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网址
http://www.schwarzreport.org/
(2) 反共十字军与宗教渗透
一、冷战时期西方的宗教渗透
在冷战时期，西方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经济封锁、制裁和政治颠覆的政策，在宗教界，少数保守或反动的教会人士与政府沆瀣一气，拼凑了反共十 字军，其情报部门也竭力利用传教士来实现其政治目的，两者不谋而合。实际上，这种宗教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渗透的范围，表现了强烈的政治侵略性。这里， 由于资料有限，我们主要以美国为例。反共十字军基督教会同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从19世纪业已开始。不过，当时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有关无神论和有神论的争 辩，教会方面一般并未将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某些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教会人士，如法国神甫拉梅涅、德国美因兹大主教凯特勒、美国的劳申布什等人还创立了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
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仆从们才真正感到"共产主义幽灵"的巨大威慑力量。不信上帝的无神论，也把 教会驱赶到世俗战场，思想意识的论战终于演变成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美国政教方面的极右势力一唱一和，扮演了国际反共舞台的主角。
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1)流行，反共成为美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美国政界人物在竞选、施政期间，似乎都不敢逆此反共潮流。1952年斯德莱史 蒂文森在竞选总统时发表了如下演说："现在，反基督者正在世界上阔步前进。共产主义体系甚至想把上帝从宇宙的中心宝座上拉下马。在其所到之处，它都要根除 以博爱与和平为主旨的宗教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文明的灯火一个个地熄灭了"。
(1)基督教反共理论的风源，主要来自右翼教会人士。他们常常把美国人和共产党的斗争等同于善与恶的对立，把共产主义比作"好战成性'的魔鬼的化身，罪恶 的集中表现，在公众中煽动恐共、仇共情绪，同时为右翼政客们撑腰壮胆。50年代初，白宫座上客、浸礼会牧师比利格雷厄姆就在布道中攻击共产主义是"宗教的 撒旦"，宣称"自由世界"的不公正现象均是共产党造成的，并鼓励麦卡锡等极右势力，说正是由于他们敌视共产主义，上帝才会站在他们一边。
(2)把宗教界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界的极右势力联合起来，组成反共十字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公众中散布共产主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威胁，这是美国右翼 教会50年代的主要行动纲领。比利 J 哈吉斯的"基督教十字军"、福来德 C 施瓦尔茨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和卡尔麦金太尔的"20世纪的改革时代"等组织，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笼的。基督教反共急先锋哈吉斯，原为基督门徒会牧师， 1966年还组织了一个"基督教十字军远征协会"，1970年创办了美国基督教大学，专门培养捍卫美国生活方式的反共学生。他公开宜称，反共是他就任圣职 宣言的一部分和恪守的信条之一。
在其《基督教十字军》一书中，他鼓吹"基督教十字军反对共产主义乃是基督的战斗，是基督在利用这个运动。多年来的斗争得到上、下层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这充分说明，上帝与我们同在。
(3)(哈吉斯为"基督教十字军"制定的宗旨是："捍卫和挽救保守的基督教意识形态，这是美国立国的基础。捍卫我们宝贵的自由、财产，坚持反对那些在言行上有意无意迎合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的个人或组织，清除它们对美国生活的影响，以便维护耶酥基督的福音教义"
(4) 哈吉斯纠集的十字军，是宗教和政治的综合体，其使命是向公众兜售有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威胁"以及叛教的"危险性"，抵制非基督教进步思潮的传播，为资 本主义的长治久安建立防护堤坝。施瓦尔茨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组织(the Anti-Cmmunism Crusade) 是战后国际反共宣传战的重要喉舌，其成员多为大资本家和中上层人土，如教士、专家和退伍军人中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每人平均年收入均在一万美元以
上。他们都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
长期以来，该组织的基金主要来自几个有名的大财团公司，如帕特里克弗洛雷的希克雷泽公司、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利利捐赠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等。施瓦尔茨和他 的追随著主持了一些国际性的讨论会，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共产党人的组织战略。他们还在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建有分部，扶植当地的反共工会或团体， 支持亲美的政府乃至参与有利于美国的政变。利用在国内外建立的广播电视网，以"福音渗透"的手段，向国内外公众进行反共宣传，也是美国的宗教右翼常用的重 要方式之一。
远东广播公司以及当今的电子布道名星施瓦格和法维尔等人主持的电视台，在《圣经》中寻章觅句，散布反共仇共言论，是其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之一。远东广播公 司(GEBC)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定形势下由两位美国传教士鲍波波曼和约翰布洛格1949年7月于菲律宾创办的。严峻的国际风云，使失势的洋教士更 多地把注意力转向无线电这种现代化的通讯手段方面。远东广播公司的领导们在其成立宣言中声称，无线电不以国界为限，它是"上帝的福音"渗透到"封闭国家" 的有力工具。因而，这家公司主要的目标就是中国、苏联和东南亚等地，在冷战时期充当了美国政府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络点和反共宣传的喉舌，利用听众来信等方 式，为其搜集情报和进行策反活动。1979年，它从中国收到的来信达万封之多。
(5)1987年，远东广播公司在美国发动了一场"对苏联的见证"活动，号召美国听众把自己对上帝的"虔诚心声"写成百字短文，由该公司向苏联听众播放，发挥精神战的威力。
在反共十字军中，天主教和新教基要派中的极右势力显得最为活跃。在天主教方面，有著一个统一的国际中心，以教皇为首的焚蒂冈城国，战后数十年曾是基督教的 国际反共中心之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不少波兰天主教徒逃亡国外。匈牙利的闵岑提主教和南斯拉夫斯蒂皮纳克主教被政府处决后，罗马教皇极为愤慨，于 1949年发布了《天主教友如何对抗共产党》的通渝，禁止中国及其他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督徒阅读共产党报纸上的文章，不许他们参加共产党举办的各种军事、 政治学校，不准参加工会和妇联，凡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同共产党合作者，一律开除教籍。美国天主教主教响应教廷的号召，多次发起反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政 府的运动，他们主办的报刊把反共作为头号任务。大肆鼓吹共产主义是宗教和上帝不共戴天的敌人。这种宣传极大地毒化了公众舆论。据40年代末美国盖洛普民意 测验中心公布，当时，有72％的被调查者认为，共产党若有能力，它们会消灭一切宗教。 77％的人主张，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好基督徒，又是共产党员。
(6)中央情报局与宗教渗透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美国统治集团的一支特种部队，作为间谍和情报机构，它的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诸如破坏、 暗杀、颠覆，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计划，中央情报局广泛利用了宗教组织，特别是收买或雇用活动于海外的传教人员，在上帝的名 义下，干着魔鬼的勾当。该机构的一位间谍曾供称，他们在海外的每一项活动中几乎都利用了教会人士，如掩护、卧底、渗透等。另一位退休间谍承认，情报局利用 传教士已成家常便饭, 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任何人都可能为我所用。坦率地说，我曾利用过佛教僧侣、天主教神甫乃至主教。"
(7)对那些具有强烈反共倾向和敌视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督教右翼教会和传教机构，情报局尤为注目，对其慷慨扶植，资助其传教学校向海外派遣更多的传教人员， 如活动于南、北美洲的某些保守宗教团体，其中有"捍卫传统、家庭、财产协会"，耶和华见证人会与圣灵降临节派所属教会等，它们都得到过中央情报局的款项， 交换条件是为情报部门搜集情报、破坏工运、学运和其他反美政治活动。
中央情报局利用传教士的方式主要有下列四种：
第一，收集情报。70年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最大的慈善和发展机构"世界天堂"(World Vision)组织，曾被中央情报局收买和利用，其活动网扩及亚非拉三大洲80余国，慈善项目预算高达亿万美元，其中有相当部分资金来源于美国国务院所属 的发展机构(AId)-一个同中央情报局长期协力共事的情报机关。"世界天堂"组织一面在第三世界举办发放衣服、食物等福利事业，为当地教会培养领导人， 一面充当美国政府的情报收集站。早在70年代，它就被指控为中央情报局在越南搜集战地资料。在泰国北部主持难民营的"世界天堂"慈善机构奉美国驻泰大使馆 的指令，在难民中
采集"黄雨受害者"的血样。据当时在那里工作过的一位传教士后来透露，由于"世界天堂"机构依赖于官方的大批资助，所以只能听命于美国驻曼谷大使馆，而不 敢对所谓"黄雨"进行公正的科学调查。在中美洲，"世界天堂"的工作机构被古巴的反共流亡者、尼加拉瓜的流亡传教士和一群萨尔瓦多退伍军人所操纵。他们同 中央情报局相联系，详细记录萨尔瓦多受援者提供的情报，每天用电话或电报向"世界天堂"组织驻哥斯达黎加的总部汇报。
中央情报局常向出国传教士散布所谓"爱国主义"观念，鼓动他们归国后向情报部门提供国外见闻。据一位修女透露，有一年她从智利回来后，情报局官员立即向她 打听该国的局势。美国的一个传教组织"海外十字军"承认，70年代的一段时期，它派出的所有传教人员回国后都受到过中央情报局的盘查。谈话内容涉及第三世 界国家内部政治形势及其宗教与政界领导人近况等方面。《今日基督教》杂志1975年载文披露，美国约有10-25％海外传教人员向中央情报局或全体情报机 构提供过情报。
其二，中央情报局秘密利用或直接投资教会的外援项目，借以渗透到受援国，控制该国政府、教会或某些社会集团，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左右当地事态的发展。 60年代初，中央情报局曾拨出专款，以美国商人名义，支持教会在哥伦比亚建广播网；借对农民进行扫盲教育之机，宣传反共思潮。这项活动由中央情报局派驻波 哥大的站长雷蒙华伦直接领导。70年代初，一位天主教神父向亚美自由劳工协会申请5，000美元经费，用以实施他的教会在印度所控制的工会中的教育纲领。 当他去领取这笔款项时。一位知情的国务院官员悄悄告诉他，这些钱来自中央情报局。
(9)世界医疗救济(Wodd Medical Relief)组织是最早为美国情报部门充当掮客的基督教组织之一。从50年代开始，它的预算中的相当部分就仰赖著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支持。作为回报，它 曾把一批批物资给养转交给中央情报局在老挝、越南、巴拿马和萨尔瓦多等国的代理人。另一个基督教组织"福音十字军"(Gospel Crusades)，是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同国外反政府势力之间充当中介入的最大、最隐秘的宗教团体。从1985-1987年，它曾把1， 000□"人道主义"补给品转发给居住
在洪都拉斯难民营中的反对派及其家属。"福音十字军"的领导人R P 德斯特安供认，他曾从国家安全部、大食品公司等机构获得过捐款或物资，并定期向政府汇报自己的活动。他们一离开尼加拉瓜，总会有人拿著收录机在洪都拉斯向 他们设法获取情报，其中有中央情报局的，也有国防部的。
(10) 其三，利用教会和传教机构分裂或操纵第三世界的政治和宗教组织，破坏民族解放运动。60年代，中央情报局曾指示所属机构向拉美某些神职人员和传教士提供资 料、工具，搞臭"充当了国际共产主义代理人"的进步牧师的名声，对进步宗教团体和人士进行"警察控制"。在南美，中央情报局与美国的一些传教宗派合作，建 立或操纵工会、农会，分化当地的民众运动和农业改革运动。结果，导致天主教和新教徒的冲突，甚至流血事件的发生。
(11)1971年，中央情报局收买了美国在西贡附近的一位主教，指示他破坏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为掩人耳目，情报局官员往往乘飞机离开西贡，在荒僻地区同这位主教会晤。
中央情报局收买传数士，以上帝的十字架掩护其间谍活动的事实，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中央情报局首脑和白宫代表对此均供认不讳，而且宣称这并不违犯纪律，也不损害传教活动的利益。一位退体的情报局官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投资的是钱，得到的是反共宜传。这没有什么不体面的。
(12)它的发言人米希尔 杜瓦尔告诉福
音派信徒："中央情报局认为，某些宗教团体的成员仍然希望向我们提供美国政府感兴趣的国外情报，我们继续欢迎这种自觉目愿的行动。我们的一贯政策是，绝不泄露他们的姓名。"
(13)此外，中央情报局还利用其他方式，如通过国务院的"国际发展机构"资助基督教会的对外慈善活动和援助项目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利用宗教进行的政治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极力插手我国的宗教事务，企图重新恢复旧中国时期的那些宗教特权，建立与恢复由境外宗教机构直接控制和指挥的宗教组织，为本国政府的反华政策服务；
二是利用宗教或宗教组织，在中国国内进行各种有损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有损于中国各民族团结的破坏违法活动或情报活动，以达到其政治上反华的目的；
三是一些境外的宗教机构和邪教组织，利用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打著宗教国际友好活动的旗帜，在我境内非法发展教徒，建立公开的或隐蔽的据点，破坏社会稳定，损害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四是利用宗教、打著维护人权、宗教自由，以及所谓保护宗教传统文化等旗号，蒙骗世界舆论，公开与不公开地支持、煽动中国境内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闹独立，企图肢解中国的版图；五是利用宗教方面的国际活动与国际会议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阴谋等。
新时期境外的宗教渗透活动有著以下特点：
首先，传教士竭力试图卷土重来。在上个世纪，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许多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如阿拉伯国家等，都命令西方传教士离境回国，并且禁止传教士再 来从事宗教活动。在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演进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对传教“开禁”，但许多国家由于自身的国情，仍然坚持原来的方针。某些西方教 会出于宗教扩张的殖民主义的立场，无视第三世界的民族自决原则，仍然继续著以往非法的或强制性的渗透活动。
其次，渗透手段的多样化。
第一，除传统的如传教士亲自在输入国的非法传教、无线电传教、书籍传教等手法外，目前许多境外教会组织在互联网上开辟有网页，进行宗教或带有政治色彩的宣传。
第二，利用教会人员职业的多样化进行传教活动。例如，目前美国的海外传教士约占全世界传教人员的60%以上，人员结构中有牧师、教师、农学家、医生、护 士、作家、出版家、广播电视工作人员等，在"援助"工作中，见机行事，散发宗教材料，或宣传自己的教义，时机成熟时劝人皈依。
第三，中国在西方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旅游者也是教会关注的对象，一些西方宗教人土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期望他们归国后成为宗教传播的"种子 "，将来生根、开花。
再次有些西方教会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教会结合起来，使教会人士利用"同胞"情谊，在大陆秘密传教。80年代我国政府取缔的"天父儿女"国际邪教组织，就是台湾人李常秘密传入大陆。
节录自: 境外的宗教渗透与我们的对策
全文: http://tzb.gzhu.edu.cn/asp/8/2004426215618.htm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雷雨田
说明：本文前一部分资料，出自本人所著的《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部分章节，这里罗列出来，是为了说明西方敌对势力利
用宗教渗透的持久性，以引起国人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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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里根与教皇如何颠覆波兰共产党政权
http://www.hubce.edu.cn/jwc/jwc5/messages/9070.html
１９８２年６月７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图书馆单独会谈了５０分钟。在这次会谈中，里根和教皇一致同意开展一场秘密运 动，加速共产党国家的瓦解。对里根和保罗二世结成的“神圣同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查德 艾化宣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联盟之一。”
这次行动的重点对象是波兰，它是约翰───保罗二世的故乡，也是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当时波兰的团结工会非常活跃，他们相信，如果使波兰成为自由的非共产党国家，将是插入苏联心脏的一把利剑。
里根与教皇会见后，美国制订了一项战略，旨在造成苏联经济的崩溃，破坏苏联同华沙条约卫星国的联系纽带，以迫使苏联国内加快改革步伐。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波兰宣布戒严。团结工会被取缔，以瓦文萨为首的６０００多名团结工会领导人被拘押，许多人到教堂和神父家寻求 保护。这时里根给教皇打电话，商量对策。双方一致认为，不能让团结工会的火焰被扑灭。教皇立即通过教会的渠道建议团结工会转入地下，里根和教皇决定对团结 工会进行经济援助，将成□的设备───传真机、印刷机、发报机、电话、短波电台、摄像机、复印机、计算机和文字处理机一一通过教会等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偷 运进波兰，给团结工会的资金则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基金会、全国维持民主捐赠基金会、梵蒂冈秘密账号提供的。在美国和梵蒂冈的支持下，团结工会得到很大鼓舞， 活动日益活跃，当时波兰全国各城镇都出现了地下报纸和传单。团结工会的文件经常贴在教堂的告示牌上，油印传单被贴到警察局、政府大楼以及军人控制的电视台 大门口。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领导人还经常得到美国和梵蒂冈的战略指导。
据美国劳联 ─产联的报告称，到１９８５年，波兰国内已有４０００多种刊物，有些发行量超过了万份。反政府的书籍小册子成千上万地印刷，几百万人在教堂看过反政府录 像，团结工会还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秘密电台不断地干扰政府电台的广播节目，不时地呼喊“团结工会万岁”“抵抗”等口号。团结工会还用电视发射装置干扰政府 节目，号召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波兰共产党和波兰政府在里根和教皇的政治压力下，步步后退，被抓走的人放出来了，对瓦文萨的审判也被取消了。１９８７年２ 月１９日，波兰政府被迫同意和教皇对话。４个月后，教皇荣归故里，受到千百万人的欢迎。１９８８年７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华沙，承认波兰政府没有工会合作没 法进行工作。翌年４月５日，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签订协议确定在６月份举行议会选举。同年９月，团结工会正式组阁掌权。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瓦文萨成为波兰总 统。
里根和教皇经过７年的苦心经营，最终将波兰政权从共产党手中夺走，建立了所谓“自由”的国家，从而成为进一步瓦解东欧和最后使苏联解体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原载《中国外交官眼中的世界热点》一书，转载自３月３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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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布什的接见与培植洋奴
钟关平 (旗帜网)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8510
当许多善良的中国人还不知晓美国最近有个“转型外交”，或者知道有这个玩意儿但还没弄明白它对我国有什么危害的时候，美国总统以“大胆”的举动，亲自“现身说法”了。
5月11日小布什率副总统切尼、国务卿赖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海德、白宫幕僚长波顿、白宫首席撰稿人葛尔森和白宫新发言人史诺等一干人马，在白宫接见了来自中国的三个铁杆洋奴、汉奸兼反共分子，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余杰、讲师王怡和律师李柏光。
宗教外衣藏不住的狐狸尾巴
尽管小布什总统与被接见的中国三个汉奸，都披着宗教的外衣，然而，狐狸的尾巴总是藏不住的。
海外有一家反华网站叫《看中国》，它在5月12日的一则报道中，就把美国总统与中国汉奸之间的政治交易全盘端了出来。现摘出几段，也算作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吧。
布什：谢谢各位的光临。这是我私人的会客室。我通常在这里接待我个人的朋友，我曾经在这里两次会见了达赖喇嘛。你们是勇敢的人，是我的朋友，我很荣幸在这里会见你们。我非常愿意倾听你们的声音，你们的信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余杰：首先，非常感谢总统先生安排这次会见。我们刚刚在您的家乡米德兰完成一次圣经课程的学习，我发现那里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的基督徒争取信仰的自由。
布什：太好了，我的祖籍虽然不在米德兰，但我在那里长大，我的信仰和价值观在那里形成，我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自由……
余杰：阿门。上帝早有奇妙的安排，要通过小小的米德兰将福音传到庞大的中国。近十多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迅速增长到数千万人，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年轻的一代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画家、音乐家纷纷受洗归主，包括我们在座的三位。
布什：你今年多大了？你成为基督徒是否经历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余杰：我今年三十三岁了。
布什总统：啊，你真年轻……
余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只有十六岁，但这一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我发誓要成为一个捍卫自由和人权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上帝的引导 下，用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用非暴力的手段来改变中国。……中国的基督徒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勇士站出来捍卫信仰自由。美国政府支持他们，既符合上帝的公义， 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再也不能犯当年雅尔塔会议那样的错误了。
布什：……我坚持自由经济的观点。我认为美中贸易的拓展，必然会给中国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开放的经济与自由的体制是相关的。……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贸易放弃对人权问题的关注。
余杰：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
布什（打了一个响指）：啊，要是现在我能够将美国的油价降下来，我就成为美国的伟大总统了。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帮助你们呢？
余杰：我有三个建议。第一，在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任何场合，都持续地、坚定地向他们表达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关注。
布什：是的，我们一直在这样做。……
余杰：是的，这样做很好。我的第二个建议是，美国驻华使馆可以定期邀请中国的家庭教会人士、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等聚会，以显示对他们的支持……
布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余杰：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希望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某些美国公司在中国行为有更多的约束和监控。比如互联网公司雅虎向中国警方提供个人资料，……雅虎公司的行为违背了美国的道德根基……
布什：我理解你的想法。……我相信这些公司会停止他们的错误行为。
报道说，谈话中布什还带领大家为中国的“家庭教会”及中国的“自由民主”祷告，鼓励他们“从地下走到地上”。
请看，布什与余杰的如此谈话，哪里还是什么宗教信仰问题，分明是打着宗教的幌子在商讨如何颠覆中国政权嘛！
就在这次谈话刚刚结束之后，那个奉命邀请余杰等人来美的“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就说：布什总统的接见，是史无前例的，出乎意料。笔者认为，这话 有点言过其实。利用宗教侵略别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是美国的老传统了，怎能说是“史无前例”呢？往远点说，鸦片战争以后，美国的统治者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 列强一样，高度重视宗教在侵华中的重要作用。从清朝与英国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到以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几乎都有在华“自由传教”的 内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的传教士，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争先恐后窜进中国的边疆和内地。一百多年来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教徒，为 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血腥的殖民统治效劳，起到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往近点说，布什的接见也算不上“史无前例”。前些年，克林顿当总统时，就 接见过中国所谓“民运人士”魏京生，只不过那次接见没有打宗教的旗号罢了。新中国诞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宗教渗透来影响我国 人民的价值观，进而为其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服务。几年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美国支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以基督教为重点》的文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 对宗教自由的支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力量的主要源泉，没有它我们简直无法领导”，“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努力实现世界各地的社会和它们的当局改 变。”近年来，美国基督教团体宣称，要“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提出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美国政府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干的。小布什去年访华时，一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缸瓦市教堂，是他对基督的虔诚吗？否。他在教堂对中国教民说：“一个健康社会，是对所有信仰张开双臂 的社会，也让人民透过信仰表达自我。”“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会因基督徒聚会而感到戒惧”。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小布什又强调中国政府应该给予人民更多的“社 会、政治及宗教自由”，并说：“让社会、政治和宗教自由在中国滋长是十分重要的事，我们鼓励中国继续此种历史性的转型。”寥寥数语，就把他以宗教作为促使 中国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转型”的图谋暴露无遗。美国之音去年11月20日指出，布什的这些“敏感话题”——其中包括中国宗教自由——触及到了中国的 政治改革问题。今年4月下旬，我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时，小布什依然不忘大谈所谓“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总而言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美国利用宗教 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是不会改变的。对此，我国人民切不可麻痹大意。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新中国诞生不久，我们党和政府就对天主教会和耶稣教会中潜伏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理，1950年，我国在基督教界开展 了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7年，由于罗马教廷干涉我国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我国天 主教会宣布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并按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从而使西方国家企图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的图谋被 彻底粉碎了。这些成功的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美国“转型外交”的依靠力量
美国帝国主义者清楚，若想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需要培植一大批中国内部的亲美西化分化分子、汉奸、洋奴和走狗，形成里应外合之势，才可得手。而那些 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叛徒则是帝国主义寻找的最为理想的对象——这也是美国“转型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是不惜血 本的。他们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等手段，千方百计地拉拢我国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加强对这些人的意识形态渗透和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以便让 这些人充当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骨干力量和马前卒。这次被布什接见的三个人就是美国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且都有反共、反社会主 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劣迹。
余杰这个人，劣迹累累，早已是臭不可闻的人物。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档案资料”介绍，1973年出生的余杰。毕业于北大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硕 士学位。1998年起，余杰出版处女作《火与冰》和他后来的“抽屉文学”系列之二《铁屋中的喊》、《说，还是不说》以及评论文章《为自由而战》等，都是反 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作品，其中充斥着近乎病态的崇美、媚美情调，由此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青 睐和赏识，获得英文版《亚洲周刊》2000年度最佳评论奖，现被聘为中文独立笔会副会长、多家海外网站站长。2003年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余 杰、刘晓波等一小撮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们，疯狂地跳出来，演出一场所谓“呼吁迁移毛泽东遗体的公开签名活动”的闹剧。他们在这封“签名信”中，恶毒地污蔑 毛泽东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是这个余杰，2001年美国间谍飞机在我海南岛海域挑衅、撞我飞机的事件发生后， 他在境外发表文章，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抗议活动是“借这一偶然事件的东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痛骂美国的爱国，其实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他胡 说：“从两年前的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到如今的飞机撞击事件，国人仇美心理逐步升级，让我忧虑…… 民众由仇恨美国的某一个领导人和利益集团，转而敌视美国实行的社会制度和美国奉行的价值观念。”“9•11”事件给余杰提供了巴结帝国主义、为美国统治者 献媚的极好机会。余杰与包遵信、刘晓波等人联合写了一封《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令人肉麻的表示他们对主子的忠心：“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愿上 帝保佑美国！”2003年，美国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余杰与其同伙又是不失时机的发表了支持美国的“签名信”，无耻的把这种侵略行为美化成“解放伊拉 克人民”。他还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北大原副教授、兼有美国日本双料走狗的焦国标所鼓吹的“东亚共荣圈”汉奸言论。今年2月，余杰和王怡窜到澳大利亚，公开支 持邪教法轮功，疯狂叫嚣“中央无胆量”，并疯狂鼓吹中国必须否定孙中山和毛泽东。在悉尼研究院，余杰演讲的题目是《中国 “和平崛起”的谎言》，王怡演讲的题目是《地方主义与中国的政治转型》，从这两个讲演题目，我们完全可以知道这两个洋奴、汉奸拉的是什么粪蛋了。最近，余 杰跑到北京一个大学去放毒，当场遭到许多爱国学生的质问和痛斥。有学生说：余杰这种人整天讲自己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对政府和大众“要有独立性”， “要持批判态度”，怎么一见到洋政府（美国）和洋大人（布什）就骨头软了？可见他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的哈巴狗而已。
被小布什接见的另外两个人，“对华援助协会”也做了介绍。说王怡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在70年代年轻学人中的代表人物”；李柏光“荣登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榜”。他们三个人，可以说是一丘之貉。
被美国总统接见的这三个洋奴、汉奸，现在似乎很是春风得意。且慢，还是请你们听一听网上代表中国人民的正义声音：
“余杰整个一个败类！一个汉奸！一个社会的残渣！一个典型的人民的敌人！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这类东西还配谈历史？还配谈唯物？”“一嗅到合适的气候，牛 鬼蛇神就都会自动跳出来了兴风作浪。这就是不可否定的阶级斗争，被镇压了的阶级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这种人必定是地富反坏右的余孽，无产阶级给它们下 的历史定性是永远正确的。”“余杰这种人是代表被毛泽东所领导的劳动人民所推翻的地主资本家在说话。其拥护者也就是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我们需要这样的 反面教员，他可以使我们知道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还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审判毛泽东，就是要审判跟毛泽东打天下的 人，就是要像当年蒋介石那样屠杀革命人民。我们同余杰之流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恨毛泽东的人不止余杰一个，要审判毛泽东的人也不止余杰一个。 当年蒋介石是最恨毛泽东，也最想要审判毛泽东的人。可是蒋介石有八百万军队，尚且奈何不得毛泽东，反而被毛泽东赶到了小小的台湾岛上。现在就凭一个小小的 余杰，手无缚鸡之力，就想审判毛泽东，真是‘蚍蜉撼树谈何易’。真正该受到审判的应该是余杰，他的反毛泽东的言论已经违犯了我国的宪法。如果要发扬民主， 广大劳动人民一定会把余杰这个可怜的跳梁小丑送到人民的审判台上。”
在这里，笔者也想对这几个年轻的汉奸说两句话：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并不是一件好玩儿的角色，玩火者必自焚。当汉奸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迟早要受到人民的审判与历史的惩罚！
严重的教训
我们同帝国主义洋奴、汉奸和走狗的斗争现实，深深的教育了中国人民。这场斗争告诉人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国际，帝国主义依然亡我之心不死，时时都在 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国内，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的敌对势力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 机会来了，于是洋奴、汉奸、走狗、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使这场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为焦点的阶级斗争异乎寻常的尖锐起来。“八九风波”就是一个缩影， 一个教训，至今余波还在。
毛主席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 1095页）又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 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 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 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 66页）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回顾多年的斗争实践，教训的确是严重而深刻的。就说被布什接见的这三个洋奴、汉奸吧，他们年龄都不大，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 下的年轻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上背叛祖国道路的呢？当然他们自己身上的原因是难逃其责的，但无论如何，思想教育工作上的失误恐怕是回避不了的。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然而，这三个洋奴、汉奸中，两个出自北大，此外，还有那个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第五十一州的汉奸焦国标。俗话说，“贼走关门”、“亡羊补牢”，在同一个单位，接二连三的出现洋奴、汉奸和反共分子，作为学校的工作是不能不反思的。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去年著文批评某些高校和研究部门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事实证明，刘国光同志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
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指出，余杰的反共嘴脸早就暴露无遗了，然而在他去美国接受布什接见之前，偏偏还被有的学校请去做报告，致使余杰利用这个学校的讲台再次 放毒。此事无论在该校内部还是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个别的事件，可以说是敌对势力向我国高校学生加强新一轮思想渗透的一个危险 的信号。它表明，敌对势力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加紧了在我国高校这一重要阵地上同我们的争夺战，他们时刻窥测方向，以求利用校园内的学术活动和学生活动，以打 擦边球的形式，不断扩大思想渗透的缺口。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倾听人民群众的这些呼声，还可以引发我们举一反三地思考。目前，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出现的问题恐怕不只是大学吧。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我们争夺阵地是全方 位，无孔不入的。例如一个时期以来盛行于某些地区党政干部和某些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哈佛培训热”、“出国学习热”，就值得商榷。在这众多的跨国交流中，我 们究竟学到了什么？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当然应当好好学习，但对于诸如学习西方的所谓“先进管理经验”、“先进理念”、“与世界接轨”，有没有政治 和意识形态因素在里边？这种交流会不会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这样的“交流”、“接轨”对于我们抵制和平演变、防止西化、分化是有利还是有弊？这些问题对 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不能不分析的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实行思想渗透方面，一直把重点放在中国知识分子和 党政干部身上。美国每年都要邀请数百以至数千名他们心目中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进修，参观访问和学习，希望通过这样潜移默化的方式把美国的价值观移植 到这些人身上。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人员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美国新闻署曾发表文 章指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一位美国右翼参议员曾经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 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 陶。”“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2005年3月24日《科学社会报》）这些话读起来，能不触 目惊心吗？！
我们把美国“转型外交”的推出和布什接见三个洋奴、汉奸、小丑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危险动向。说穿了，美国的“转型外交”与培植汉奸， 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美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在一些国家完成了“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 “紫色革命”（伊拉克）和“雪松革命”（黎巴嫩）。这些“革命”都有一个逐渐渗透、逐步升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在美国正集中力量在中国“复制”这个 过程，在这种严峻的态势下，我们还能安稳的睡大觉吗？
（完稿于200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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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华：警惕农村地下教会进一步蔓延
http://www.wyzxsx.com/Article/Print.asp?ArticleID=6690
时间：2006-5-15 来源：三农中国 作者：杨华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村的社会面貌以及农民与乡村干部的关系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和进步。但同时 也必须注意到，因为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取消农业税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弱化了乡镇和村一级的行政权力，削减了其在乡村社会的宣传和动员能力，从而使乡 村两级组织在遭遇诸如禽流感、地下“六合彩”和地下教会等造成的乡村治理性危机时缺乏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和行为能力。笔者最近在江汉平原的J县农村调研时发 现，以基督教名义在农村传教的地下教会分外活跃，即使在政府出台政策要求严厉打击的情况下仍然肆无忌惮，处于公开和半公开的传教状态。为此，笔者对 J县A村等村的地下教会展开了初步的调查，并以旁观者身份参加了A村十组地下教会每周一次的例行活动，以至得以深入其组织内部全面了解情况，掌握了相关的 第一手资料。
一
地下教会在J县地区的萌生、存留和蔓延已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地下教会的传播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征。第一个时期为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 是地下教会出现并稳步扩张其势力和成员的阶段；第二个时期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到2003年税费改革全面推进，地下教会真正转入“地下”发展，其成员也大幅度 紧缩，并且不再公开传教；第三个时期从税费改革至今，地下教会重新浮出水面，疯狂传教，在各地迅速蔓延。这三个时期对应着乡村两级组织对基层控制能力强弱 的不同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对农村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控制体系使国家有效地掌控着农村社会，并有力地 摧毁了村庄内部的控制形式——村庄控制是指在村庄社区内，传统的礼俗、宗族、宗教、文化利用说服教育、处罚、利益支配和人身控制等手段进行控制的系统。正 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乡村社会没有地下教会生存的余地。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体，国家权力上收至乡镇一级，大队改为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但是村委会并不 是一级国家政权，它缺乏一级政权所拥有的社会控制权力、手段和意图。与此同时，村庄控制在经历长期的革命斗争以及最近二十几年的市场经济的冲击后，也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村庄出现了权力和权威的真空，不仅为农民互助合作、自组织的发育、成长创造了机遇，也为国家之外的集 团、势力控制和组织村庄社会开拓了相当的生成和活动空间。J县地区首次出现地下教会几乎是与村委会的成立同步。据A村十组地下教会负责人——“会长”贺某 介绍，她至今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教龄了，是村里资格最老的地下教会成员之一。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基层政权的控制能力十分脆弱，根本无暇顾及类似地下教会这样的 非法组织，因此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近十年时间是地下教会发展的“春天”，它们在几乎毫无干扰的情况下迅速拓展势力。但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三 农问题特别是农民负担呈现，为了收取税费，完成上级部门布置的各种任务，基层政权加强了村一级组织建设，增设了相关的机构和人员以及配套设施。地下教会此 时不得不隐入地下，不再明目张胆，教会成员不再定期聚会做祷告。许多农民干脆退出教会重新恢复“自由身”，信教成为少数农民个人的私事，各种仪式在自己家 里完成。显然在乡村组织强大攻势和紧张运作的情况下，地下教会必然有所收敛，但并未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完全消失，传教的身影和声言时有所现。
税费改革特别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政权日益退出乡村社会，乡村组织逐渐退化，严重削弱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在湖北，村干部不再担任 “要粮”等角色后，开始在村一级进行精兵简政，取消村民小组长设置，只保留四个常设职位：支书主任一肩挑、会计、治保主任以及妇女主任。村组的工作由这四 人分别承包，譬如在A村，妇女主任就承包了其中的三组、四组和十组的工作，四组是其所在组，其他村干部也都相应的承包了自己所在组。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 了，在A村这样一个半熟人社会的村庄，各组在地理分布上比较分散，零星居住，村民之间缺少正常的交往，村干部除了自己土生土长的小组情况外，对其他小组并 不太了解，加上村干部年轻化，平均只有四十岁左右，年轻时基本上在村外闯荡过不短的时间，在村庄的生活经历不足，对许多比他们年长或年小一两辈的人不太熟 悉，这就增加了他们工作的难度，使许多工作都做不到位、也无法做到位，留下了诸多漏洞。地下教会在偃旗息鼓一段时间以后，在此时又卷土重来，来势还特别凶 猛，遍布所有的村庄和村民小组。在笔者调查的A村，几乎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教会组织，每个地下教会有成员15—30名不等，其中十组的地下教会有成员30 于人，差不多要占小组人数的20%左右。
地下教会的蔓延，成为自农业税取消后基层政府所遭遇的第一宗治理性危机，J县政府特意出台“通知”要求各地严厉打击地下教会。但脆弱和无力的乡村组织根本 无法应对这场波及甚广的危机，地下教会依然肆虐，并有日趋猖獗之势。当前地下教会在J县地区蔓延有如下三个特征：其一是教会的发展对象十分明确，两条腿走 路——把目标对准村民中的老弱病残和乡村干部；其二是地下教会就其组织而言并非散兵游勇，而是组织森严，纪律严明；其三是传教的继受过程富于策略性，表现 在教会对其“圣歌”的编排技巧上。
二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地下教会现在的成员绝大多数为农村中的妇女，且以老年妇女居多。每个会员都有其特殊的“身份经历”，可以用“老弱病残”来概括，特别 是入会以前遭遇了重大灾难或病祸。笔者访谈了A村十组的地下教会的八位妇女，其中只有一个在四十岁左右，其余皆超过了50岁，年龄最大的有75 岁。这些人在皈依教会之前都有过长期的病痛史，在病痛期间或痊愈之后加入教会。村庄中的“老弱病残”是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一群体是教会现阶段明确的发 展对象之一，究其原因有三：第一，“老弱病残”是村庄中被隔离、孤立和排斥的群体，这使得他们与其他村民以及他们之间在平时缺少对话和思想上的交流，堵断 了他们同其他人在感情上沟通的渠道，孤独寂寞成了他/她们生活的全部。但是，人究竟是社会中的人，交往是人类最基本是需求之一，在农村也不例外，人们也需 要建立人际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地下教会正为“老弱病残”这一特殊群体提供了交流渠道和对话的场所，定期的教会活动可以让他/她们摆脱孤寂与无助，在相互交 流、共吐心声中获得理解和情绪宣泄，抹去过去笼罩在心里上的、沉重的阴霾而使心情轻松愉快。地下教会正是应对着他/她们的这些心理关切，从而使他/她们在 情绪上产生共鸣，达致对教会较强的认受感。第二，“老弱病残”无法理解自己“弱势”这一群体现象和境遇，并且长期难以摆脱这种状况，因此在心理上、精神上 产生了某种虚幻，希望求救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以求解脱。大多数教友都声称自己或亲人在信教之前久病不愈，以为无法治愈了，而自从经人介绍信教之后，病就好 了，他 /她们认定这是上帝和神灵的帮助。第三，中国社会在近十几年飞速发展，农村面貌也日新月异，市场经济高度冲刷乡村社会，部分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中老年人无 法在短时期内调适自己以适应并化了的形式，在他们心理产生了被社会和其他村民抛弃的感觉，于是在这些群体中出现了社会认同危机，很容易使他/她们从原由的 认同对象转向另一种认同对象。
在地下教会发展会员的明确战略中，另一个主要的游说对象的乡村干部及其亲属。据A村十组教会会长介绍，A村原支书的夫人和现任村妇女主任都是教会的教友， 经常参加加教会组织的活动。笔者有机会参加教会的一次活动、认识许多教友并访谈他/她们，还是多亏这位原书记夫人的热情带领和友好引介。书记夫人对笔者透 漏，在其丈夫任书记的时候，她会经常规劝他信教，尽管直到其卸任都未成功说服，但她说不会泄气。另外，与A村比邻的B村，它的副支书就是在任职期间在信教 的夫人的劝导下毅然参加了教会组织。此一事件在各地教会广为流传，成为佳话，这位夫人的“义举”也就成为教会大力宣扬的榜样和努力方向。地下教会这种毫无 掩饰地宣称要把发展对象的重点放在乡村干部身上，向基层政权进军，其目的昭然若揭。一旦有村干部参加到地下教会中来，在村庄中增加了教会的迷惑性和诱骗 性。村民一般视乡村干部为国家的在乡村社会的代表，是村里的带头人，因为他们的参与起到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村民很可能认为教会是合法的组织，参与的胆量和 机会就更大了。笔者在调查期间，包括A村十组教会会长在内的许多教会成员竟然态度诚恳地请求笔者为他们的组织写报告，争取上面（政府）能拨一笔资金下来， 给予他们在各项活动上的支持——他们显然把教会当成了村庄中的文化公益性组织了。游说乡村干部信教，还造成地方政府对地下教会的治理难度加大。信教干部对 上级部门阴奉阳违，蜕变为地下教会保护伞，致使打击地下教会的政策和行动根本无法触及到教会组织本身。更为重要的是，把发展对象的目标明确指向乡村干部， 笼络这类人积极投身地下教会，从而使其组织的触角直接伸向基层政权，进而大规模地向国家体制内渗透。
综上所述，地下教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踩着“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意在最大可能、轻而易举地吸收成员，在短时期内扩展其组织规模，形成对其他村民的强大 心理攻势以便增强组织的吸引力；另一条腿踏在乡村干部身上，籍此跳板实现其控制基层政权、掌控乡村社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
A村十组的地下教会每星期定期开展一次敬主活动，时间固定在周日的上午，并有恒常的活动场所，一般设在教会会长的家中。每次活动有如下议程：祷告、做见证、唱圣歌、再次祷告。
“做见证”就是由一个宣读其他教友的事迹包括信教之前教友的情况，信教之后教友的情况发生的变化，或是教友退教后的情况，无论是哪方面的内容，都是前后对 比，十分鲜明且面面俱到，以展示信教、敬主的实在魅力，宣扬成为教会成员的好处。做见证的资料有打印文字复印稿，也有手写复印稿。笔者仔细查看了某次见证 的资料，做了回真正的“见证”。从这些资料上写明的做见证教友的籍贯看，这些教友可谓是来至五湖四海，分布在全国各地，有甘肃、陕西、山东、吉林、浙江等 省的，也有湖北其他县市和乡镇的。但是在J县农村某个教会组织不可能聚集来至如此众多省份的教友，因为J县农村是劳动力流出地而非流入地，某个小组的教会 不可能就近收集他们的事迹。因此可以断定，这些资料包括资料上的人和事迹是从全国各地收集起来再分发到各地教会。那么是什么\力量有这么大的能力在如此广 泛的领土上收集这些资料？地下教会是政府打击的对象，显然各级政府不可能是收集的主体，尽管它是最大的收集力量。因而只能是通过教会自己的组织进行采集， 由最基层的分支教会组织如A村十组的教会整理收集上来，然后集中分配。果真如此，该地下教会便是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的巨大组织，其力量绝不可小觑。并且，当 笔者问及A村十组教会会长这些资料是从何而来时，这位会长指着自己的头上说，“上面”，还恐笔者不能领会其意思，又指向旁边的原村支书的夫人说， “就像他们干部那样”。我们知道，乡村干部是有自己的上级组织，而这个上级组织又有其更上一级的领导组织，直至中央政府，这便是科层设置，系统管理。如若 地下教会真像她所言，那么它的组织建制则是十分完善且严密，从最下层的教友（教徒）到可能的“主教”乃至“教皇”，各级组织一应俱全，且环环相扣。但这位 教会会长却只知道和认识一位自己的上级，那就是每星期递送做见证用的资料的教友，而此人并非本村（地）人。A村有十一个村民小组，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自己 的教会组织，但小组教会之间并没有来往、联络，各会会长也不知晓其他会的情况。可能的解释是避开公开的串联之嫌。另外，每次做见证之后的资料又会很快被收 上去，留在教友手中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很遗憾调查人员百般恳请十组会长留下一份给笔者也未成功，似乎是不想给外人留下口舌和把柄，也足见其会员的组织纪律 性之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像A村十组这样小规模的农村地下教会并不是零星分散、茕茕孑立的存在，其组织网络遍布广泛，可能覆盖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它不过是 该组织最基层的分支机构；地下教会的组织建设完善且严密，绝非一般的功能性的农村合作组织，也并不仅仅是小打小闹、胡乱拼揍的零时聚合，从分支机构到教会 总部建构整齐完备；并且它在组织管理上有条不紊，谨小慎微，组织纪律严明。因此，仅就农村地下教会组织上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就有必要对它加以警惕。
四
地下教会每次活动的第三道程序是“唱圣歌”。所谓的“圣歌”，其实是有名无实，并非真正是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圣歌。在A村十组教会会长手中的抄写本上，二 十几首“圣歌”只有两首的内容直接歌颂耶稣基督，其余的都不涉及宗教意义，却与该村老年人协会文艺队中自编自唱、自娱自乐的歌曲没有什么区别。从这些缺少 宗教性的“圣歌”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农村地下教会是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为名、服务于非宗教目的的非宗教组织。
仔细分析这些“圣歌”，可以发现它们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体现在“圣歌”的歌曲上。如果不亲眼所见“圣歌”抄写本上写明的每首歌的曲调和亲耳聆 听教友们清唱“圣歌”，很难相信被赋予崇高和神圣的基督教“圣歌”竟然都是套用歌颂毛主席的“红色经典”以及毛泽东时代流行的民族歌曲，有如《东方红》、 《延安颂》、《红湖水浪打浪》、《清晰的记忆》、《红梅赞》、《颂歌献给毛主席》、《二月里来》、《游击队歌》、《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毛主席的话儿 记心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我们共产党人》、《映山红》、《沂蒙颂》、《北京的金山上》、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这些歌曲对于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特别熟悉，耳熟能详，他们基本上是踏着这些优美的、极富激情和感 染力的旋律走过来的，不用再重新学习，张口就能唱上几段。而正如前文所述，教会的主要成员是农村里的中老年人，对于沉浸于追忆往昔岁月甚至有些“厚古薄 今”的老人来说，这正对上了他们的胃口。特别是他们上了年纪，学习新东西的能力不及当年，也很难再有精力学习新的歌曲，那些在他们年轻时代留下深刻印象和 记忆的“红色经典”恰恰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圣歌”，则是难以忘却的。
另一个特点是对老歌曲填词的生活化。地下教会“圣歌”的曲调（包括两首歌颂耶稣的歌曲）是对“红色经典”的拿来主义，而歌词则是由教会成员自己编撰、誊 写，内容千奇百态，涵概面广，但绝大多数是直接源于村庄生活的方方面面。地下教会利用对“圣歌”生活化的填词，不仅回应村庄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变迁如取 消农业税、村里老年协会成立等，还试图在村庄中扮演着道德教化的角色，有的歌词揭露和批评如中村庄的丑恶现象，晚辈不孝顺长辈，岳丈对女婿不好，村民贪财 好色、赌博酗酒等恶习；有表扬和提倡村里的好人好事、幸福生活、勤俭持家、艰苦劳动，如“得意的笑”是表现村民对生活美满的追求和向往，“只手撑开幸福 花”和“科技致富”是对专业户艰苦、勤劳创业致富的赞美等；有对偏离村庄价值和道德规范的任何事的劝戒，如“奉劝家庭和睦”征对的是家庭常常出现的婆媳不 和，兄弟反目，邻里吵架等现象，“乐死人与亏死人”则是描述村民买码（六合彩）从中奖的乐死人到亏本后的人财两空、家破人亡的悲剧场景，情真意切，形象地 告戒人们要“从今洗手不再干，积钱备好种（子）和肥，农业付出安排好，秋后丰收凯歌飞”，等等。
“圣歌”有这两个特点并不偶然，它们是地下教会组织的“有意为之”，充分体现了教会组织在传教、扩张过程中高超的技巧和策略。首先它是一味“迷魂药”，用 以迷惑、麻痹教友和村民。基督教到底为何物，村民和村干部都没见过，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根本不知道它长成什么样，现在地下教会就给他们这样一个模样—— 它一半是“红色经典”，一半是村庄生活。前者是歌功颂德，自然不存在政治错误，至于后者，无论是对村庄弊病的批判还是对村民的规劝，于个人和社群生活都是 百利而无一害，为何不听顺而要加以怀疑呢？因此，这样“有意为之”使村民和教友丧失对地下教会及其性质的正确判断和适当警觉。教友们凭借教会对村庄“善 行”的肯定并要求其“兄弟姐妹”在生活中践行之，因此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教会组织就是J县政府到处张贴通知、告示和标语要严厉打击的对象，而有此认 识的教友则质疑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并希望调查人员能如实地撰写报告，“以正视听”。不仅如此，地下教会要在村庄中寻求生存、扩大影响和汲取能力，就必须使 其活动等各个方面都尽可能地贴近、契合村民需求和村庄生活的内部逻辑。就特点一而言，它考虑到了农村教友的年龄特征、人生经历及生活背景，并极力投其所 好，以“避其难，行其易”的策略稳定现有成员、吸纳更多村民入会；而特点二则意味着地下教会直接嵌入村庄秩序，渗透到村民个人的日常生活，占领社区道德的 制高点，并以此教化村民，纯净民风，从而在村庄中获得村们的同情和理解，并最终认可其合法性地位。
以上描述和分析勾画了当前农村地下教会进一步蔓延的趋势与取消农业税后乡村两级组织弱化的内在关联，同时也展示了地下教会在农村传播的丰富图景和多面镜 像。地下教会的组织形态和扩张意图、发展成员的两条腿走路以及其策略性的传教技巧启示我们，这一流布甚广的地下组织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会，更非人们大 力呼吁和倡导的农民文化娱乐活动中心，而是正如J县政府在其向县乡下发和公布的“通知”中要严厉打击和取缔的邪教组织。打击和取缔地下教会必须加强乡村两 级组织的权力，完善其组织建设，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农村文化事业，满足农民的娱乐、休闲生活需求，有条件的要逐步组建农村老年协会，为老年人提供交流、发 泄、娱乐场所，使老有所为有所乐，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不留地下教会等非法组织以半点空间和市场。
(6) 正视“西化”的宗教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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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鑫 2005-06-10 23:07:51
许多到西方求学的学子，好多人都去过教堂，主要是出于了解西方文化的初衷，真正最终成为基督徒的并不多。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和基石。在英国剑桥大学作访问研究一年间，我深感到基督教文明在传播上的强势和主动，也领悟到基督教得以迅速传播的原因。
在英国，您只要表示出对基督教的哪怕是一点点兴趣，立即就有基督徒或牧师主动向您传教。他们的传教方式林林总总：主动邀请您去他们家做客，在就餐前做祷 告，使您无形中接受熏陶；约您参加布道会，请神学家和科学家讲进化论与天地起源的关系；有的牧师和教会还会组织安排您参加一些联欢会活动，在活动中顺便向 您传授点基督教的基础知识。在西方国家，慈善组织比较发达，在扶贫济困、播撒友爱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很多慈善组织或多或少都有教会或教徒参 与的影子。在英国访学期间，我曾住过一个叫link House Trust的组织提供的宿舍。这个组织是登记的慈善组织，创办人原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也是一名基督徒。他看到许多到剑桥求学的外国留学生寻宿不太容易，便 联合其他几位基督徒，用自己的积蓄加上贷款，先后盖起了三幢房子，专门给外国学生提供便利。由于住宿条件很好，价格也相当合理，因此排队登记的人特别多。 该组织吸收住户有一定原则，讲究居民成分的国际性和多元化，不同宗教信仰的居民兼收并蓄，促进和加强不同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友谊及理解是其宗旨之一。
美国的宗教传播已不是单纯由教会或教徒自发的信仰传播，有的已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宗教来影响国人的价值观。如美国国务院曾经 在几年前签署过一份《美国支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以基督教为重点》的文件。在该文件中，美国政府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对宗教自由的支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力量的主要源泉，没有它我们简直无法领导”，“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努力实现世界各地的社会和它们的当局改变。”近年来，美国基督教团体宣称，要 “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提出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
“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实行思想渗透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身上，认定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各级领导人。美国每年都要邀请数 百以至数千名他们心目中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进修，参观访问和学习，希望通过这样潜移默化的方式把美国的价值观移植到这些人身上。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 战略研究报告中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美国新闻署曾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 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一位美国右翼参议员曾经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 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美国还利用各种形式对我国留学 生进行思想影响，使其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民主自由、宗教理念和物质文明，“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 变。”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新世纪，西方一些势力把“西化”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我国青年一代身上的幻想并未破灭。我们在对外交流和学习中，对于西方文化、科技中一 些先进的东西，一定要认真吸取，对于西方政治文明中合理、科学的成分也应学习和研究。但在学习和交流的同时，更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摘自2005年3月24日《科学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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