威，對議員實行地毯式轟炸：電話、寫信、電子郵件、到議員辦公室說項，有十名重點圍攻的議員被迫同意工會的意見。
工會是民主党的傳統盟友，也是主要贊助者和選票來源，對美國的政党政治有著很大的影響，工會遍布全國的基層組織，經驗丰富的專職說客和胡攪盤纏的施壓方 式，成為影響美國政治和經濟生活的重要社會力量。“大工會”經常与“大企業”、“大政府”一道被看作是分享美國權力三角体系中的第三個成員。盡管現在由于 許多產業自動化、技術越來越先進、工作崗位向非工會領域或其他國家轉移以及中產階級越來越龐大，美國工會近年來很不景气，只有20%左右的勞工入會，還有 20%的工人退會。在許多美國新建企業中，招工時都附加一條不得加入工會，美國工會已明顯地陷入從屬于企業的不利地位。但是，工會在維護會員的權利和利益 方面，在影響會員的思想方面還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比如在美國電影業內工會的勢力非常大，如果想在演藝方面發展的話，就一定要入會，工會給會員很多保障， 它保證靠制片人不會苛求你，保證你的工資數目和補貼，保證你的工作小時及加班工資，當然會員得交不低的會費并且不能干非工會制作劇中的活。工會還對非工會 片子加以干預并找他們的麻煩。
我們在美國考察期間，就直接領略到工會的厲害，作為美國有實力的聯合航空公司工會，因為對業務繁忙、飛行員和空乘人員工作時間延長以及將補充年輕員工等不滿，工會即組織了大規模的罷工活動，我們好几次延誤起飛時間、改變中轉航線或改乘別的航空公司的飛机。
美國工會已將美國工人帶入重實利、遠主義的思維方式中去了。
心理疏導
在美國沒有一個地方是管你一輩子的，几乎人人都欠著二三十年的債，沒有人知道自己未來是什么樣子。高度競爭對美國人所造成的巨大壓力以及所產生的心理和生 理疾病是超乎想象的。心理壓力几乎是人人都有的通病，有80%的人曾經或正在接受心理醫生的幫助。因此，調整人的心理狀態，減輕人的心理壓力，提高心理承 受能力或者將壓力引導為一种動力,是保證美國社會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
美國許多大學的心理學系及其它有關系科都普遍開設社會心理學課程。不少大學設立有學生咨詢中心，由心理學家、法律專家或社會學家擔任咨詢員。
在美國一些大企業中，也有專職的心理咨詢、社會行動學、組織行為學專家。企業為員工的醫療保險中專門有一部份是用于心理咨詢費用的。
美國軍隊通過生存訓練、各种實踐性的演習、模擬訓練等方式讓官兵逐步學會運用自我調節的手段，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緒，強化士兵的心理素質，建立起鞏固的心理防線。同時，還利用精神病專家和心理醫生對官兵的各种心理疾病進行治療。
美國社會心理學專業隊伍龐大、人員眾多。2億多人口的美國，每百万人中有550個心理學家，87%以上具有心理學或哲學博士學位。而我國每百万人只有 2.4個心理學工作者，其中具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不足2%。其中加入心理學會的就有5万人，而從事社會心理學工作的專業人員不少于5000人，美國的許多 社會心理學家同學校、精神病院、工礦企業、家庭都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咨詢、疏導工作。心理咨詢所或心理門診十分普遍，心理醫生是美國最 好的職業之一，不少人還聘有自己的私人心理醫師。
媒体影響
美國人和歐洲人一樣，不大說宣傳這個詞，因為這個詞是當年納粹使用的，在這些國家，這個詞几乎等于用謊言來欺騙人。這就有點“因人廢言”的毛病了。事實上，他們隨時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事宣傳，特別是重視媒体的宣傳導向。
在美國，媒体對社會和個人有著巨大而廣泛的影響。媒体的作用表現出非常复雜的狀況。美國大約有1750家報紙和18000家期刊，還有數以千計的廣播電視 台。他們熱衷于報道最近一分鐘信息，對國內外發生的事件能作出迅速反映。許多專欄作家和新聞記者是有名望的教授和權威專家，他們能大大地影響公眾并代表最 新的輿論。美國新聞媒体左右公眾輿論，制約著公共政策的制定，左右著政府的政策。
美國的新聞工作者享有由憲法規定的廣泛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是因為可供選擇的空間實在太大，出現了自由到离譜的問題，甚至可以泄露國家秘密、可以揭發 富豪、政要的隱私，有時還造謠或捕風掠影。一些熱衷于編造聳人听聞的東西的新聞記者不經調整就拼湊出一些故事來。一些人為了追求團体的政治利益，發表假的 信息欺騙公眾。
但是美國輿論的監督也是非常歷害的。美國人認為：輿論監督是最好的監督、輿論的購買者是老百姓，媒体是監督政府的制衡机制。在美國，各級政府的官員都處在 机靈而警惕的新聞記者監視下。事實上他們的媒体扮演了對各級政府和所有官員的監察人角色，許多涉及貪污受賄、瀆職、失職、腐敗、判斷失誤、不胜任、間諜活 動等案件都由媒体向全國公眾披露。美國傳媒正面宣傳注重潛伏默化的方式，反面教育注重揭露曝光的形式。据說貪官污吏懼怕新聞記者甚于懼怕法官。水門事件就 是一個例子，說明新聞記者能推翻一屆政府，所以新聞業在美國又有“火眼金晴”的美稱。華盛頓有一家C-SPAN電視台，是專門盯住政府的電視台，專門報道 參眾兩院及白宮事務，這是由一家大財團資助的非贏利的電視台，据說是自主報道，誰的帳也不買。
其實，美國媒体是要買政治和金錢的帳的。他們首先要顧及的是美國人的价值觀和國家利益。現在國內一些人私下收听的“美國之音”的設立和宣傳總綱就很說明問 題。美國政府批准建立“美國之音”廣播電台，總部就設在華盛頓，可是規定不准對美國公眾廣播，在美國收不到“美國之音”。美國官員認為，這是政治需要，是 美國利益需要。“美國之音”的宣傳總綱共有八條：一、傳西方生活方式；二、傳社會主義是一种力圖為統治世界而發動戰爭的侵略勢力；三、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 种“极權主義”社會，沒有人權；四、煽動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情緒和宗教狂熱；五、動搖听眾對共產党的信任；六、報道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困難，并把這些困難 解釋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是不可避免和無法消除的；七、宣講改良主義，抵制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必然向資本主義演變；八、將資本主義与時代精神自由民主 等同起來。
這些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美國不愿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提出“中國威協論”并試圖采取种种手法遏制中國。美國的不少媒体，包括 很有影響的媒体“妖魔化中國”很有勁頭。在大部份美國人的心目中，中國是一個渺小、沒有民主人權、落后貧窮、盜竊核技術、不講著作權……的國家，造成這种 “形象逆差”的功勞應當記在美國媒体身上。
剛剛落幕的美國總統大選，花了30億美元，再次表明了“金錢鋪就白宮路”這种金錢政治的實質。有人說美國總統競選實際上有兩場：一場是大眾傳媒的選舉，一 場是正式選舉。有時候，美國人被稱為不專一的選民，因為他們在党和党之間變來變去，這种變化的誘導者是興風作浪的傳媒。傳媒是政治領袖与選民之間進行交 流、也是影響選民的媒介。去年八月二日，我們在費城，正好赶上共和党全國代表大會，會場外騎警 、空警和警察密布 。當晚看到CNN電視台轉播：小布什侃侃而談的聲音常常被歡呼聲和掌聲打斷，彩球、彩紙、熒光棒飄來舞去，費城体育館數千听眾興奮踊躍，場面极為熱烈，這 种傾向性明顯煸情場景的直接效果是，几天以后的民意調查表明，小布什又領先了戈爾几個百分點。當然有關的媒体又大大地賺了一把，据介紹，大選期間電視黃金 時段每分种收費高達60万美元。
政府調控
國家的綜合實力強弱不僅取決于經濟、軍事、資源、科技和教育水平等硬實力，而且更有賴于軟實力的大小。軟實力主要包括國家的社會凝聚力、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控制國際規則和机制的能力。
美國政府工作的主要手段是利益誘導和法律強制。但是為了維持其自身的強大和實現其全球化戰略，它又十分重視軟實力的提升。重視對意識和道德的間接管理和指 導調控。在美國，無論是學校、家庭、社會，還是大眾傳媒電影電視；無論是政党還是宗教團体；無論是家長還是教師，都充分利用一切場合和時机宣傳美國的生活 方式和价值觀念。更有各級政府不惜巨資興建或資助的數不清的博物館、紀念館、慶典活動在熏陶人們的思想感情，來增強社會的凝聚力。我們在華盛頓參觀了一些 政治性場所，包括白宮、林肯紀念堂和羅斯福紀念堂、國會大廈，都是免費的，其中不少場館開放時間非常長，像華盛頓紀念塔、林肯紀念堂是從早上8點到深夜 24時。
美國其實是一個很講意識形態的國家。尼克松認為“進入21世紀，武力征服的代价愈加高昂，文化和經濟的吸引力將成為決定的因素”。原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布熱津斯基在所著的《大失控与大混亂》一書的序中寫道：說到底，動員人們采取行動并從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他認為政治思想會越來越重要，它要么成為精神 凝聚力的源泉，要么是混亂之源；要么成為共識的基礎，要么就是沖突的禍根。早在1925年，為适應對外擴張的需要，美國卡內基基金的負責人就向美國政府建 議，通過跨國界的接触和交往，改變人們的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使人們用新的國際性的頭腦代替“民族主義頭腦”處理問題時，不會感到羞愧。美國官方意識形態 的謀士理查德 加得勒在1983年指出：“決定美國資本主義命運和前途的是意識形態，而不是武裝力量”。他認為意識形態的斗爭，遠比最現代化的飛机大炮更有重要的意義和 效應。為此，他竭力鼓吹要“与我們的對手展開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要在全世界“宣傳美國的理想”，“要向全世界宣傳美國的价值觀念”。美國新任總統布什 的就職演講可以說是施政方略，也可以說是一篇“道德宣言”，通篇強調理想、責任、服務、公民意識和美國的价值觀，提出“用我們歷史上的价值觀來哺育我們的 時代，”“對所有的國家，我們都將大講使我們能夠立國的价值准則。”
据80年代統計，美國新聞署已經在128個國家設立了211個新聞處和2000多個宣傳活動點，在83個國家建立了圖書館。美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但 是目前傳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區80%的新聞都由美國和西方的通訊社壟斷。1996年美國的軟件和娛樂產品出口602億美元，為國內各業之首。美國控制了世界 75%的電視節目和60%的廣播節目的生產与制作，每年向別國發行的電視節目總量達30万小時，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電視中美國的節目高達60~80%，成 了美國電視的轉播站，而美國自己的電視節目中，外國節目僅占1~2%。美國的電影生產總量只占世界電影產量的6~7%，卻占据了世界總放映時間的一半以 上，現在美國正借助經濟全球化的便利浪潮，推銷其政治文化模式，進行文化擴張。
美國的“宣傳思想工作”是以一种隱性的、間接的、滲透式的方式展開的，避免直接講授規則或強迫灌輸某种意識形態。但是其目標的堅定性、方法的多樣性和行動 的持久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其作用也是不小的。當然，教化的作用不是万能的，尤其在美國這种多种利益根本沖突的社會里，否則很難解釋美國社會的槍支泛濫、 貪富分化，黃、賭、毒猖獗，同性戀風行，犯罪率居高不下，監獄里人滿為患。但是，如果沒有這种軟實力戰略，不對人們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進行控制和引導， 也就不可能有美國社會的超穩定狀態，也不可能有美國的強大。這一點，相信也是認識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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