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pril 22, 2008

书生误国与俄罗斯的悲哀——苏联解体十年后的反思

书生误国与俄罗斯的悲哀——苏联解体十年后的反思



   1991年12月21日,在这个年份的最后十天,世界发生了一件令许多人都始料不及的大事,由列寧创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近七十年的苏联解体了。曾经 一度称霸全球的强大的苏联帝国,就象是一座高高垒起的积木,只是经人轻轻一点就在突然间轰然倒塌了。乍看起来,这是仿佛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并未过 经战乱,自身又是如此地强大,怎么会一下子就解体了呢?我们再来看看当年举行苏联解体仪式的最后情景:

  “戈尔巴乔夫用整 整12分钟读完了他那份《告苏联同胞书》。读到最后,他的眼睛湿润,嗓子嘶哑,心里就像被无数只手剧烈撕扯着,几乎读不下去了。19时20分,按事先安排 的程序,戈尔巴乔夫要把决定世界末日的”核按钮“——一只装有发射原苏联2。7万枚核弹头密码的黑色公事包交给独联体武装力量临时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再 由沙波什尼科夫转给俄罗斯总统叶利欣。

  还是在实况转播的电视摄像机前,戈尔巴乔夫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西装口袋,但很不巧, 竟然忘了带鉴字笔,他一时有些茫然。美国CNN电视广播公司总经理汤姆。约翰逊先生及时为戈尔巴乔夫救了驾,他眼疾手快,从自己口袋里马上摸出一支圆珠 笔,迅速递给了这位几秒钟后就要成为平民的总统。

  戈尔巴乔夫说了声“谢谢!”,当即用这根圆珠笔在放弃他任总司令之职同时把核武器控制权交给叶利欣的政令上快速签上了他的名字。

  就在戈尔巴乔夫交出核按钮的一瞬间,聚集在电视机前的人都仿佛感到听见了一声巨响,并且都知道这是那座矗立了69年的红色帝国大厦在突然间彻底倒塌了,从此后被分裂为15块碎片。“

  这是一个中国学者对当时情景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苏联的解体,对当时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点儿猝不及防。尤其对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性的大国来说,一时间竟有点茫然不知所措。谁也不知道分裂后的前苏联各国将会如何发展?对世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现在十年过去了,作为前苏联合法继承者的俄罗斯是个什么状况呢?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70%的国土面积和70%的经济基础,60%的人口,大约70%多一 点的国家资源。1991年时前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万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0%多一点,居世界第二位。那时苏联是一个国力强大,科技发达,人民 自信,在全世界都有自己利益的令人生畏的国家。现在的苏联继承者俄罗斯是个什么样子?据统计,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 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 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说,俄罗斯已经从一个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二三流国家了。这个结局对于那位在前不久丧失了爱妻,现 正凄惨地经营着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现正在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照顾下安享晚年的前俄罗斯总统叶利欣二人来 说会是他们的本意吗?肯定不会是的。但他们怎么会一个人仅仅用了六年时间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强大的苏联,带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另一个人用了八年时间就把一 个继承了前苏联70%资产的俄罗斯带到如此破败的地步了呢?这难道

  对中国、对世界的所有政治家,没有一点教训可言吗?

  一、书生气十足的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样一步步从前苏联南部边疆的一小地方爬到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上的?下面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简历:戈尔巴乔夫1931 年出生于苏联南部边疆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俄罗斯族。1952年加入苏联共產黨,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毕业。1955年任斯塔 夫罗波尔市团市委第一书记,共青团边疆区区委某部部长,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62年起任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农庄农场生产管理局黨的负责人。1966年9 月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黨委第一书记,1968年起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71年起为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二十二大”、“二十四大”、“二 十五大”、“二十六大”代表。1978年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1979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10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1985年3 月当选为苏共中央總書記

  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仕途来看,可谓是一帆风顺。除了在边疆区黨委第一书记的位子上呆的时间稍长一 点以外,几乎是每隔两三年就是一个新起点。戈尔巴乔夫的书倒是读了不少,有着全苏联最有名望的名牌大学法学学历和农学院的技术学历。但是通观他在就任苏共 總書記之前的整个政治经历,可以说基本没有碰到过什么艰难困苦,在他的整个工作历史中同样也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政绩。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戈氏 虽说在政绩上没有什么值得眩耀的地方,可是他与其他任何醉心于权力的人一样,对苏共中央總書記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可以说是向往以久了。戈尔巴乔夫任總書記 时的秘书博尔金在他所著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这样描述道:在戈氏一当选苏共中央總書記之后,“立即迫不及待地搬进了黨中央办公大楼主楼第五层被称为6 号的办公室,一点儿时间也没耽搁。就如同过去俄国沙皇迷恋王位王权和王冠一样,这个新办公室也一直吸引着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勤务人员就把一切都收拾好了, 把楼梯上的长地毯也换了,把地板也磨光了。会客室里还有一些事没做完,但戈尔巴乔夫已经等不及了,开始在他的新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从博尔金的描述当中 我们看到的仿佛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年轻人,突然间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信任,

  并交给了一项足以体现信任的十分重要工作一 样,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完成这项工作来体现自己的才干。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就突击提拔了一大批他认为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物,其中有后来成为他政治上死敌的叶利 欣、有后来被他冷落了的利加乔夫,有“改革外长,和平外长”之称的谢瓦尔德那泽、有把苏联人的思想导向灾难的主管黨的思想和宣传工作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

   最能体现戈尔巴乔夫个性的还是他的那本被戏称为二十世纪“最臭”理论的叫做《改革与新思维》的书。本来“改革”这个词汇在俄语中有多种表示方法:而戈氏 却用了一个“改建,改造”这样的词汇。在俄文词典里对这个词汇的解释是“推荐倒重建”。有人据此说戈氏从一开始就居心要把苏联这座大厦推倒重建,他想建立 一个他自己理想中的国家。这种说法现在看来肯定存有几分怨气,但戈氏确实想用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用苏联全国人民的利益为自己做一次有意思的改革实验,而且 他想从这个国家最敏感、也是最致命的政治体制上动手。戈尔巴乔夫与全苏联大多数人一样,他也看到了国家的弊端所在,但他却同样象一个不太成熟的年轻人,生 怕别人不知道,迫不及待的要把他的想法在这本书的标题上明显地表达出来。为了表达他思想的开放性,作为苏联这样的大国领导人,他竟把这本书交给了一家美国 出版商去出版。也就是说在那个冷战正酣的世界上,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思想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这种行为是何等的幼稚!在推进 改革的同时,他还大力提倡所谓的“民×化”与“公开性”。试图以此来吸引群众参加到这场改革中来。我不知是听到哪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最能隐瞒自己 思想的人是最聪明人”。平常人估且如此,何况一个苏共中央的總書記?

  戈尔巴乔夫显然也看到了苏联国家在经济上的困境, 1986年在苏联黨的“二十七大”上他主持制定了《苏联1986年至1990年及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1987年他又制定了《关于根本改 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企业法》。他的基本思路是给企业放权,使企业实现“三自一全”就是完全自主经营。这种思路作为一个有着莫斯科大学学位的戈尔巴 乔夫来说并不算高明,因为这种改革的方法在中国已经实行好几年了。到1988年末,苏联总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而且更加失调,1986——1988年苏 联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2。8%,低于号称“停滞时代”的1981——1985年。

  经济改革受挫以后,戈氏片面地把 经济改革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于现行政治体制。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标志着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以一个苏 共中央總書記的身分,却是以一种苏联普通平民的心态和语言,把苏联原有的政治体制称为“官僚專制制度”和“極權主义制度”。他在各种公开的场合猛烈评击苏 联的政治体制。使得苏共和苏联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化与公开性的推行,造成苏联社会的极度混乱,一些加盟共和 国的民×派开始与苏共争夺权力。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共產黨公开与苏共分裂。共和国的权力落到了民×分子的手上。整个苏联社会严重动荡。经济形势更加恶 化。1989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到2。4%,日常必需品供应更加紧张。军队也开始出现不稳的现象,苏联的改革进程开始失控。

   书生气十足的戈尔巴乔夫在坚定地打碎了苏联旧的政治体制以后,却并没有给苏联国家的改革开出更具体的建立新体制的药方。随后不久,那个由他一手提拔起来 又被他亲手打下去,一度被称为“最勇敢”的改革家的叶利欣,就在戈氏的眼皮底下用戈氏极力提倡的公开选举的方法夺取了苏联最重要也是最大加盟共和国——俄 罗斯联邦的最高领导权。

  改革和国家的失控并没有使戈氏有所清醒,他所读的那么多的书也没有在这个国家多难的时刻为这位国 家领导人带来一点智慧的作用。情急之中,他竟天真地想到了“总统”这个称呼的实用性。他认为“總書記”这个职务并不适合领导一个国家,只有总统才是名正言 顺的国家领导人应有的称呼。他试图以“总统”这个职务来实现他对整个苏联国家的重新控制。于是在1990年他又“跌跌闯闯”地爬上了“苏联总统”这个位 子。谁知道,1990年6月,苏联的几个主要加盟共和国先后颁布了主权宣言。苏联的解体已经初露端倪。

  本来在这个时候如 果在苏联全国采取强制措施也许苏联还有一线期望。但可悲的是在这个时候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还有闲心去海滨渡假,他仿佛还在尽情地享受着一个世界大国领导人 在生活上无限的快乐。1991年8月19日,留在莫斯科的以付总统亚那耶夫为首的苏共其他领导人采取了断然措施。实行“紧急状态”,控制了在黑海之滨渡假 的戈尔巴乔夫。但令这些企图最后挽救苏联免于崩溃的人们始料不及的是,经戈尔巴乔夫几年的“改革”和对苏联及苏共的猛烈评击,苏联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苏 联黨和国家的信任,他们也认为没有必要为挽救现存的这个国家去做任何事情。而且不知怎么的,政变仿佛从一开始就并不顺利。政变中要控制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之一的叶利欣竟提前离开了莫斯科,去往遥远的阿拉木图“访问”去了。“紧急状态”仅进行了三天就失败了。

  但更为可笑的 是,这个一路顺风爬上苏联最高领导人位子的充满学者气味的戈尔巴乔夫,在被勇敢的叶利欣从休假地解救回来以后,竟还继续天真地想从已经掌握了俄罗斯国家命 运的叶利欣的饭碗里去分一点残羹。还在与叶利欣等原苏联境内新成立的“主权国家”的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讨论所谓“联盟”问题,为了他的“联盟”,他在叶利欣 的要求下宣布了解散苏共的命令,进而又宣布停止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并责成苏联检查机关对苏共领导机关进行审查。进而又同意与叶利欣在非常时刻二人可以 互相“代行职务”。戈尔巴乔夫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一心只想保住他的那个已经一钱不值的所谓“中央”不被取消。保住他的一钱不值的苏联总统的位 子不被取消。他在这个时候甚至还在说他之所以在9。18事件中差一点失去权利是由于苏共对他的背叛。他还不知道他仅有的一点象征性的权力马上就要被他的合 作伙伴彻底取消了。由此可以看到,戈氏是一个政治敏感性多么迟顿,多么醉心于权力的人。象这样一个毫无血性、毫无理智、毫无判断力的书生真是苏联人民的悲 哀。再以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那极富戏剧性的一幕。

  二、莽汉与书生两种品质共存的叶利欣

   叶利欣:1931年生于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克区的农村,俄罗斯族。1955年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乌拉尔重工业管 道建筑公司工作。1959年任总工程师。1961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建设局长。1968年起叶利欣先后担任州建设部长,和州委书记。1976年,44 岁的叶利欣经苏共中央的直接任命,成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并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他是当时苏联最年轻的地方领导之一。

   叶利欣的个性在许多方面与戈尔巴乔夫有相似之处,首先他对国家的前途和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不是那种小富即安,稳妥求全的人。他在地方上担任了多年 黨的领导职务,当然也看到了苏联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叶利欣与戈尔巴乔夫一样,也是一个有着极强的表现欲望,和书生习气的 人。但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叶利欣的性格急燥,敢做敢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甚至敢于破釜沉舟。这种书生与莽汉的双重性格也造成他后来在治理俄罗斯 国家的过程中在决策、用人、和治国方针上一再出现失误。可以说叶利欣是在戈尔巴乔夫这片土壤中产生出来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许叶利欣就在乌 拉尔山以东的斯维尔德若夫斯克州那个遥远的地方心安理得地当他的第一书记了。并且在他到莫斯科来之前,已经在那个位子上干了九年。苏共中央的前几任總書記 之所以没有象戈尔巴乔夫那样突击提拔叶利欣,可能正是认为叶利欣就只是一个州委书记的料子。可是历史偏偏叫他碰上了与他有着某种相同性格的新任苏共中央總 書記戈尔巴乔夫。

  1985年,刚刚上任的苏共中央總書記戈尔巴乔夫在叶利欣的管辖范围内的苏联石油工业重地秋明视察时, 叶利欣理所当然是全程陪同者,叶利欣的这次经历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戈尔巴乔夫觉得在他即将开始的改革进程中,十分需要具有叶利欣这种性格和思 想的人。于是1985年4月,就在戈尔巴乔夫刚刚担任苏共中央總書記一个月,叶利欣奉调进入莫斯科任苏联建设部长。他在这个位子上呆了不到5个月。 1985年12月又被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成为苏联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

   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后,叶利欣竭力执行戈尔巴乔夫的战略部署,在莫斯科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路线,尤其是在提倡社会民×,反对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上狠下 了一番功夫。据统计,叶利欣到任的最初几个月里,莫斯科的33个区委书记中,被他因各种罪名换掉了23个,叶利欣不仅在政治上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革,在生活 上同样也是体察民情。他经常深入基层,微报私访,查看城市食品供应情况,了解老百姓对腐败现象的不满。他不仅下令取消了在苏联存在了多年的高干特供商店, 还叫他的妻子像普通市民一样排队买东西。一时间叶利欣在莫斯科名声大振。从这些现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叶利欣具有与戈尔巴乔夫十分相似的思想观念和工作风 格。

  为了加快改革的进程,身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利欣,利用莫斯科的新闻舆论工具大反特反官僚主义和腐败特权,提出 “批评无禁区,公开无界线”的口号,他甚至还在外国人面前公开指责黨内有人反对改革。把黨内的矛盾毫无顾忌地向外界公开。叶利欣的所做所为与總書記戈尔巴 乔夫一样赢得了苏联人民的喝彩。正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欣这两个人,一个在苏共中央,一个在莫斯科市委,他们大胆而超越常规的改革行为在苏联的政治界引起了 很大的混乱。苏联现存的政治机体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使人民的思想混乱,信仰丧失,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在苏联的土地上迅速漫延开来。叶利欣的行为 理所当然地在苏共中央和莫斯科市委内部受到了强烈的谴责,甚至连苏共中央總書記戈尔巴乔夫也感到有些吃惊,因为叶氏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觉得在这 场由他发起的改革浪潮中,叶利欣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于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欣的冲突终于暴发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87年6月,在苏共政治局内部讨论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稿时,其他政治局委员对这份也许是戈尔巴乔夫花了些心血,而且令他非常满意的 文稿都表示原则同意,有的也只就个别细节提了一点意见。但这时心态良好的叶利欣却对讲话稿旁若无人地横加指责,并提出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这其中包括对苏 联过去70年历史的基本评价和黨的现行改革政策的措施等原则性问题。在叶利欣的眼里,这分文稿几乎应该推倒重来。通过这件事,一个在政治上不太成熟的热血 青年的形象在叶利欣的身上跃然而出。戈尔巴乔夫的脸终于挂不住了。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向戈氏提出过,说叶利欣是个危险的野心家,而且因他在工作上许多方面 的过火行为,造成了他在中央和莫斯科市委内部也不得人心。于是在1987年底,叶利欣被免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去当了一 个无关紧要的国家建委副主席。叶利欣的下台虽然表明他的仕途在苏共中央内部已经走到了尽头,但由于他在莫斯科两年的工作经历,在莫斯科市民和整个苏联人民 的心目中却建立了良好的印象,认为他就是一个改革家,是一个比戈尔巴乔夫更大胆更优秀的改革家。这也为他日后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有意思的是戈尔巴乔夫反对的并不是叶利欣对待改革的思想和做法,他是讨厌叶利欣过于张狂的性格和喧宾夺主的气势。因为在撤销叶利欣职务的理由中并没有提 到他对待改革性质的认识上有什么不对之处,戈尔巴乔夫只是与叶利欣在对待改革的进度和莫斯科市委在改革中的领导权方面出现了分歧,叶利欣认为改革还要再快 一些,再大胆一些,而且莫斯科市委在对改革的领导权上应有更大的独立性。这好象让人感觉到两位第一书记是在改革果实的归属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你看这是多么 的有意思,改革才刚刚开始,而且是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这两个人就为日后改革成果的归属反目成仇。

  经过了撤职这次沉重的 打击,叶利欣的思想也许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某些变化,改革是否成功,民×是否重要已经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了。于是,1990年,在戈尔巴乔夫本人大力提倡 的民×选举过程中,叶利欣参加了俄罗斯第一届人代会选举,并如愿以尝地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不久又当选为第一任俄罗斯总统。这又是一个极有意思的 事情:在由戈尔巴乔夫一手导演的全国性主权大分裂中,已经成了他政治上敌人的叶利欣,竟然出乎意料地夺取了苏联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领导 权。叶利欣已经完全摆脱了戈尔巴乔夫的控制,反而在许多方面可以控制戈氏的行为了。当叶利欣夺得了俄罗斯的领导权之后,共產黨员这个东西已成为他身上的一 个累赘,于是叶利欣毅然退出了苏共。当时的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间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社会经济秩序面临崩溃的边缘,物价暴涨,生活必须品奇缺。各加盟 共和国均已发表主权宣言,对于这种局面,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中央已经基本处于失控状态。这个结果的出现,大大地出乎了满腹经伦,书生气十足的戈尔巴乔夫的 预料。

  8。19事件以后,苏联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叶利欣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他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 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三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无奈地宣布辞职,叶利欣顺理成章地入主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成为克 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叶利欣终于在这一场混乱的改革闹剧之中获得了自己丰厚的利益。

  从叶利欣于1985年底自斯维尔德若夫 斯克州进入莫斯科,到1991年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这五年多时间的经历来看,起初叶利欣在对待改革的思想上与书生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比戈氏更 具有挑战性和冒险性,其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任上所做的一些事,几乎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思想的最佳实践。只不过叶利欣做得更大胆,更直接一些而已。正是因 为有了书生戈尔巴乔夫,首先让苏联处于混乱之中,同时又有了莽汉式的书生叶利欣在混乱之中勇夺俄罗斯的领导权,这才造成了苏联的大崩溃,大分裂。在整个这 个过程中,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至始至终操纵着这场闹剧。而剧中的两个主要演员戈尔巴乔夫与叶利欣又是那么认真而出色地演绎了这个闹剧的全过程。这看上去 多么的完美,多么地环环相扣,几乎缺少哪一环这出闹剧都不可能取得这么完美的结局。这真是苏联国家的悲剧,是整个苏联人民的悲剧。

   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后,1992年1月,踌躇满志的叶利欣的书生气再一次强烈地暴露出来。他一心想把俄罗斯尽快建设成为象美国那样的高度民×而又高度富强 的国家,他在全国推行他的灵丹妙药“休克疗法”时向国人保证:“咬紧牙捱过痛苦和艰难的过渡,在未来不算长的日子里要让俄罗斯在政治上形成议会民×制为基 础的联邦体制;在经济上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体系,在军事上仍然保持一个核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带着这些美好的幻想一头扎进了西方的怀抱,并大 胆地任用了一批具有西方意识的年轻人。可是诸如盖达尔、丘拜斯这批盲目祟拜西方的年轻的“经济学家”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医治俄罗斯经济的良方——“休克疗 法”,却把本来已经千窗百孔的国家推向了更大的混乱,国家经济急速下滑,人民迅速贫困化,而且西方国家原来答应给予的经济援助却并没有兑现,同时,曾一度 是叶氏死黨的俄罗斯议会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和付总统鲁茨科依也因权利分配不均而与叶利欣闹翻了。事情发展到此,这个夹在东西方之间的伟大国家的改革进程已经 完全走出了改革发起者预想的轨道,变成了即得利益者之间权力争夺的另一场闹剧,真是祸不单行!

  接下来的是总统与议会之间 的无休止地争吵,最后发展到流血冲突。然后是曾经一度天下无敌的俄罗斯军队在小小的车臣平叛战争中惨遭败绩,然后是以民×派和改革家的形象赢利俄罗斯人民 信任的叶利欣为了保住总统的位子而不择手段,然后是叶利欣在两年之内五易总理,创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叶利欣敢做敢为的性格 又让世界大吃一惊,他突然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并宣布由刚刚当上总理不到三个月的前苏联秘密警察,年仅45岁的普京任代总统。

   普京:1952年出生在列寧格勒市(圣彼得堡),俄罗斯族。1975年从列寧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情报局工作,长年在当 时的民×德国从事对西方的情报收集。1990年苏联解体后,有着上校军衔的普京回到了列寧格勒。1994年由他大学时代的老师——当时的圣彼得堡市市长索 布恰克任命为该市第一付市长,1997年任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1998年5月任总统办公厅第一付主任,1998年7月任俄联邦 安全局局长,1999年3月起任俄政府第一付总理,即而接任总理。

  普京的经历,尤其是他在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工作经历一 直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普京头脑冷静,处事精强干,有一手不俗的柔道功夫,而且能独立驾驶苏联最先进的苏-27战斗机,普京在苏联秘密警察部门受到的全面 而严格的训练以及在原东德这个东西方结合部多年的情报工作历练,给他的思维方式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清醒认识打下了极为良好的基础。也为他就任俄罗 斯总统后的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国际政治方面的经验。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两年多来,经济方面一改过去多年来的颓势,在连续两年经济回升的基础上,2002 年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在普京的身上,俄罗斯人民终于看到复兴的希望。

  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国内发生的这场由书生戈尔巴乔夫发起的,以改革和发展为最初也是最良好目的的二十世纪最大的内乱,终于在毁灭了一个世界性的强大国家以后走到了结束的边缘。回想起这个让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内乱的全过程,留给人们的深思和教训太多了。

  三、苏联崩溃和俄罗斯的衰落留给人们的启示

  启示之一、书生戈尔巴乔夫?说实在的,也许他自己对“民×”那个东西也并没有一个完整清析的认识。

   苏联崩溃已经10年了,在这10年时间内,从广大前苏联人民,到戈尔巴乔夫本人,对前苏联的崩溃都抱有一种后悔和挽惜的心情,在10年前的那次由改革引 起的大动乱中,前苏联人民虽然得到了民×和自由,但却失去了幸福的生活和国家的尊严。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在那次改革开始之前是装了一脑子的西方民×思想投入 改革的,是抱着对现行体制十分憎恶的心情来进行改革的。他把自己的身份放在了一个普通的苏联公民的位置上,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主要领导 人。他一开始就急于打破现行的体制,而完全没有为新体制的建立做出任何准备。他在苏联人民还没有为接受陌生的西方民×做好思想准备时,就天真地大力推进这 种思想。他祟拜美国,但却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算计他的。说实在的,也许他自己对民×那个东西也并没有一个完整清析的认识。尤其在实践上更是一巧不通。戈尔 巴乔夫年轻气盛,而且读过很多的书,说起话来理论一套一套的。做起事来也似乎有些魄力,在平常他确实能够迷惑一大批祟拜理论的人。但往往这些空洞的理论在 险恶的政治实践中是最无能,最有害的。

  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他写的一本叫做《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的书中提到:“最 近几年我不止一次的受到批评,说我的改革应该从经济开始,而把政治的缰绳曳紧。象中国那样。”同样是在他为那本书的2002年中国版写的序言中说:“在我 与中国的鄧小平先生的谈话中,他尖锐地批评了对经典著作的各种教条主义说教,他强调指出:不存在对中国和苏联同样适用的什么现成的模式。”这就是他对为什 么没有采取中国模式进行改革的最好解释。鄧小平的话说得是多么好,但戈尔巴乔夫却并不是用它来启发自己,而是用来为自己改革政策的失败开脱。看来他在这个 问题上仍然没有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启示之二、有莽汉性格的书生叶利欣?一个对阴险狡诈的西方世界毫无了解的人,在治理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的初次尝试中就一败涂地了。

   叶利欣起初给予苏联人民的印象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思想的改革家,他在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两年时间里的作为也给人这样的印象。正因为如此,苏联人民把 苏联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也才有他在1990年俄罗斯首次全民选举的胜利。但是当他得到了俄罗斯总统的权力以后,当他把俄罗斯经济搞得一团糟以后, 当他在俄罗斯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以后,他考虑的已经不是民×,不是全体俄罗斯人民的利益了,而是如何保住他的总统位子。为此他可以不择手段地践踏民 ×,炮轰议会大厦,可以为了选择一个他满意的接班人而不惜在两年时间内连续五次更换总理。这样的人说是欺世盗名可以,说是在搞政治投机也可以。

   叶利欣对西方民×和文化的盲目祟拜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一当上俄罗斯总统以后,就迫不急待地投入了西方怀抱。以为只要自己认同了西方世界,别人也自然会认 同自己。凭着从前苏联手中接收过来的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不久的将来自己肯定也会象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首脑人物一样威风八面。于是他毫不犹豫 地用西方教给他的“休克疗法”来整顿俄罗斯经济,认为这就是一付改造社會主義经济的万试不败的灵丹妙药。只是在一年以后,他就猛然发现俄罗斯经济在“休克 疗法”中彻底休克了。西方世界答应的经济援助并没有兑现,融入西方的大门依然紧闭着。只是俄罗斯已经从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变为一个被经济衰退,人民贫困严重 困扰的国家,自己也从一个改革英雄变成一个快要被俄罗斯人民抛弃的颓势总统了。这样在共產黨的温暖窝里成长起来的人,一个对阴险狡诈的西方世界毫无了解的 人,在治理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的初次尝试中就一败涂地了。

  启示之三、上帝之手?

  对于苏 联解体的其他原因,学术界还有多种解释,这些解释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有一条最为重要原因不能不在这里说清楚。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曾经说过,在苏 联解体的整个过程中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至始至终操纵着,这是一只什么样的手?这就是一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之手”。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新的领导人上台,这件事对于冷战的另一方,尤其对于美国来说这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自冷战开始以来,苏联这已经是第六次领导人更替。特 别是最近两年多,苏联国内哀乐声称不断,二十八个月内先后有三位總書記去世。而且每一次新的總書記上任,总会给西方世界带来新的麻烦。除此以外,他们还要 花去很多时间和金钱去对这位新领导人进行研究,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加强自己在对抗之中的地位。但这次他们发现情况有所不同了。首先,以强硬思想著称的苏 共元老,老资格外交家葛罗米柯被撤换,代之以没有外交经验的来自格鲁吉亚的谢瓦尔德那泽;其次,苏联单方面宣布停止核试验五个月,并于1986年1月15 日以總書記戈尔巴乔夫的名义发表申明,建议苏美双方在15世年内分三个阶段全面销毁核武器。就在这个申明中,戈尔巴乔夫还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叫“新思维”的 概念。这个概念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听说,戈尔巴乔夫在他担任苏共中央總書記之后多次提到过和平、和解、人道等与苏联前几任總書記完全不同的词汇,这 确实令美国人大喜过望。戈尔巴乔夫还说要根据这些思想写一本书。这事刚一传出不久,美国就有了反应,美国有一家叫做“哈泼——罗”的出版公司立刻要求给予 他独家版权。并多次催促戈

  氏尽快完稿。过后我们看到,在戈尔巴乔夫的这部定名为《改革与新思维》的代表作中,除了“改 革”二字以外,通篇充斥着人道、民×、自由、和平一类的字眼,而绝少那种咄咄逼人的火药味。而且他公开对外界宣称,他要建设的社會主義是一个“民×的、人 道的社會主義”,这些字眼与美国的口味是多么相宜。这不能不使人回忆起1960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自己的皮鞋,敲击着讲台,点着美国人的脸说 道:“社會主義正在取代资本主义,我们将埋葬你们。”那种恶梦般的语言。于是苏美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十分热火起来。戈氏后来得意地说:他的《改革与新思 维》出版以后,在美国发行量达到了200万册的惊人数字。

  1988年10月,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美国,对于这次访问,美 国政府给予了极高的重视,戈尔巴乔夫在美期间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和解、和平和信任。他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作了充满和平情调的讲话,并单方面宣布载军50万。 美国国内的舆论对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连夫人赖莎也成了天使般的美人。自然,美国人也精心组织了一些活动让戈尔巴乔夫看到了美国民×制度的 优越性,这些都给本身就具有某些民×思想基础的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有意思的是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作出的反应,他们从赫鲁晓夫和戈 尔巴乔夫相隔28年的两个联合国讲话中分摘出一些精彩的段落,然后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并用一句相当含蓄的话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对比这两者的演讲内容,人 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完全无保留地埋葬了充斥赫鲁晓夫时代的‘我们将埋葬你们’的论调。”就在戈尔巴乔夫登上联合国讲坛前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还在他的那本 风糜美国政界的《1999年:不战而胜》的书里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不能与莫斯科进行竟争,我们就将不战而败,竟争是美苏关系的核心,并将决定谁将在超级 大国的争斗中取胜。”美国从未想过要放弃与苏联的竟争,但戈尔巴乔夫首先退却了。

  由于美国对戈尔巴乔夫在美期间行为和戈 氏思想的刻意渲染,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心理上最大的满足。自美国回来之后,戈尔巴乔夫更坚定了他改革和对美和解的决心。并直接在苏联最敏感的政治体制上动开 了大手脚。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民×化进程虽说也称得上是大刀阔斧,但戈氏始终不肯放弃苏共对苏联的领导权,这一点令美国有些无可奈何。

   时间到了1989年9月,改革已经使苏联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通过民×选举,大量与苏联共產黨政见不同的民×分子夺取了苏联部分地方的领导权,与戈尔 巴乔夫闹翻了的民×斗士叶利欣也通过这种选举得到了全苏联跨地区议员团主席的地位。这个时候,美国人看到了叶利欣的作用,他们认为叶利欣在不久的将来,肯 定将成为戈尔巴乔夫最大的政治对手,并且还有可能取代戈尔巴乔夫成为执掌苏联江山的人物,再说叶利欣的一系列主张完全是以美国体制为蓝本的,他甚至比戈尔 巴乔夫更戈尔巴乔夫。因此,为了进一步抬高叶利欣的地位,美国政府向叶氏发出了以私人身分访美的邀请。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邀请竟很顺利地获得了苏联政 府的同意,而且访问时间长达9天。从这里让人感觉到,当时的苏联政府的政治思路已经非常混乱了。

  在美国的9天时间中,叶 利欣可谓忙得不可开交。他广泛接受美国各界的采访,发表演讲达15场之多,美国总统老布什还曲尊亲自给予接见。叶氏在美期间更是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和近70 年的历史大放厥词,叶氏的行为博得美国人十二分的欢喜。这次访问自然也为叶利欣在苏联国内增加了不少的政治资本。这又是美国人精心导演的,试图搞垮苏联的 活动中重要一环。

  叶利欣回到国内不久的1990年1月,他就联合了175名苏联共產黨员,在莫斯科出其不意地成立了苏共 民×纲领派,并在莫斯科发动2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大游行。队伍中甚至喊出了“打倒苏共”的口号。事情至此,苏共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在紧接着举行的全俄 罗斯议会选举中,叶利欣以维护俄罗斯人民的利益和俄罗斯国家主权的观点击败了站在全苏联立场上说话的苏共推出的两名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首任最高苏维埃主 席。同时苏联两个最大也是最重要城市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市长也分别被民×派人士波波夫和索布恰克获得。

  美国政府对于叶利 欣的胜利迅速作出反应,美国国务卿贝克发讲话说:“叶利欣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对于这个重要事态发展,我丝毫不想乏低它的重要意义。”美国的表态无异 地给了叶利欣最有力的支持。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反应迟顿的戈尔巴乔夫才发觉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在1990年6月20日召开的俄罗斯共產黨代 表会议上不得不承认:“对于隐藏在我们体制内部的民族分裂主义力量及其能力估计不足,它们同平民×义分子联合起来,造成一触即发的局势,那些准备肢解苏 联,把他活活地切开扯断多年来建立的国民经济联系的人并不明白,这一切会不可避免地削弱俄罗斯本身,这种行为是对俄罗斯、对俄罗斯人民的犯罪。”戈尔巴乔 夫对苏联面临解体非常痛苦,因为这也意味着他将同时失去权力。美国人同样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也清楚地揣摩出戈尔巴乔夫的心态。

   1990年7月,在苏联国内以政府总理帕夫若夫、国防部长亚左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等人为首的苏共内部被称为保守派的人物,酝酿发动 一系列的强制手段来挽救苏联,并准备直接对戈尔巴乔夫动手,叶利欣是紧随戈尔巴乔夫之后第二个要搞掉的人。这一动向自然也没逃过美国人的眼睛。他们及时地 把一消息透露给了苏联新任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为了稳妥起见,美国国务卿贝克又通过美驻苏联大使直接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欣二人作了通报。美国人当然知道, 在这个时候保住了戈尔巴乔夫,也就是保住了叶利欣,就等于维持住了苏联的现状,同时也就可以保证苏联继续朝着崩溃的道路走下去。一个月以后,由上面说到的 那几个人为首发动的“8。19”政变只进行了三天,就因部队的倒戈而归于失败。叶利欣在政变开始时“恰好”不在莫斯科,他远在离莫斯科几千公里的阿拉木图 “访问”。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没能抓住叶利欣。在政变开始以后叶利欣又“及时”地赶回了莫斯科,他在平定政变的过程中表现十分的英勇,几乎毫无顾忌。这些 事怎么就凑得这么巧妙?政变很快失败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位子是暂时保住了,叶利欣自然也保住了。但苏联却按照美国人的预想在这以后不久就解体了。

  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使美国人最终满足,叶利欣领导下的俄罗斯还仍然很强大。搞垮俄罗斯才是美国的最终目的。

   1991年刚过,叶利欣已经在俄罗斯总统的位子上座稳了,这时人们发现总统身边总有一个年轻的面孔,他脸色白皙,身宽体胖,举止温文尔雅。象个刚刚毕业 的研究生。他就是被人们称作给俄罗斯带来灾难的“休克疗法”的极力倡导者——年仅35岁的盖达尔。当时他任俄罗斯第一付总理,事实上在行使总理职权。取得 了俄罗斯总统的权力之后,叶利欣立即按照西方的要求,不顾国内的强烈反对,在盖达尔的指导下全面推进“休克疗法”。

   1992年一开始,叶利欣在国内把“休克疗法”的事布置下去以后,就带着一份长长的帐单踏上了遍访欧美日各资本主义大国的征程。1月30日会见英国首相梅 杰、2月1日与美国总统老布什会唔、2月4日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2月6日会见法国总统密特朗、2月7日会见德国总理科尔、2月26日会见倭国首相宫 泽喜一。叶利欣与这些资本主义巨头见面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钱。俄罗斯经济基础虽然依然庞大,但经过戈尔巴乔夫几年的折腾,已经生产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国内经 济状况十分危机。但是这些精于算计的资本主义头头们似乎早就统一了口经,一至要求要等看到了俄罗斯市场经济见了“成效”以后才能给钱,这就是说俄罗斯国内 正在实行的“休克疗法”要坚定地推行下去。

  答应给的钱没有要来,访问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俄国内的经济状况却在“休克 疗法”的治疗下一落千丈:1992年下半年,俄罗斯全国的国民收入下降20%;工农业总产值分别下降19%和10%;通货膨胀尤如脱缰的野马,高达 2200%。到年底,卢布与美元的比价狂跌到500:1;国家预算赤字上升到6419亿卢布。而且国内社会秩序极度混乱。随后开始的俄罗斯总统与议会之间 在领导权上展开的争夺以及人民对总统的不信任和俄罗斯国内各分离主义势力的迅速扩大,使叶利欣完全放弃了对经济的注意力。在苏联国家刚刚崩溃不久,俄罗斯 又遭受了经济上的彻底崩溃。就在这个时候,叶利欣在西方各大国领导人的眼中突然变得不重要了,不仅经济问题没人管,连平定国内的车臣叛匪也被西方视为不仁 道的行为而受到强烈谴责。并扬言要给予制裁。叶利欣不仅没有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成员之一,连自己的生命恐怕也难保了。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促使苏联国家和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使这个曾经使西方国家大伤脑筋的对手,终于彻底丧失了与西方竟争的能力。尼克松的“1999年,不战而胜”的预言提前实现了。

  初稿于二00二年六月修改于七月

  摘自:军事天地

Monday, April 21, 2008

反共十字军

(1) 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网址
http://www.schwarzreport.org/



(2) 反共十字军与宗教渗透


一、冷战时期西方的宗教渗透

在冷战时期,西方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经济封锁、制裁和政治颠覆的政策,在宗教界,少数保守或反动的教会人士与政府沆瀣一气,拼凑了反共十 字军,其情报部门也竭力利用传教士来实现其政治目的,两者不谋而合。实际上,这种宗教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渗透的范围,表现了强烈的政治侵略性。这里, 由于资料有限,我们主要以美国为例。反共十字军基督教会同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从19世纪业已开始。不过,当时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有关无神论和有神论的争 辩,教会方面一般并未将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某些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教会人士,如法国神甫拉梅涅、德国美因兹大主教凯特勒、美国的劳申布什等人还创立了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
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仆从们才真正感到"共产主义幽灵"的巨大威慑力量。不信上帝的无神论,也把 教会驱赶到世俗战场,思想意识的论战终于演变成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美国政教方面的极右势力一唱一和,扮演了国际反共舞台的主角。

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1)流行,反共成为美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美国政界人物在竞选、施政期间,似乎都不敢逆此反共潮流。1952年斯德莱史 蒂文森在竞选总统时发表了如下演说:"现在,反基督者正在世界上阔步前进。共产主义体系甚至想把上帝从宇宙的中心宝座上拉下马。在其所到之处,它都要根除 以博爱与和平为主旨的宗教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文明的灯火一个个地熄灭了"。

(1)基督教反共理论的风源,主要来自右翼教会人士。他们常常把美国人和共产党的斗争等同于善与恶的对立,把共产主义比作"好战成性'的魔鬼的化身,罪恶 的集中表现,在公众中煽动恐共、仇共情绪,同时为右翼政客们撑腰壮胆。50年代初,白宫座上客、浸礼会牧师比利格雷厄姆就在布道中攻击共产主义是"宗教的 撒旦",宣称"自由世界"的不公正现象均是共产党造成的,并鼓励麦卡锡等极右势力,说正是由于他们敌视共产主义,上帝才会站在他们一边。

(2)把宗教界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界的极右势力联合起来,组成反共十字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公众中散布共产主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威胁,这是美国右翼 教会50年代的主要行动纲领。比利 J 哈吉斯的"基督教十字军"、福来德 C 施瓦尔茨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和卡尔麦金太尔的"20世纪的改革时代"等组织,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笼的。基督教反共急先锋哈吉斯,原为基督门徒会牧师, 1966年还组织了一个"基督教十字军远征协会",1970年创办了美国基督教大学,专门培养捍卫美国生活方式的反共学生。他公开宜称,反共是他就任圣职 宣言的一部分和恪守的信条之一。
在其《基督教十字军》一书中,他鼓吹"基督教十字军反对共产主义乃是基督的战斗,是基督在利用这个运动。多年来的斗争得到上、下层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这充分说明,上帝与我们同在。

(3)(哈吉斯为"基督教十字军"制定的宗旨是:"捍卫和挽救保守的基督教意识形态,这是美国立国的基础。捍卫我们宝贵的自由、财产,坚持反对那些在言行上有意无意迎合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的个人或组织,清除它们对美国生活的影响,以便维护耶酥基督的福音教义"

(4) 哈吉斯纠集的十字军,是宗教和政治的综合体,其使命是向公众兜售有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威胁"以及叛教的"危险性",抵制非基督教进步思潮的传播,为资 本主义的长治久安建立防护堤坝。施瓦尔茨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组织(the Anti-Cmmunism Crusade) 是战后国际反共宣传战的重要喉舌,其成员多为大资本家和中上层人土,如教士、专家和退伍军人中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每人平均年收入均在一万美元以
上。他们都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

长期以来,该组织的基金主要来自几个有名的大财团公司,如帕特里克弗洛雷的希克雷泽公司、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利利捐赠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等。施瓦尔茨和他 的追随著主持了一些国际性的讨论会,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共产党人的组织战略。他们还在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建有分部,扶植当地的反共工会或团体, 支持亲美的政府乃至参与有利于美国的政变。利用在国内外建立的广播电视网,以"福音渗透"的手段,向国内外公众进行反共宣传,也是美国的宗教右翼常用的重 要方式之一。

远东广播公司以及当今的电子布道名星施瓦格和法维尔等人主持的电视台,在《圣经》中寻章觅句,散布反共仇共言论,是其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之一。远东广播公 司(GEBC)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定形势下由两位美国传教士鲍波波曼和约翰布洛格1949年7月于菲律宾创办的。严峻的国际风云,使失势的洋教士更 多地把注意力转向无线电这种现代化的通讯手段方面。远东广播公司的领导们在其成立宣言中声称,无线电不以国界为限,它是"上帝的福音"渗透到"封闭国家" 的有力工具。因而,这家公司主要的目标就是中国、苏联和东南亚等地,在冷战时期充当了美国政府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络点和反共宣传的喉舌,利用听众来信等方 式,为其搜集情报和进行策反活动。1979年,它从中国收到的来信达万封之多。

(5)1987年,远东广播公司在美国发动了一场"对苏联的见证"活动,号召美国听众把自己对上帝的"虔诚心声"写成百字短文,由该公司向苏联听众播放,发挥精神战的威力。

在反共十字军中,天主教和新教基要派中的极右势力显得最为活跃。在天主教方面,有著一个统一的国际中心,以教皇为首的焚蒂冈城国,战后数十年曾是基督教的 国际反共中心之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不少波兰天主教徒逃亡国外。匈牙利的闵岑提主教和南斯拉夫斯蒂皮纳克主教被政府处决后,罗马教皇极为愤慨,于 1949年发布了《天主教友如何对抗共产党》的通渝,禁止中国及其他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督徒阅读共产党报纸上的文章,不许他们参加共产党举办的各种军事、 政治学校,不准参加工会和妇联,凡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同共产党合作者,一律开除教籍。美国天主教主教响应教廷的号召,多次发起反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政 府的运动,他们主办的报刊把反共作为头号任务。大肆鼓吹共产主义是宗教和上帝不共戴天的敌人。这种宣传极大地毒化了公众舆论。据40年代末美国盖洛普民意 测验中心公布,当时,有72%的被调查者认为,共产党若有能力,它们会消灭一切宗教。 77%的人主张,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好基督徒,又是共产党员。

(6)中央情报局与宗教渗透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美国统治集团的一支特种部队,作为间谍和情报机构,它的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诸如破坏、 暗杀、颠覆,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计划,中央情报局广泛利用了宗教组织,特别是收买或雇用活动于海外的传教人员,在上帝的名 义下,干着魔鬼的勾当。该机构的一位间谍曾供称,他们在海外的每一项活动中几乎都利用了教会人士,如掩护、卧底、渗透等。另一位退休间谍承认,情报局利用 传教士已成家常便饭, 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任何人都可能为我所用。坦率地说,我曾利用过佛教僧侣、天主教神甫乃至主教。"

(7)对那些具有强烈反共倾向和敌视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督教右翼教会和传教机构,情报局尤为注目,对其慷慨扶植,资助其传教学校向海外派遣更多的传教人员, 如活动于南、北美洲的某些保守宗教团体,其中有"捍卫传统、家庭、财产协会",耶和华见证人会与圣灵降临节派所属教会等,它们都得到过中央情报局的款项, 交换条件是为情报部门搜集情报、破坏工运、学运和其他反美政治活动。

中央情报局利用传教士的方式主要有下列四种:

第一,收集情报。70年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最大的慈善和发展机构"世界天堂"(World Vision)组织,曾被中央情报局收买和利用,其活动网扩及亚非拉三大洲80余国,慈善项目预算高达亿万美元,其中有相当部分资金来源于美国国务院所属 的发展机构(AId)-一个同中央情报局长期协力共事的情报机关。"世界天堂"组织一面在第三世界举办发放衣服、食物等福利事业,为当地教会培养领导人, 一面充当美国政府的情报收集站。早在70年代,它就被指控为中央情报局在越南搜集战地资料。在泰国北部主持难民营的"世界天堂"慈善机构奉美国驻泰大使馆 的指令,在难民中
采集"黄雨受害者"的血样。据当时在那里工作过的一位传教士后来透露,由于"世界天堂"机构依赖于官方的大批资助,所以只能听命于美国驻曼谷大使馆,而不 敢对所谓"黄雨"进行公正的科学调查。在中美洲,"世界天堂"的工作机构被古巴的反共流亡者、尼加拉瓜的流亡传教士和一群萨尔瓦多退伍军人所操纵。他们同 中央情报局相联系,详细记录萨尔瓦多受援者提供的情报,每天用电话或电报向"世界天堂"组织驻哥斯达黎加的总部汇报。

中央情报局常向出国传教士散布所谓"爱国主义"观念,鼓动他们归国后向情报部门提供国外见闻。据一位修女透露,有一年她从智利回来后,情报局官员立即向她 打听该国的局势。美国的一个传教组织"海外十字军"承认,70年代的一段时期,它派出的所有传教人员回国后都受到过中央情报局的盘查。谈话内容涉及第三世 界国家内部政治形势及其宗教与政界领导人近况等方面。《今日基督教》杂志1975年载文披露,美国约有10-25%海外传教人员向中央情报局或全体情报机 构提供过情报。

其二,中央情报局秘密利用或直接投资教会的外援项目,借以渗透到受援国,控制该国政府、教会或某些社会集团,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左右当地事态的发展。 60年代初,中央情报局曾拨出专款,以美国商人名义,支持教会在哥伦比亚建广播网;借对农民进行扫盲教育之机,宣传反共思潮。这项活动由中央情报局派驻波 哥大的站长雷蒙华伦直接领导。70年代初,一位天主教神父向亚美自由劳工协会申请5,000美元经费,用以实施他的教会在印度所控制的工会中的教育纲领。 当他去领取这笔款项时。一位知情的国务院官员悄悄告诉他,这些钱来自中央情报局。


(9)世界医疗救济(Wodd Medical Relief)组织是最早为美国情报部门充当掮客的基督教组织之一。从50年代开始,它的预算中的相当部分就仰赖著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支持。作为回报,它 曾把一批批物资给养转交给中央情报局在老挝、越南、巴拿马和萨尔瓦多等国的代理人。另一个基督教组织"福音十字军"(Gospel Crusades),是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同国外反政府势力之间充当中介入的最大、最隐秘的宗教团体。从1985-1987年,它曾把1, 000□"人道主义"补给品转发给居住
在洪都拉斯难民营中的反对派及其家属。"福音十字军"的领导人R P 德斯特安供认,他曾从国家安全部、大食品公司等机构获得过捐款或物资,并定期向政府汇报自己的活动。他们一离开尼加拉瓜,总会有人拿著收录机在洪都拉斯向 他们设法获取情报,其中有中央情报局的,也有国防部的。

(10) 其三,利用教会和传教机构分裂或操纵第三世界的政治和宗教组织,破坏民族解放运动。60年代,中央情报局曾指示所属机构向拉美某些神职人员和传教士提供资 料、工具,搞臭"充当了国际共产主义代理人"的进步牧师的名声,对进步宗教团体和人士进行"警察控制"。在南美,中央情报局与美国的一些传教宗派合作,建 立或操纵工会、农会,分化当地的民众运动和农业改革运动。结果,导致天主教和新教徒的冲突,甚至流血事件的发生。

(11)1971年,中央情报局收买了美国在西贡附近的一位主教,指示他破坏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为掩人耳目,情报局官员往往乘飞机离开西贡,在荒僻地区同这位主教会晤。

中央情报局收买传数士,以上帝的十字架掩护其间谍活动的事实,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中央情报局首脑和白宫代表对此均供认不讳,而且宣称这并不违犯纪律,也不损害传教活动的利益。一位退体的情报局官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投资的是钱,得到的是反共宜传。这没有什么不体面的。

(12)它的发言人米希尔 杜瓦尔告诉福
音派信徒:"中央情报局认为,某些宗教团体的成员仍然希望向我们提供美国政府感兴趣的国外情报,我们继续欢迎这种自觉目愿的行动。我们的一贯政策是,绝不泄露他们的姓名。"

(13)此外,中央情报局还利用其他方式,如通过国务院的"国际发展机构"资助基督教会的对外慈善活动和援助项目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利用宗教进行的政治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极力插手我国的宗教事务,企图重新恢复旧中国时期的那些宗教特权,建立与恢复由境外宗教机构直接控制和指挥的宗教组织,为本国政府的反华政策服务;

二是利用宗教或宗教组织,在中国国内进行各种有损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有损于中国各民族团结的破坏违法活动或情报活动,以达到其政治上反华的目的;

三是一些境外的宗教机构和邪教组织,利用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打著宗教国际友好活动的旗帜,在我境内非法发展教徒,建立公开的或隐蔽的据点,破坏社会稳定,损害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四是利用宗教、打著维护人权、宗教自由,以及所谓保护宗教传统文化等旗号,蒙骗世界舆论,公开与不公开地支持、煽动中国境内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闹独立,企图肢解中国的版图;五是利用宗教方面的国际活动与国际会议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阴谋等。

新时期境外的宗教渗透活动有著以下特点:

首先,传教士竭力试图卷土重来。在上个世纪,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许多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如阿拉伯国家等,都命令西方传教士离境回国,并且禁止传教士再 来从事宗教活动。在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演进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对传教“开禁”,但许多国家由于自身的国情,仍然坚持原来的方针。某些西方教 会出于宗教扩张的殖民主义的立场,无视第三世界的民族自决原则,仍然继续著以往非法的或强制性的渗透活动。

其次,渗透手段的多样化。

第一,除传统的如传教士亲自在输入国的非法传教、无线电传教、书籍传教等手法外,目前许多境外教会组织在互联网上开辟有网页,进行宗教或带有政治色彩的宣传。

第二,利用教会人员职业的多样化进行传教活动。例如,目前美国的海外传教士约占全世界传教人员的60%以上,人员结构中有牧师、教师、农学家、医生、护 士、作家、出版家、广播电视工作人员等,在"援助"工作中,见机行事,散发宗教材料,或宣传自己的教义,时机成熟时劝人皈依。

第三,中国在西方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旅游者也是教会关注的对象,一些西方宗教人土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期望他们归国后成为宗教传播的"种子 ",将来生根、开花。

再次有些西方教会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教会结合起来,使教会人士利用"同胞"情谊,在大陆秘密传教。80年代我国政府取缔的"天父儿女"国际邪教组织,就是台湾人李常秘密传入大陆。





节录自: 境外的宗教渗透与我们的对策
全文: http://tzb.gzhu.edu.cn/asp/8/2004426215618.htm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雷雨田

说明:本文前一部分资料,出自本人所著的《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部分章节,这里罗列出来,是为了说明西方敌对势力利
用宗教渗透的持久性,以引起国人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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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里根与教皇如何颠覆波兰共产党政权

http://www.hubce.edu.cn/jwc/jwc5/messages/9070.html


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图书馆单独会谈了50分钟。在这次会谈中,里根和教皇一致同意开展一场秘密运 动,加速共产党国家的瓦解。对里根和保罗二世结成的“神圣同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查德 艾化宣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联盟之一。”

这次行动的重点对象是波兰,它是约翰───保罗二世的故乡,也是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当时波兰的团结工会非常活跃,他们相信,如果使波兰成为自由的非共产党国家,将是插入苏联心脏的一把利剑。

里根与教皇会见后,美国制订了一项战略,旨在造成苏联经济的崩溃,破坏苏联同华沙条约卫星国的联系纽带,以迫使苏联国内加快改革步伐。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波兰宣布戒严。团结工会被取缔,以瓦文萨为首的6000多名团结工会领导人被拘押,许多人到教堂和神父家寻求 保护。这时里根给教皇打电话,商量对策。双方一致认为,不能让团结工会的火焰被扑灭。教皇立即通过教会的渠道建议团结工会转入地下,里根和教皇决定对团结 工会进行经济援助,将成□的设备───传真机、印刷机、发报机、电话、短波电台、摄像机、复印机、计算机和文字处理机一一通过教会等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偷 运进波兰,给团结工会的资金则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基金会、全国维持民主捐赠基金会、梵蒂冈秘密账号提供的。在美国和梵蒂冈的支持下,团结工会得到很大鼓舞, 活动日益活跃,当时波兰全国各城镇都出现了地下报纸和传单。团结工会的文件经常贴在教堂的告示牌上,油印传单被贴到警察局、政府大楼以及军人控制的电视台 大门口。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领导人还经常得到美国和梵蒂冈的战略指导。

据美国劳联 ─产联的报告称,到1985年,波兰国内已有4000多种刊物,有些发行量超过了万份。反政府的书籍小册子成千上万地印刷,几百万人在教堂看过反政府录 像,团结工会还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秘密电台不断地干扰政府电台的广播节目,不时地呼喊“团结工会万岁”“抵抗”等口号。团结工会还用电视发射装置干扰政府 节目,号召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波兰共产党和波兰政府在里根和教皇的政治压力下,步步后退,被抓走的人放出来了,对瓦文萨的审判也被取消了。1987年2 月19日,波兰政府被迫同意和教皇对话。4个月后,教皇荣归故里,受到千百万人的欢迎。1988年7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华沙,承认波兰政府没有工会合作没 法进行工作。翌年4月5日,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签订协议确定在6月份举行议会选举。同年9月,团结工会正式组阁掌权。1990年12月,瓦文萨成为波兰总 统。

里根和教皇经过7年的苦心经营,最终将波兰政权从共产党手中夺走,建立了所谓“自由”的国家,从而成为进一步瓦解东欧和最后使苏联解体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原载《中国外交官眼中的世界热点》一书,转载自3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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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布什的接见与培植洋奴

钟关平 (旗帜网)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8510

当许多善良的中国人还不知晓美国最近有个“转型外交”,或者知道有这个玩意儿但还没弄明白它对我国有什么危害的时候,美国总统以“大胆”的举动,亲自“现身说法”了。

5月11日小布什率副总统切尼、国务卿赖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海德、白宫幕僚长波顿、白宫首席撰稿人葛尔森和白宫新发言人史诺等一干人马,在白宫接见了来自中国的三个铁杆洋奴、汉奸兼反共分子,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余杰、讲师王怡和律师李柏光。



宗教外衣藏不住的狐狸尾巴



尽管小布什总统与被接见的中国三个汉奸,都披着宗教的外衣,然而,狐狸的尾巴总是藏不住的。

海外有一家反华网站叫《看中国》,它在5月12日的一则报道中,就把美国总统与中国汉奸之间的政治交易全盘端了出来。现摘出几段,也算作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吧。

布什:谢谢各位的光临。这是我私人的会客室。我通常在这里接待我个人的朋友,我曾经在这里两次会见了达赖喇嘛。你们是勇敢的人,是我的朋友,我很荣幸在这里会见你们。我非常愿意倾听你们的声音,你们的信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余杰:首先,非常感谢总统先生安排这次会见。我们刚刚在您的家乡米德兰完成一次圣经课程的学习,我发现那里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的基督徒争取信仰的自由。

布什:太好了,我的祖籍虽然不在米德兰,但我在那里长大,我的信仰和价值观在那里形成,我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自由……

余杰:阿门。上帝早有奇妙的安排,要通过小小的米德兰将福音传到庞大的中国。近十多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迅速增长到数千万人,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年轻的一代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画家、音乐家纷纷受洗归主,包括我们在座的三位。

布什:你今年多大了?你成为基督徒是否经历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余杰:我今年三十三岁了。

布什总统:啊,你真年轻……

余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只有十六岁,但这一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我发誓要成为一个捍卫自由和人权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上帝的引导 下,用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用非暴力的手段来改变中国。……中国的基督徒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勇士站出来捍卫信仰自由。美国政府支持他们,既符合上帝的公义, 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再也不能犯当年雅尔塔会议那样的错误了。

布什:……我坚持自由经济的观点。我认为美中贸易的拓展,必然会给中国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开放的经济与自由的体制是相关的。……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贸易放弃对人权问题的关注。

余杰: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

布什(打了一个响指):啊,要是现在我能够将美国的油价降下来,我就成为美国的伟大总统了。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帮助你们呢?

余杰:我有三个建议。第一,在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任何场合,都持续地、坚定地向他们表达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关注。

布什:是的,我们一直在这样做。……

余杰:是的,这样做很好。我的第二个建议是,美国驻华使馆可以定期邀请中国的家庭教会人士、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等聚会,以显示对他们的支持……

布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余杰: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希望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某些美国公司在中国行为有更多的约束和监控。比如互联网公司雅虎向中国警方提供个人资料,……雅虎公司的行为违背了美国的道德根基……

布什:我理解你的想法。……我相信这些公司会停止他们的错误行为。

报道说,谈话中布什还带领大家为中国的“家庭教会”及中国的“自由民主”祷告,鼓励他们“从地下走到地上”。

请看,布什与余杰的如此谈话,哪里还是什么宗教信仰问题,分明是打着宗教的幌子在商讨如何颠覆中国政权嘛!

就在这次谈话刚刚结束之后,那个奉命邀请余杰等人来美的“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就说:布什总统的接见,是史无前例的,出乎意料。笔者认为,这话 有点言过其实。利用宗教侵略别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是美国的老传统了,怎能说是“史无前例”呢?往远点说,鸦片战争以后,美国的统治者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 列强一样,高度重视宗教在侵华中的重要作用。从清朝与英国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到以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几乎都有在华“自由传教”的 内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的传教士,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争先恐后窜进中国的边疆和内地。一百多年来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教徒,为 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血腥的殖民统治效劳,起到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往近点说,布什的接见也算不上“史无前例”。前些年,克林顿当总统时,就 接见过中国所谓“民运人士”魏京生,只不过那次接见没有打宗教的旗号罢了。新中国诞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宗教渗透来影响我国 人民的价值观,进而为其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服务。几年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美国支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以基督教为重点》的文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 对宗教自由的支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力量的主要源泉,没有它我们简直无法领导”,“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努力实现世界各地的社会和它们的当局改 变。”近年来,美国基督教团体宣称,要“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提出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美国政府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干的。小布什去年访华时,一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缸瓦市教堂,是他对基督的虔诚吗?否。他在教堂对中国教民说:“一个健康社会,是对所有信仰张开双臂 的社会,也让人民透过信仰表达自我。”“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会因基督徒聚会而感到戒惧”。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小布什又强调中国政府应该给予人民更多的“社 会、政治及宗教自由”,并说:“让社会、政治和宗教自由在中国滋长是十分重要的事,我们鼓励中国继续此种历史性的转型。”寥寥数语,就把他以宗教作为促使 中国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转型”的图谋暴露无遗。美国之音去年11月20日指出,布什的这些“敏感话题”——其中包括中国宗教自由——触及到了中国的 政治改革问题。今年4月下旬,我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时,小布什依然不忘大谈所谓“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总而言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美国利用宗教 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是不会改变的。对此,我国人民切不可麻痹大意。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新中国诞生不久,我们党和政府就对天主教会和耶稣教会中潜伏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理,1950年,我国在基督教界开展 了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7年,由于罗马教廷干涉我国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我国天 主教会宣布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并按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从而使西方国家企图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的图谋被 彻底粉碎了。这些成功的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美国“转型外交”的依靠力量



美国帝国主义者清楚,若想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需要培植一大批中国内部的亲美西化分化分子、汉奸、洋奴和走狗,形成里应外合之势,才可得手。而那些 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叛徒则是帝国主义寻找的最为理想的对象——这也是美国“转型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是不惜血 本的。他们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等手段,千方百计地拉拢我国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加强对这些人的意识形态渗透和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以便让 这些人充当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骨干力量和马前卒。这次被布什接见的三个人就是美国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且都有反共、反社会主 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劣迹。

余杰这个人,劣迹累累,早已是臭不可闻的人物。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档案资料”介绍,1973年出生的余杰。毕业于北大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硕 士学位。1998年起,余杰出版处女作《火与冰》和他后来的“抽屉文学”系列之二《铁屋中的喊》、《说,还是不说》以及评论文章《为自由而战》等,都是反 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作品,其中充斥着近乎病态的崇美、媚美情调,由此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青 睐和赏识,获得英文版《亚洲周刊》2000年度最佳评论奖,现被聘为中文独立笔会副会长、多家海外网站站长。2003年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余 杰、刘晓波等一小撮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们,疯狂地跳出来,演出一场所谓“呼吁迁移毛泽东遗体的公开签名活动”的闹剧。他们在这封“签名信”中,恶毒地污蔑 毛泽东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是这个余杰,2001年美国间谍飞机在我海南岛海域挑衅、撞我飞机的事件发生后, 他在境外发表文章,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抗议活动是“借这一偶然事件的东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痛骂美国的爱国,其实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他胡 说:“从两年前的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到如今的飞机撞击事件,国人仇美心理逐步升级,让我忧虑…… 民众由仇恨美国的某一个领导人和利益集团,转而敌视美国实行的社会制度和美国奉行的价值观念。”“9•11”事件给余杰提供了巴结帝国主义、为美国统治者 献媚的极好机会。余杰与包遵信、刘晓波等人联合写了一封《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令人肉麻的表示他们对主子的忠心:“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愿上 帝保佑美国!”2003年,美国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余杰与其同伙又是不失时机的发表了支持美国的“签名信”,无耻的把这种侵略行为美化成“解放伊拉 克人民”。他还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北大原副教授、兼有美国日本双料走狗的焦国标所鼓吹的“东亚共荣圈”汉奸言论。今年2月,余杰和王怡窜到澳大利亚,公开支 持邪教法轮功,疯狂叫嚣“中央无胆量”,并疯狂鼓吹中国必须否定孙中山和毛泽东。在悉尼研究院,余杰演讲的题目是《中国 “和平崛起”的谎言》,王怡演讲的题目是《地方主义与中国的政治转型》,从这两个讲演题目,我们完全可以知道这两个洋奴、汉奸拉的是什么粪蛋了。最近,余 杰跑到北京一个大学去放毒,当场遭到许多爱国学生的质问和痛斥。有学生说:余杰这种人整天讲自己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对政府和大众“要有独立性”, “要持批判态度”,怎么一见到洋政府(美国)和洋大人(布什)就骨头软了?可见他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的哈巴狗而已。

被小布什接见的另外两个人,“对华援助协会”也做了介绍。说王怡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在70年代年轻学人中的代表人物”;李柏光“荣登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榜”。他们三个人,可以说是一丘之貉。

被美国总统接见的这三个洋奴、汉奸,现在似乎很是春风得意。且慢,还是请你们听一听网上代表中国人民的正义声音:

“余杰整个一个败类!一个汉奸!一个社会的残渣!一个典型的人民的敌人!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这类东西还配谈历史?还配谈唯物?”“一嗅到合适的气候,牛 鬼蛇神就都会自动跳出来了兴风作浪。这就是不可否定的阶级斗争,被镇压了的阶级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这种人必定是地富反坏右的余孽,无产阶级给它们下 的历史定性是永远正确的。”“余杰这种人是代表被毛泽东所领导的劳动人民所推翻的地主资本家在说话。其拥护者也就是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我们需要这样的 反面教员,他可以使我们知道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还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审判毛泽东,就是要审判跟毛泽东打天下的 人,就是要像当年蒋介石那样屠杀革命人民。我们同余杰之流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恨毛泽东的人不止余杰一个,要审判毛泽东的人也不止余杰一个。 当年蒋介石是最恨毛泽东,也最想要审判毛泽东的人。可是蒋介石有八百万军队,尚且奈何不得毛泽东,反而被毛泽东赶到了小小的台湾岛上。现在就凭一个小小的 余杰,手无缚鸡之力,就想审判毛泽东,真是‘蚍蜉撼树谈何易’。真正该受到审判的应该是余杰,他的反毛泽东的言论已经违犯了我国的宪法。如果要发扬民主, 广大劳动人民一定会把余杰这个可怜的跳梁小丑送到人民的审判台上。”

在这里,笔者也想对这几个年轻的汉奸说两句话: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并不是一件好玩儿的角色,玩火者必自焚。当汉奸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迟早要受到人民的审判与历史的惩罚!



严重的教训



我们同帝国主义洋奴、汉奸和走狗的斗争现实,深深的教育了中国人民。这场斗争告诉人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国际,帝国主义依然亡我之心不死,时时都在 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国内,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的敌对势力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 机会来了,于是洋奴、汉奸、走狗、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使这场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为焦点的阶级斗争异乎寻常的尖锐起来。“八九风波”就是一个缩影, 一个教训,至今余波还在。

毛主席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 1095页)又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 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 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 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 66页)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回顾多年的斗争实践,教训的确是严重而深刻的。就说被布什接见的这三个洋奴、汉奸吧,他们年龄都不大,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 下的年轻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上背叛祖国道路的呢?当然他们自己身上的原因是难逃其责的,但无论如何,思想教育工作上的失误恐怕是回避不了的。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然而,这三个洋奴、汉奸中,两个出自北大,此外,还有那个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第五十一州的汉奸焦国标。俗话说,“贼走关门”、“亡羊补牢”,在同一个单位,接二连三的出现洋奴、汉奸和反共分子,作为学校的工作是不能不反思的。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去年著文批评某些高校和研究部门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事实证明,刘国光同志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

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指出,余杰的反共嘴脸早就暴露无遗了,然而在他去美国接受布什接见之前,偏偏还被有的学校请去做报告,致使余杰利用这个学校的讲台再次 放毒。此事无论在该校内部还是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个别的事件,可以说是敌对势力向我国高校学生加强新一轮思想渗透的一个危险 的信号。它表明,敌对势力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加紧了在我国高校这一重要阵地上同我们的争夺战,他们时刻窥测方向,以求利用校园内的学术活动和学生活动,以打 擦边球的形式,不断扩大思想渗透的缺口。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倾听人民群众的这些呼声,还可以引发我们举一反三地思考。目前,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出现的问题恐怕不只是大学吧。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我们争夺阵地是全方 位,无孔不入的。例如一个时期以来盛行于某些地区党政干部和某些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哈佛培训热”、“出国学习热”,就值得商榷。在这众多的跨国交流中,我 们究竟学到了什么?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当然应当好好学习,但对于诸如学习西方的所谓“先进管理经验”、“先进理念”、“与世界接轨”,有没有政治 和意识形态因素在里边?这种交流会不会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这样的“交流”、“接轨”对于我们抵制和平演变、防止西化、分化是有利还是有弊?这些问题对 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不能不分析的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实行思想渗透方面,一直把重点放在中国知识分子和 党政干部身上。美国每年都要邀请数百以至数千名他们心目中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进修,参观访问和学习,希望通过这样潜移默化的方式把美国的价值观移植 到这些人身上。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人员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美国新闻署曾发表文 章指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一位美国右翼参议员曾经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 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 陶。”“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2005年3月24日《科学社会报》)这些话读起来,能不触 目惊心吗?!

我们把美国“转型外交”的推出和布什接见三个洋奴、汉奸、小丑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危险动向。说穿了,美国的“转型外交”与培植汉奸, 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美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在一些国家完成了“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 “紫色革命”(伊拉克)和“雪松革命”(黎巴嫩)。这些“革命”都有一个逐渐渗透、逐步升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在美国正集中力量在中国“复制”这个 过程,在这种严峻的态势下,我们还能安稳的睡大觉吗?

(完稿于200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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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华:警惕农村地下教会进一步蔓延


http://www.wyzxsx.com/Article/Print.asp?ArticleID=6690

           时间:2006-5-15 来源:三农中国 作者:杨华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村的社会面貌以及农民与乡村干部的关系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和进步。但同时 也必须注意到,因为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取消农业税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弱化了乡镇和村一级的行政权力,削减了其在乡村社会的宣传和动员能力,从而使乡 村两级组织在遭遇诸如禽流感、地下“六合彩”和地下教会等造成的乡村治理性危机时缺乏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和行为能力。笔者最近在江汉平原的J县农村调研时发 现,以基督教名义在农村传教的地下教会分外活跃,即使在政府出台政策要求严厉打击的情况下仍然肆无忌惮,处于公开和半公开的传教状态。为此,笔者对 J县A村等村的地下教会展开了初步的调查,并以旁观者身份参加了A村十组地下教会每周一次的例行活动,以至得以深入其组织内部全面了解情况,掌握了相关的 第一手资料。

                一

地下教会在J县地区的萌生、存留和蔓延已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地下教会的传播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征。第一个时期为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 是地下教会出现并稳步扩张其势力和成员的阶段;第二个时期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到2003年税费改革全面推进,地下教会真正转入“地下”发展,其成员也大幅度 紧缩,并且不再公开传教;第三个时期从税费改革至今,地下教会重新浮出水面,疯狂传教,在各地迅速蔓延。这三个时期对应着乡村两级组织对基层控制能力强弱 的不同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对农村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控制体系使国家有效地掌控着农村社会,并有力地 摧毁了村庄内部的控制形式——村庄控制是指在村庄社区内,传统的礼俗、宗族、宗教、文化利用说服教育、处罚、利益支配和人身控制等手段进行控制的系统。正 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乡村社会没有地下教会生存的余地。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体,国家权力上收至乡镇一级,大队改为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但是村委会并不 是一级国家政权,它缺乏一级政权所拥有的社会控制权力、手段和意图。与此同时,村庄控制在经历长期的革命斗争以及最近二十几年的市场经济的冲击后,也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村庄出现了权力和权威的真空,不仅为农民互助合作、自组织的发育、成长创造了机遇,也为国家之外的集 团、势力控制和组织村庄社会开拓了相当的生成和活动空间。J县地区首次出现地下教会几乎是与村委会的成立同步。据A村十组地下教会负责人——“会长”贺某 介绍,她至今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教龄了,是村里资格最老的地下教会成员之一。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基层政权的控制能力十分脆弱,根本无暇顾及类似地下教会这样的 非法组织,因此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近十年时间是地下教会发展的“春天”,它们在几乎毫无干扰的情况下迅速拓展势力。但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三 农问题特别是农民负担呈现,为了收取税费,完成上级部门布置的各种任务,基层政权加强了村一级组织建设,增设了相关的机构和人员以及配套设施。地下教会此 时不得不隐入地下,不再明目张胆,教会成员不再定期聚会做祷告。许多农民干脆退出教会重新恢复“自由身”,信教成为少数农民个人的私事,各种仪式在自己家 里完成。显然在乡村组织强大攻势和紧张运作的情况下,地下教会必然有所收敛,但并未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完全消失,传教的身影和声言时有所现。

税费改革特别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政权日益退出乡村社会,乡村组织逐渐退化,严重削弱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在湖北,村干部不再担任 “要粮”等角色后,开始在村一级进行精兵简政,取消村民小组长设置,只保留四个常设职位:支书主任一肩挑、会计、治保主任以及妇女主任。村组的工作由这四 人分别承包,譬如在A村,妇女主任就承包了其中的三组、四组和十组的工作,四组是其所在组,其他村干部也都相应的承包了自己所在组。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 了,在A村这样一个半熟人社会的村庄,各组在地理分布上比较分散,零星居住,村民之间缺少正常的交往,村干部除了自己土生土长的小组情况外,对其他小组并 不太了解,加上村干部年轻化,平均只有四十岁左右,年轻时基本上在村外闯荡过不短的时间,在村庄的生活经历不足,对许多比他们年长或年小一两辈的人不太熟 悉,这就增加了他们工作的难度,使许多工作都做不到位、也无法做到位,留下了诸多漏洞。地下教会在偃旗息鼓一段时间以后,在此时又卷土重来,来势还特别凶 猛,遍布所有的村庄和村民小组。在笔者调查的A村,几乎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教会组织,每个地下教会有成员15—30名不等,其中十组的地下教会有成员30 于人,差不多要占小组人数的20%左右。

地下教会的蔓延,成为自农业税取消后基层政府所遭遇的第一宗治理性危机,J县政府特意出台“通知”要求各地严厉打击地下教会。但脆弱和无力的乡村组织根本 无法应对这场波及甚广的危机,地下教会依然肆虐,并有日趋猖獗之势。当前地下教会在J县地区蔓延有如下三个特征:其一是教会的发展对象十分明确,两条腿走 路——把目标对准村民中的老弱病残和乡村干部;其二是地下教会就其组织而言并非散兵游勇,而是组织森严,纪律严明;其三是传教的继受过程富于策略性,表现 在教会对其“圣歌”的编排技巧上。

                二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地下教会现在的成员绝大多数为农村中的妇女,且以老年妇女居多。每个会员都有其特殊的“身份经历”,可以用“老弱病残”来概括,特别 是入会以前遭遇了重大灾难或病祸。笔者访谈了A村十组的地下教会的八位妇女,其中只有一个在四十岁左右,其余皆超过了50岁,年龄最大的有75 岁。这些人在皈依教会之前都有过长期的病痛史,在病痛期间或痊愈之后加入教会。村庄中的“老弱病残”是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一群体是教会现阶段明确的发 展对象之一,究其原因有三:第一,“老弱病残”是村庄中被隔离、孤立和排斥的群体,这使得他们与其他村民以及他们之间在平时缺少对话和思想上的交流,堵断 了他们同其他人在感情上沟通的渠道,孤独寂寞成了他/她们生活的全部。但是,人究竟是社会中的人,交往是人类最基本是需求之一,在农村也不例外,人们也需 要建立人际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地下教会正为“老弱病残”这一特殊群体提供了交流渠道和对话的场所,定期的教会活动可以让他/她们摆脱孤寂与无助,在相互交 流、共吐心声中获得理解和情绪宣泄,抹去过去笼罩在心里上的、沉重的阴霾而使心情轻松愉快。地下教会正是应对着他/她们的这些心理关切,从而使他/她们在 情绪上产生共鸣,达致对教会较强的认受感。第二,“老弱病残”无法理解自己“弱势”这一群体现象和境遇,并且长期难以摆脱这种状况,因此在心理上、精神上 产生了某种虚幻,希望求救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以求解脱。大多数教友都声称自己或亲人在信教之前久病不愈,以为无法治愈了,而自从经人介绍信教之后,病就好 了,他 /她们认定这是上帝和神灵的帮助。第三,中国社会在近十几年飞速发展,农村面貌也日新月异,市场经济高度冲刷乡村社会,部分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中老年人无 法在短时期内调适自己以适应并化了的形式,在他们心理产生了被社会和其他村民抛弃的感觉,于是在这些群体中出现了社会认同危机,很容易使他/她们从原由的 认同对象转向另一种认同对象。

在地下教会发展会员的明确战略中,另一个主要的游说对象的乡村干部及其亲属。据A村十组教会会长介绍,A村原支书的夫人和现任村妇女主任都是教会的教友, 经常参加加教会组织的活动。笔者有机会参加教会的一次活动、认识许多教友并访谈他/她们,还是多亏这位原书记夫人的热情带领和友好引介。书记夫人对笔者透 漏,在其丈夫任书记的时候,她会经常规劝他信教,尽管直到其卸任都未成功说服,但她说不会泄气。另外,与A村比邻的B村,它的副支书就是在任职期间在信教 的夫人的劝导下毅然参加了教会组织。此一事件在各地教会广为流传,成为佳话,这位夫人的“义举”也就成为教会大力宣扬的榜样和努力方向。地下教会这种毫无 掩饰地宣称要把发展对象的重点放在乡村干部身上,向基层政权进军,其目的昭然若揭。一旦有村干部参加到地下教会中来,在村庄中增加了教会的迷惑性和诱骗 性。村民一般视乡村干部为国家的在乡村社会的代表,是村里的带头人,因为他们的参与起到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村民很可能认为教会是合法的组织,参与的胆量和 机会就更大了。笔者在调查期间,包括A村十组教会会长在内的许多教会成员竟然态度诚恳地请求笔者为他们的组织写报告,争取上面(政府)能拨一笔资金下来, 给予他们在各项活动上的支持——他们显然把教会当成了村庄中的文化公益性组织了。游说乡村干部信教,还造成地方政府对地下教会的治理难度加大。信教干部对 上级部门阴奉阳违,蜕变为地下教会保护伞,致使打击地下教会的政策和行动根本无法触及到教会组织本身。更为重要的是,把发展对象的目标明确指向乡村干部, 笼络这类人积极投身地下教会,从而使其组织的触角直接伸向基层政权,进而大规模地向国家体制内渗透。

综上所述,地下教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踩着“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意在最大可能、轻而易举地吸收成员,在短时期内扩展其组织规模,形成对其他村民的强大 心理攻势以便增强组织的吸引力;另一条腿踏在乡村干部身上,籍此跳板实现其控制基层政权、掌控乡村社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

A村十组的地下教会每星期定期开展一次敬主活动,时间固定在周日的上午,并有恒常的活动场所,一般设在教会会长的家中。每次活动有如下议程:祷告、做见证、唱圣歌、再次祷告。

“做见证”就是由一个宣读其他教友的事迹包括信教之前教友的情况,信教之后教友的情况发生的变化,或是教友退教后的情况,无论是哪方面的内容,都是前后对 比,十分鲜明且面面俱到,以展示信教、敬主的实在魅力,宣扬成为教会成员的好处。做见证的资料有打印文字复印稿,也有手写复印稿。笔者仔细查看了某次见证 的资料,做了回真正的“见证”。从这些资料上写明的做见证教友的籍贯看,这些教友可谓是来至五湖四海,分布在全国各地,有甘肃、陕西、山东、吉林、浙江等 省的,也有湖北其他县市和乡镇的。但是在J县农村某个教会组织不可能聚集来至如此众多省份的教友,因为J县农村是劳动力流出地而非流入地,某个小组的教会 不可能就近收集他们的事迹。因此可以断定,这些资料包括资料上的人和事迹是从全国各地收集起来再分发到各地教会。那么是什么\力量有这么大的能力在如此广 泛的领土上收集这些资料?地下教会是政府打击的对象,显然各级政府不可能是收集的主体,尽管它是最大的收集力量。因而只能是通过教会自己的组织进行采集, 由最基层的分支教会组织如A村十组的教会整理收集上来,然后集中分配。果真如此,该地下教会便是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的巨大组织,其力量绝不可小觑。并且,当 笔者问及A村十组教会会长这些资料是从何而来时,这位会长指着自己的头上说,“上面”,还恐笔者不能领会其意思,又指向旁边的原村支书的夫人说, “就像他们干部那样”。我们知道,乡村干部是有自己的上级组织,而这个上级组织又有其更上一级的领导组织,直至中央政府,这便是科层设置,系统管理。如若 地下教会真像她所言,那么它的组织建制则是十分完善且严密,从最下层的教友(教徒)到可能的“主教”乃至“教皇”,各级组织一应俱全,且环环相扣。但这位 教会会长却只知道和认识一位自己的上级,那就是每星期递送做见证用的资料的教友,而此人并非本村(地)人。A村有十一个村民小组,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自己 的教会组织,但小组教会之间并没有来往、联络,各会会长也不知晓其他会的情况。可能的解释是避开公开的串联之嫌。另外,每次做见证之后的资料又会很快被收 上去,留在教友手中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很遗憾调查人员百般恳请十组会长留下一份给笔者也未成功,似乎是不想给外人留下口舌和把柄,也足见其会员的组织纪律 性之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像A村十组这样小规模的农村地下教会并不是零星分散、茕茕孑立的存在,其组织网络遍布广泛,可能覆盖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它不过是 该组织最基层的分支机构;地下教会的组织建设完善且严密,绝非一般的功能性的农村合作组织,也并不仅仅是小打小闹、胡乱拼揍的零时聚合,从分支机构到教会 总部建构整齐完备;并且它在组织管理上有条不紊,谨小慎微,组织纪律严明。因此,仅就农村地下教会组织上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就有必要对它加以警惕。

                四

地下教会每次活动的第三道程序是“唱圣歌”。所谓的“圣歌”,其实是有名无实,并非真正是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圣歌。在A村十组教会会长手中的抄写本上,二 十几首“圣歌”只有两首的内容直接歌颂耶稣基督,其余的都不涉及宗教意义,却与该村老年人协会文艺队中自编自唱、自娱自乐的歌曲没有什么区别。从这些缺少 宗教性的“圣歌”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农村地下教会是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为名、服务于非宗教目的的非宗教组织。

仔细分析这些“圣歌”,可以发现它们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体现在“圣歌”的歌曲上。如果不亲眼所见“圣歌”抄写本上写明的每首歌的曲调和亲耳聆 听教友们清唱“圣歌”,很难相信被赋予崇高和神圣的基督教“圣歌”竟然都是套用歌颂毛主席的“红色经典”以及毛泽东时代流行的民族歌曲,有如《东方红》、 《延安颂》、《红湖水浪打浪》、《清晰的记忆》、《红梅赞》、《颂歌献给毛主席》、《二月里来》、《游击队歌》、《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毛主席的话儿 记心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我们共产党人》、《映山红》、《沂蒙颂》、《北京的金山上》、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这些歌曲对于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特别熟悉,耳熟能详,他们基本上是踏着这些优美的、极富激情和感 染力的旋律走过来的,不用再重新学习,张口就能唱上几段。而正如前文所述,教会的主要成员是农村里的中老年人,对于沉浸于追忆往昔岁月甚至有些“厚古薄 今”的老人来说,这正对上了他们的胃口。特别是他们上了年纪,学习新东西的能力不及当年,也很难再有精力学习新的歌曲,那些在他们年轻时代留下深刻印象和 记忆的“红色经典”恰恰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圣歌”,则是难以忘却的。

另一个特点是对老歌曲填词的生活化。地下教会“圣歌”的曲调(包括两首歌颂耶稣的歌曲)是对“红色经典”的拿来主义,而歌词则是由教会成员自己编撰、誊 写,内容千奇百态,涵概面广,但绝大多数是直接源于村庄生活的方方面面。地下教会利用对“圣歌”生活化的填词,不仅回应村庄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变迁如取 消农业税、村里老年协会成立等,还试图在村庄中扮演着道德教化的角色,有的歌词揭露和批评如中村庄的丑恶现象,晚辈不孝顺长辈,岳丈对女婿不好,村民贪财 好色、赌博酗酒等恶习;有表扬和提倡村里的好人好事、幸福生活、勤俭持家、艰苦劳动,如“得意的笑”是表现村民对生活美满的追求和向往,“只手撑开幸福 花”和“科技致富”是对专业户艰苦、勤劳创业致富的赞美等;有对偏离村庄价值和道德规范的任何事的劝戒,如“奉劝家庭和睦”征对的是家庭常常出现的婆媳不 和,兄弟反目,邻里吵架等现象,“乐死人与亏死人”则是描述村民买码(六合彩)从中奖的乐死人到亏本后的人财两空、家破人亡的悲剧场景,情真意切,形象地 告戒人们要“从今洗手不再干,积钱备好种(子)和肥,农业付出安排好,秋后丰收凯歌飞”,等等。

“圣歌”有这两个特点并不偶然,它们是地下教会组织的“有意为之”,充分体现了教会组织在传教、扩张过程中高超的技巧和策略。首先它是一味“迷魂药”,用 以迷惑、麻痹教友和村民。基督教到底为何物,村民和村干部都没见过,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根本不知道它长成什么样,现在地下教会就给他们这样一个模样—— 它一半是“红色经典”,一半是村庄生活。前者是歌功颂德,自然不存在政治错误,至于后者,无论是对村庄弊病的批判还是对村民的规劝,于个人和社群生活都是 百利而无一害,为何不听顺而要加以怀疑呢?因此,这样“有意为之”使村民和教友丧失对地下教会及其性质的正确判断和适当警觉。教友们凭借教会对村庄“善 行”的肯定并要求其“兄弟姐妹”在生活中践行之,因此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教会组织就是J县政府到处张贴通知、告示和标语要严厉打击的对象,而有此认 识的教友则质疑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并希望调查人员能如实地撰写报告,“以正视听”。不仅如此,地下教会要在村庄中寻求生存、扩大影响和汲取能力,就必须使 其活动等各个方面都尽可能地贴近、契合村民需求和村庄生活的内部逻辑。就特点一而言,它考虑到了农村教友的年龄特征、人生经历及生活背景,并极力投其所 好,以“避其难,行其易”的策略稳定现有成员、吸纳更多村民入会;而特点二则意味着地下教会直接嵌入村庄秩序,渗透到村民个人的日常生活,占领社区道德的 制高点,并以此教化村民,纯净民风,从而在村庄中获得村们的同情和理解,并最终认可其合法性地位。

以上描述和分析勾画了当前农村地下教会进一步蔓延的趋势与取消农业税后乡村两级组织弱化的内在关联,同时也展示了地下教会在农村传播的丰富图景和多面镜 像。地下教会的组织形态和扩张意图、发展成员的两条腿走路以及其策略性的传教技巧启示我们,这一流布甚广的地下组织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会,更非人们大 力呼吁和倡导的农民文化娱乐活动中心,而是正如J县政府在其向县乡下发和公布的“通知”中要严厉打击和取缔的邪教组织。打击和取缔地下教会必须加强乡村两 级组织的权力,完善其组织建设,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农村文化事业,满足农民的娱乐、休闲生活需求,有条件的要逐步组建农村老年协会,为老年人提供交流、发 泄、娱乐场所,使老有所为有所乐,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不留地下教会等非法组织以半点空间和市场。


(6) 正视“西化”的宗教渗透

http://www.media.tsinghua.edu.cn/iwpc/print.php?ID=497&c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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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鑫 2005-06-10 23:07:51



许多到西方求学的学子,好多人都去过教堂,主要是出于了解西方文化的初衷,真正最终成为基督徒的并不多。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和基石。在英国剑桥大学作访问研究一年间,我深感到基督教文明在传播上的强势和主动,也领悟到基督教得以迅速传播的原因。

在英国,您只要表示出对基督教的哪怕是一点点兴趣,立即就有基督徒或牧师主动向您传教。他们的传教方式林林总总:主动邀请您去他们家做客,在就餐前做祷 告,使您无形中接受熏陶;约您参加布道会,请神学家和科学家讲进化论与天地起源的关系;有的牧师和教会还会组织安排您参加一些联欢会活动,在活动中顺便向 您传授点基督教的基础知识。在西方国家,慈善组织比较发达,在扶贫济困、播撒友爱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很多慈善组织或多或少都有教会或教徒参 与的影子。在英国访学期间,我曾住过一个叫link House Trust的组织提供的宿舍。这个组织是登记的慈善组织,创办人原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也是一名基督徒。他看到许多到剑桥求学的外国留学生寻宿不太容易,便 联合其他几位基督徒,用自己的积蓄加上贷款,先后盖起了三幢房子,专门给外国学生提供便利。由于住宿条件很好,价格也相当合理,因此排队登记的人特别多。 该组织吸收住户有一定原则,讲究居民成分的国际性和多元化,不同宗教信仰的居民兼收并蓄,促进和加强不同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友谊及理解是其宗旨之一。

美国的宗教传播已不是单纯由教会或教徒自发的信仰传播,有的已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宗教来影响国人的价值观。如美国国务院曾经 在几年前签署过一份《美国支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以基督教为重点》的文件。在该文件中,美国政府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对宗教自由的支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力量的主要源泉,没有它我们简直无法领导”,“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努力实现世界各地的社会和它们的当局改变。”近年来,美国基督教团体宣称,要 “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提出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

“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实行思想渗透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身上,认定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各级领导人。美国每年都要邀请数 百以至数千名他们心目中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进修,参观访问和学习,希望通过这样潜移默化的方式把美国的价值观移植到这些人身上。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 战略研究报告中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美国新闻署曾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 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一位美国右翼参议员曾经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 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美国还利用各种形式对我国留学 生进行思想影响,使其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民主自由、宗教理念和物质文明,“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 变。”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新世纪,西方一些势力把“西化”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我国青年一代身上的幻想并未破灭。我们在对外交流和学习中,对于西方文化、科技中一 些先进的东西,一定要认真吸取,对于西方政治文明中合理、科学的成分也应学习和研究。但在学习和交流的同时,更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摘自2005年3月24日《科学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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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并购重在消除我国行业排头兵

外资并购重在消除我国行业排头兵


白津夫 



重在消除我行业排头兵


当前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我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

具有明显的产业垄断倾向。跨国公司最初的并购是以企业为对象的,跨行业选择比较普遍。也就是说,并购是基于经营规模和赢利目标最大化。现在,跨国公司的并 购表现为对行业的关注,特别是对那些竞争力比较强、对产业结构影响深远的行业,往往是跨国公司选择并购的重点。尤其是对产业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制造业,跨 国公司表现出格外的关注,我国制造业中的一批排头兵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并购重组。如工程机械制造行业,以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轴承行业,以全国 轴承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化工机械行业,以行业的优势企业“锦西化机”为代表;油嘴油泵行业,以行业的排头企业——江苏无锡 威孚有限公司为代表;电机行业,以大连电机为代表;齿轮行业,以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以及常州变压器厂、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等,在 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几乎无一幸免。

着力消灭新的竞争点。跨国公司最初的并购着眼于扩大市场份额,加快业务增长。现在, 跨国公司的并购则着力于保持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弱化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消灭潜在的竞争点。如在工程机械行业,我国企业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 优势,跨国公司的并购明显地是针对着我们的优势,试图通过并购把我们的优势掌握在它们的手中,以便从根本上消除将来与之一争高低的可能。如在装载机和压路 机领域,中国是装载机生产大国,年产量12万台,其中柳工、厦工2004年产销量都超过1.4万台。同时,中国企业还拥有部分核心技术和稳定的国内市场。 所以,柳工、厦工等装载机排头企业一直是卡特彼勒等公司的并购目标。再如锦西化机的主导产品透平机械,已经形成独家优势,但在合资中,由于德国西门子公司 以 70%绝对控股,其核心技术和品牌被掠走,并不再允许进行整机制造,这意味着西门子彻底消灭了中国本土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着力提高 控制力、跨国公司最初对所并购企业的控制,主要是在股权和技术、设备环节上,现在则谋求从产业链上和价值链上实施全面控制。目前,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装备制 造业的力度、深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目的已不仅仅是占领中国市场,同时也意图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从而形成更强有力的控制。这一 点,在美国卡特彼勒公司2003年向国内某企业提交的投资合作意向书中反映的再清楚不过:合资要在卡特彼勒全球战略下进行,并服从卡特彼勒的全球战略;卡 特彼勒要求拥有品牌,强调全球一体化,限制使用原企业品牌;将把该企业建成具有能生产卡特彼勒产品技术的企业,成为其在中国的生产基地,等等。卡特彼勒同 时还宣布要在中国投资10 0亿美元,建立“既包括生产、采购,也包括物流、营销、金融” 的大公司。

与外商并购投资战略意图相适应。外商并购投资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并购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必须控股、对方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点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目前在中国并购活动的基本点。此外,就是控股 权、控制销售权及财务权、品牌使用权上也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其中在控股权方面,表现得更为迫切,包括最初以参股、相对控股实施并购的跨国公司,现在也在 谋求通过增资扩股实现绝对控股。今年上半年,在引进外资中,属于增资和并购项目明显增多,如四川省外资企业增资和外商并购投资额同比增长185%,占全省 外商投资总额的56.5%。

整体布局、全行业通吃。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从过去单向选择,发展为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行动。从跨国公司对我工 程机械行业的并购可见,其整体布局意图明显。如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1995年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建立的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中国工程机械的整体 并购战略。在完成对徐工的部分控股之后,又兼并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又在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同时,还在谋求并购三一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这一布局得以实现,等于“通吃”了中国机械工程行业。

重点选择行业的 排头兵企业。目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实施的近乎于是“斩首”行动,专门选择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作为并购的重点,利用国有企业改制和地方推进国有产权改革的时 机,加快了并购的步伐。并且不遗余力、不惜血本,意图通过拿下行业排头兵企业,控制战略制高点,实现对整个市场的操控。

在华并购成为跨国 公司的“联合行动”。对我行业排头兵企业的并购,既有跨国公司的单个行动,也有跨国公司间的合作之手,其“联合行动”不免有“合谋”之嫌。其中既有跨国公 司之问的合作,也有与投资公司或基金的相互配合。例如,在美国卡特彼勒大举进军中国机械工程行业的同时,美国凯雷投资集团遥相呼应,2005年10月 2 5日,凯雷投资集团以3.75亿美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的价收购了徐工集团85%的股权。如此“绝配”,显然不是简单地巧合。而实际上,凯雷投资 的最初收购设想,就是希望转手卖给卡特彼勒公司。但由于在收购协议上有“不许把徐工转手卖给竞争对手”这样的限制性条款,凯雷投资只能暂时作罢。然而,凯 雷投资作为风险投资机构退出是迟早的事,当徐工在境外上市,凯雷投资完全可以通过慢慢卖掉所持股份的方式退出。届时,国际竞争对手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对徐工 机械的控制则是顺理成章的。

采取分步到位策略。通过逐步渗透,迫使中国企业逐步就范。有时,为了得到一家合资企业,跨国公司在与中国企业 进行合资以后,就采取让其陷入亏损的办法,直到将合资企业的中方拖垮,中方愿意将整个企业拱手相让,合资企业最后变成了外方独资企业。西北轴承厂就是这方 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家企业在拿出铁路轴承这一块优质资产和德国某公司合资后,一步一步地失去控制权,最后不但丢掉了合资公司,而且丢掉了有竞争力的高端 主导产品的市场和制造资质。

原 因


跨国公司大举并购我行业排头兵企业并非偶然,而是世界新一轮并购重组的大势所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重组发生战略性转变。80年代的并购重组 主要是为了降低和分散经营风险,9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和实现一体化经营,进入21世纪后的并购重组,则主要是以提高核心竞争优势为基 础的战略并购。突出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重点、以增强竞争能力为目标,以强势企业联合为特征,加剧了资源向优势企业的集中,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结 构调整与升级,也改变了国际投资方式。跨国公司大举并购我行业排头兵企业,也是这一战略并购的具体行动。

跨国公司并购我行业排头兵企业, 是其在华投资总体布局的战略举措。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基本上是循着先合资后控股再购并的路子。目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中,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 发比重明显下降,外商独资经营比重大幅上升,从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上升到 1999年的38.5%。从今年1-10月份利 用外资的情况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1.7 6%和4 2. 8 3%,而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同比增加 4.27%和43.63%。说明跨国公司已经完成了在中国投资的“试水期”。

跨国公司抓紧并购我行业排头兵企业,缘于中国产业成长的势 头。随着改革开放,通过引进外资,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并且在一些产业领域形成了我们的优势。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中国既有广阔的市场,目前 国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强劲,连年以上升3 0%-40%的速度递增,十分吸引人。同时,也形成一些优势企业,对跨国公司构成潜在的竞争威胁。所以,跨国公 司为了扼制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增长,必先斩获行业排头兵企业,从而达到扼制整个产业发展的目的。

此外,国内企业急功近利,自主意识缺失,投其所好,主动迎合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地方政府短期行为,追求眼前政绩,投怀送抱地急于把国有企业转让出去,这也在客观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

后 果

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深层影响。制造业是国家的核心产业,装备制造业又是制造业的龙头。失去装备制造业排头兵企业,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国的产业根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严重弱化我国产业竞争力。排头兵企业是产业竞争力的代表,主要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被大量并购,就等于竞争优势转移、竞争资源流失。

造成多重利益流失。首先是战略利益流失,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国家战略利益的主体,关系到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这些企业被并购,直接造成国家战略利益受 损,加大了安全风险。其次是直接的经济利益流失。据有关部门预测;今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预期达到500多亿元;到2010年,预期达到1200多亿 元,经济总量将位居全国前列。并购装备制造业的排头兵企业,就等于直接控制了全行业经济效益的“闸门”。再次是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 资”、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对跨国公司并购我国行业排头兵企业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甚至通过行政手段、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强行推动。

固化了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我国装备制造业虽然规模较大,但是由于缺少核心技术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长期处于低端,如果我们的一批优势企业再不断被并购,那么,我国装备制造业就将长期被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

严重弱化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被跨国公司并购并控股的企业在一定意义上就等于是对“自主” 的否定,几乎所有的外方控股企业都对自主创新采取种种限 制。即便是有个别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其创新成果也毫无例外地尽属控股方。从实际情况看,这种现象日益明显。在合资企业十分集中的江苏省,据省科技厅公布的 一项调研,近几年合资企业技术开发经费远远低于整体平均水平,不足国有企业的1/4。每年推出新产品数量最少,仅为8.14个,同样远远低于26.6个的 整体平均水平。

国家安全的风险加剧。德国的“ZF”公司正在谋求控股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杭齿是我国船舶配套的中高速柴油机、齿轮箱及工程齿轮箱的行业排头兵企业,并承担一定的军工任务。这样的企业如果也被外商整体控股,其对军品生产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积极应对

确立明晰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于战略性产业和重要企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涉及到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的并购重组,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

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要努力扩大开放,一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和重组改革,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又要在开放中保持自主和理性, 要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在对外合作中保持自主、发展自我。不能再搞那种“一相情愿”式的招商引资,更不能以牺牲自主去换取合作。

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既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外资并购投资的环境,努力使并购投资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也要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规范其发展。同时,要推进企业依法改革、规范改制。

创建多部门联合并购审查机制。重大并购重组活动,要经过专项评估和论证。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在实施并购重组过程中,必须通过专项审议。

借鉴国外经验,立法规范外资并购活动。美国是全球第一个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的国家,美国的并购法规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法规组成:一是国会规制并购行为的法 律,二是政府规制并购的行为准则。在德国,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 当收购德国公司25%或 5 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 产生或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在加拿大,任何超过2亿美元的并购协议都必须经过加拿大政府批准方可生效。韩国在年内出台了有助于国内企业 抵御外资恶意收购的新规则。我国目前却没有单独制定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对于外商并购投资的监管还缺少足够的法律依据。

(《环球视野》刊摘)

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中国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中国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凤凰周刊 高梁 2006-03-02 13:59:46

文/ 特约撰稿员 高梁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综合国力的基础。一国装备工业的发达程度,是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标志。


目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有一个不良倾向:各地把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跨国公司乘机加紧并购地方的行业排头兵企业。它们凭借“500强”的位势和公关能力,廉价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力图控制企业经营权,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中国市场、压制中国技术进步的目的。


如果听任国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工业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被外资控制,国家将失去对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中国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将被侵蚀殆尽,中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方针将失去前提。


跨国公司加紧并购中国骨干企业


中国装备工业共有186个门类,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5.5万家,从业人员1500万人。2004年实现工业产值5.1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值1.4万亿元,利润2650亿元。


多年来,国家在各主要工业行业都培养了若干重点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不在“大企业”之列,但它们代表了中国制造业的前沿水平,是国家工业和科技自主发展、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体制改革中,原部属装备制造业的骨干企业多数下放到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大量依靠进口装备。中国投资占GDP的 40%以上,其中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2/3以上。也就是说,进口装备约占GDP的10%。中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 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大量进口装备养肥了跨国公司的同时,削弱了本国的装备工业。


中国装备工业的核心企业多数是地方国有企业,因多年受到进口装备冲击,国家支持不足,缺乏研发资金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目前,跨国公司打着“帮助国企改革”的旗号,觊觎中国机械行业排头兵企业,实施并购计划。在机械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事件,且有蔓延之势。《中国工业报》最近报道的若干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


目前,到底有多少装备制造业的行业龙头企业已被跨国公司并购、多少行业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还没有全面统计。但很明显,这一现象正在持续发生且愈演愈烈。许多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多年,形成了很强的公关能力。地方政府和企业一般为了“维护投资环境大局”,忍气吞声,任由洋人恣意妄为。由于地方政府主要考虑本地的GDP、税收、社会稳定、招商引资等问题,不太关心骨干企业对全局的战略意义,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权益,对外商的种种苛刻要求步步退让。“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处于危险的临界点。在合资问题上,政府没有明确的相关政策法规,舆论导向不清晰,行业协会缺少有效的管理手段,地方政府对重点骨干国有企业往往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这对国家关键行业的发展极为有害。”(王声堂,中国齿轮专业协会秘书长)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趋势和并购手段


外商对华投资中,制造业一直是主要领域。2002年新设立的外资企业,74.4%在制造领域。“近年来约70%的外资并购为战略性产业并购,即全球布点性质的长期投资,这类并购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方失去对行业龙头企业的控制权,而导致外资企业将对整个行业实现垄断。”(沈学军,光大证券)


外商投资的领域,正在从轻纺工业向中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渗透,从组装加工向整机、研发等上游延伸,从单个产品向行业的系统产品延伸。投入规模动辄几千万、上亿美元。


外商独资趋势增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共4.1万家,其中外商独资占65.6%,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约4.3万家,独资占70%。外商独资更容易形成行业垄断,压制民族产业的发展,这在中国缺乏竞争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表现尤为明显。


种种迹象表明,跨国投资并购绝不是盲目决策,他们已经辨识出中国装备工业的根基和命脉所在,了解龙头企业及其优良资产的情况。他们选择并购对象是经过精心策划,按计划实施的。


概括地说,跨国公司针对中国骨干企业的并购方针是“控制、吞并、垄断”,具体策略是“合资、拖垮、独资”。可谓洋人主演的国企改革“吐痰论”流氓行径。


一,合资对象:主要选择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


二,政府公关: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然后“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施压,以达到逼企业就范合资的目的。”(西北轴承)


三,霸王条款:跨国公司凭借自身优势,利用中方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行政压力,提出种种不平等条件,如:1.坚持与中国企业的优质资产合资(通常是具有核心技术和最赢利的部分),收编控制中方技术研发部门;2.要求控股、独资;3.压低中方股价;4.不许合资公司使用中方原有品牌,不许生产与外方竞争的产品;5.控制企业关键职位(总经理、财务主管职位),独揽零部件购置及产品销售权;6.外方派驻人员拿高薪;7.大量裁员,逃避下岗员工的补偿和社保费用。其中5、6两项通常成为合资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


四,拖垮蚕食:外方步步进逼,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完全控制,连年制造账面亏损让资产缩水,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拖垮中方意志,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


地方在吸引外资和国企改制中的问题


当前在改革“攻坚战”中,一些地方政府竞相出售国企,而且“只能 将国企产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或跨国公司。” 杭州市政府有官员说,“如果转让给另外的国企,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跨国公司一般是首选,因为跨国公司的财力、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无法解决。现在MBO走不通,民营企业又很少能与杭齿这样的企业相匹配,剩下的只有合资这条道路。”


尽管一些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并不差,但地方政府总把国企看做“包袱”、“冰棍”,最好趁有效益时赶紧出手,免得将来出难题。卖给外资政治风险小,而且你不让步别人让步,于是各地争相出台土政策吸引外资,尤其以引进“500强”并购国企为荣,以此炫耀本地的“投资环境”。


地方有关领导往往亲自主持合资谈判,但他们不很熟悉行业状况,关心“政绩”大于关心国家产业安全。企业常常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只能听命于政府,接受苛刻的合资条件。同时在出卖国企时存在严重低估资产价格的问题。


一是按账面净资产估价。在谈判企业产权定价时,剥离“不良资产” 成了标准程序。但“不良资产”与“精华资产”原本是共生的,前者本是后者成本的一部分。把“精华资产”抽出来单独定价出售,实际上构成资产低估,剩下的 “不良资产”或破产逃债由中央核销,或地方财政补偿。跨国公司不承担“改制成本”,最终丢给全国人民或本企业职工。


二是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不断地呼吁中国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并不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


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出让本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IBM和尤尼科收购案,尽管是私营企业公开竞价出售,但美国政府仍以“威胁国家利益”进行审查,强行阻挠与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经济问题一旦牵涉国家利益,都是政治问题。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世界政治形势正在日益复杂化,中国却敞开大门,贱价出售自己的宝贵家底,毫无安全观念。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重点国有企业被外商并购的严重后果


大量事实说明,跨国公司并购中国国企,决不是帮助国企脱困和转制,相反可能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因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控制中国市场和产业。


对于大连电机合资案,大连市政府和企业各方面反映强烈。“合资让外方钻了空子,油水让给人家,包袱让政府背,企业家和职工白干了几十年,债务逃废,税收流失,留下了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独资企业,这就是结局。”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周鹤良说,“我们往往就是这样轻视自己的力量,盲目迷信外商,以为合资包治百病。结果怎么样?其实外商对中国企业根本没有感情,用一点钱就把中国企业收购了,钱赚够了就走人。即使不走人,也占据了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部分市场,让我们自己的企业在剩下的有限市场里死拼……这样失败的合资,丢了民族品牌,实在得不偿失。”


西北轴承合资案中,中方一没有得到技术,连自己原有的产品都丢了;二没有得到税收,合资企业是亏损,变独资后也收不到多少税;三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因外资裁员背上包袱。德方公司所用的水、电、气和上游产品都得由西轴一直提供下去。西轴顾了“大局”,让出了优势产品和品牌,留下了包袱,自己失去了绝好的发展机会。这个结局对于宁夏来说是一个净损失。


合资使我们失去了培育自主品牌的机会。杭齿并购案中,“外资坚持控股,很明显是要杭齿和前进两大品牌,以及这些品牌占有的中国机械传动产品市场,想以杭齿的市场份额为基础打垮中国所有的本土品牌。同时还会获得杭齿在四五十年积累下来的优良资产、研发力量和大批熟练技工。”(路风)


著名品牌是客观形成的市场防线,意味着多年的技术积累、产品差异性和消费者忠诚。中国饮料行业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轮胎橡胶的多家大企业被外资收购并形成垄断;当年著名的活力28、熊猫洗衣粉、扬子冰箱、红梅音响、北冰洋汽水早已被外资并购消灭。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中国多年艰苦创业形成的制造能力、研发队伍和熟练技工队伍被打散,再难恢复。这将对行业自主创新能力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了政府贯彻产业政策的能力。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国家组织新产品开发的牵头单位(如原大连电机厂是“矽钢片热轧改冷轧技术”的行业攻关集成单位),也是贯彻产业技术进步政策的基础。被外资并购后,行业联合研发就失去了依托。


国家的装备工业是国防实力的基础,一些技术实力雄厚的行业骨干企业还承担军工科研制造任务,一旦被外方并购,军品研制功能只能中止。


中国工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高附加值的部分如果被外资控制,就会形成“外大内空”,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失去了对骨干制造业的控制权,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根基将被侵蚀殆尽。


上述严重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充分的重视,相反还有人以“融入全球化”的错误理由,鼓励这一趋势。


对过度开放问题必须深刻反思


尽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但我们现在对开放问题还缺乏明确和一致的战略思路。


吸引外商投资,办“三资企业”,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合资究竟能不能解决国企改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合资可以利大于弊,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第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资是蜜饯,还是双刃剑?


许多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片面强调全球化的“机遇”,同时有意回避中国加入WTO后国际竞争国内化,本国企业处于绝对劣势的基本现实,对跨国公司在华的竞争、吞并、垄断行动,以及对国家工业核心体系的威胁,既缺乏清醒认识,更缺乏战略上的预案。


特别是巨型跨国公司,极具实力和攻击性,是中国核心工业的可怕对手。现在狼已经进屋了,还在举国欢呼“接轨”、“双赢”。就是“与狼共舞”也得先搞清“主体”:是谁与狼共舞?人与狼对舞还战战兢兢,羊倌如果欢迎狼和羊 “共舞”,就是请狼吃羊。连“产权”都送给狼了,哪来的“双赢”?


一般认为,吸引外资、办合资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补充企业资金不足;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提高竞争强度,激发企业进步;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但是,“总结国内大多数合资公司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基本上是被外资利用,因为合资的合同条款不利于中方,导致外资绝对主导合资企业。合资无法达到引进技术的目的,我们的合资企业多数从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产,即使是从事核心部件生产,也多由外方技术人员占据核心岗位。国家及地方没有得到税收增长的利益,合资公司享受‘两免三减’税收优惠,还以关联结算(高价进口设备零部件、低价出口产品)控制合资公司不赢利或少赢利。”(文宗瑜,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第二,“只要在中国土地上生产、交税、解决就业,就是中国企业”吗?


这里不争道理,只讲事实。据机械制造业估计,业内不成功的合资案起码占30~40%。据分析资料,全国目前48万家合资企业,年亏损额达1200亿元人民币。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中,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


一些案例表明,国企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贱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下岗。国企原来的人员债务等遗留问题丢给地方,对地方经济发展留下长期的损害。


第三,合资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机械制造业专家指出: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西方一贯采取对华封锁遏制的政策。在一般技术领域,中方希望通过办合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但外商为了独霸市场,多采取技术保密措施,不愿意技术合作或转让技术。外商独资化,使这一目标更难实现。目前西方反华势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不论是通过许可证贸易还是通过合资,引进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中国“入世” 后,已基本取消了针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技术转让等限制条件,期望通过合资提高技术,就更不切实际。


国家的科技进步只有立足自主创新,大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才能在开放中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认为中国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 “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他们不明白,中国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但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生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科学技术是支持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但科学没有坦途,没有捷径,必须不畏艰险去攀登崎岖山路。企图在科技领域取巧,是骗人骗己。只顾眼前成本收益,惧怕艰苦学习创新,用懒汉思想和洋奴哲学来指导国家发展战略,就是误国误民。个人安于当打工仔事小,一个国家如果不奋发图强,甘居落后,就是拿国家的主权和命运当儿戏。惧怕陷入“自主创新陷阱”,亦步亦趋,就会永久地陷入“合资引进陷阱”,不仅拿不到先进技术,反而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和意志,成为跨国公司的俎上鱼肉,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位置,国家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四,能把招商引资作为国企产权改革方案的首选吗?


企图通过引进合资“实现国企产权改革”的主张,是鼠目寸光,牺牲全局和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局部利益。一些搞改革的人颠倒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不理解“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一宗旨。改革是要付出代价,但决不能以牺牲国家根本利益作为代价。如果“产权改革”是为了把人民血汗的结晶——国家骨干企业的产权、控制权奉送给洋人,就要考虑这种“改革”的本质是什么了。 “卖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本形式的转换”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企业本应是创新的主体,“主体”都给了洋人,将来靠谁自主创新?靠什么振兴中国装备工业?


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的包袱问题只能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需要的时间可能比我们现在能够意识到的更长。目前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决不能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就轻易抛弃发展的基础和能力。否则包袱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只能转化为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可能动摇国家工业和科技的根本。


国家不能放弃工业管理职能


中央政府管理工业功能的缺失,是当前骨干企业在改制、合资过程中出现种种混乱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装备制造业的主体是机械工业,它的排头兵企业及重点企业,比其他工业行业多得多,也不可能相互代替。国家不可能像管钢铁、石油行业那样,抓住几个大集团,就能控制住全行业。


计划经济时期,工业部负责监督管理工业企业,协调工业经济运行。改革后,各工业部撤销,其行业规划、协调功能由行业协会承担。但在中国,行业协会的能力远未得到发挥。实际上,现在没有专门的权威机构对行业发展、产业安全、技术进步负起领导责任,中央政府对出售企业和工业资产也没有审核机制和明确程序。


一般地说,后进国家发展工业都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中国工业化初期以计划经济体制起步,是符合落后国家发展工业的客观要求的,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


在发达国家,各工业行业占据着产业链和技术的高端,行业内巨型企业居于世界市场的强势和领袖地位,自然具有行业协调的能力。而中国工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的分散的企业正处于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吞并的威胁下,单打独斗。而中国政府恰在此时却放弃了行业管理协调的责任。如果过分强调国内竞争、忽视产业的整合和联合,中国各产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难逃被跨国公司各个击破和吞并的命运。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不能仅仅缩减为“资产管理”,把企业活动变成资产平衡表上的财务数字,而把工业发展所具有的技术和组织内容一笔勾销。工业企业承载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能力和发展潜力,需要国家进行具体的指导和管理,如产业规划、配套、运行协调、技术攻关推广等。在中国企业还没有成长到与发达国家企业具有相当竞争力之前,政府决不应放弃对工业的支持和管理职责。


重要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不是可以随便买卖的商品。装备工业的各排头兵企业多是原部属企业,即使下放地方,经过了国有资产的划拨程序,地方政府仍然不拥有对这些企业的完全财产权。因为当时国家建设这些重点企业,是出于行业发展的考虑,承载着国家几十年积累的优良资产、企业组织能力、研发队伍、熟练技工队伍以及产品品牌,是国家装备工业赖以生存发展的产业平台,具有不可替代的配套职能和技术进步职能。像杭齿、锦西化机、大连电机、威孚这样的企业,一旦合资,就在原产业链中失去一个掌握核心技术的组织平台,造成全局性的影响。


解决目前中国装备工业的种种紧迫问题,首先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切实理解贯彻中央关于“把自主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的方针,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端正对开放政策的认识,纠正在开放和国企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开放、引进是必要的,但必须是在自主基础上的开放引进,从原来弱势地位时期的被动引进,向立足自主、有条件、有选择引进转型。 “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开放”是错误的口号,“再开放也不能裸体上街”。


在引进外资中,要注意不能让中国民族工业伤筋动骨。被动地让出市场不可能“换”来技术,只有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保持学习消化创新的行动能力,才能从开放中让国外优势资源为我所用,得到开放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实现“双赢”。如果失去自主互利原则,失去自立自强精神,把开放当作目的本身,最终将丧失自己的核心利益。国家应当组织专题调研,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出台相应政策法规,立即刹住向跨国公司贱卖国企、无原则追捧外资的歪风,改变目前国有排头兵企业被外资并购的失控状态。

美「中情局」资助港「民主派」

美「中情局」资助港「民主派」
作者: wavelet R , Sep 08,2004,09:59

《英文虎报》日前披露,香港多个政党,均曾参与由美国组织主办的工作坊及资助的
民调,而部分民主派组织例如思汇政策研究所、职工盟、人权监察及新力量网络都
曾接受过美国组织资助,这些组织都是直接或间接获美国政府支持的 NED拨款,陆
续引起传媒广泛跟进。《东周刊》最新一期报道,NED原来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千丝
万缕的关系。


《英文虎报》报道说,NED向近日不断发放滚动式民意的思汇研究所提供金钱援助。
思汇的陆恭蕙向《星岛日报》承认,过去曾接受这两个组织的赞助,包括03年初完
成了一项有关「部长制」的研究,于去年印制了一份有关区议会选举具体资料的小
册子。至于今年,则接受了该组织97万5千元的资助,分别进行两场研讨会及有关功
能团体的研究。

报道又引述陆恭蕙指,该两个组织在香港十分活跃,甚至会主动联络机构提供资助,
如该份小册子,便是NDI组织在有剩额拨款下,主动向其提供额外资助下出台的。至
于研究费用间接由美国政府而来,陆恭蕙称,「NDI是正当团体,但钱从何来,我唔
知亦唔会去问。」她又称非替该资助机构撰写顾问报告,故绝对不会因应资助机构
要求,改变任何研究的内容及结果。

近年经常发表民意调查的港大民意研究中心计划主任钟庭耀,亦向《星岛日报》承
认曾于去年底接受NDI赞助,进行政党发展调查,就跨政党发展进行调查。由于问题
由该中心自行草拟,故他们亦乐于接受赞助,而NDI亦没有定其他条件,但他拒绝透
露受资助的金额。

NED 虽声称为私人非牟利机构,但翻查资料,亦发现NED董事局成员与美国政府的情
报及政治工作有关,当中有前美国官员、亦有国会议员。其中,NED董事局副主席ThomasDonahue任
职的AFL-CIO(美国全国总工会),曾在七九至九五年期间,资助波兰团结工会超过
四千八百万港元,协助他们推翻波兰共产党,该组织的网页资料形容,此行动对结
束苏联在东欧的控制起着重要作用。而今年向李卓人任秘书长的职工会联盟资助八
十万元的ACILS,亦是美国全国总工会的属会。

星岛日报引述报导说,NED另一董事MortonAbramowitz来头更大,他曾在民主党执政
期间,任负责情报研究的助理国务卿,亦是一名资深外交人员,派驻过世界各地,
包括在六○年曾在香港工作。

据《东周刊》报道,他亦是FreedomHouse信托人协会成员,该协会的另一名成员保
罗.沃尔福威茨是分析情报的专家,曾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委任检视美国情报机制,
与中情局(C.I.A.)经常接触。

NED 除了资助香港政治组织外,亦积极向中国的海外民运组织提供资助,该组织亦
资助多个藏独团体。NED的其中一个经费来源,是美国政府新闻处。另外,获NED 拨
款为本地政党发展提供协助的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NDI),原来还获另一美国政府属下的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资助,换言
之,三个参加NDI提供的免费工作坊或资助民调的政党,亦间接受惠于美国政府。

《东周刊》报道说,美国政府除多次高调邀请香港「民主派」访美等活动外,原来
在香港也一直暗中进行一些「搞事」。有传媒较早前报道,80年代美国前总统里根
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成立了五个资助组织,以私人名义赞助海外推动民主活动,其
中由陆恭蕙创立的思汇政策研究所及民主党成员张炳良为主席的新力量网络,曾获
赞助最多近百万元资金。

报道说,该五个组织以「NED」为首,辖下有四个子组织(94年再加入两个主要靠私
人捐款运作的子组织),负责拨出七成资助,其余三成则由NED直接分发给海外机构。
其中, NED辖下的NDI(US National Democr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DI)是负责在港接触「民主派」及团体的重要窗口,但其作风十分低调及神秘,
办事处设在半山干德道一个高尚住宅单位内,大门外也没有任何标明是NDI的办事处。



《东周刊》在报道中透露,自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主流意见认为NED推动民主、
对抗前苏联共产政权的功能已消失,国会曾否决NED的拨款申请,其后参议院大会推
翻决定,NED才得以「死里逃生」,而近年得到政府的拨款更有增无减,原来背后有
中央情报局「撑腰」。


报道指出,NED董事局的不少成员与中情局关系密切,全面控制NED的财政,其中一
名董事Morton的来头不小,曾任负责情报研究的助理国务卿,在民主党执政期间,
更盛传是中情局局长的热门人选。

NED为人掩耳目,近年又将大部分拨款透过Freedom House及AFL-CIO等非政府机构发
放。NED董事局副主席Thomas Donahue 任职的AFL-CIO,曾被揭发操控一批与中情
局有关连的特工,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右翼工会领袖。

《东周刊》又指,更巧合的是,Morton是Freedom House信托人协会的成员,该协会
的另一个成员 保罗 沃尔福维兹 (Paul Wolfowitz)也是分析情报的专家,95年曾被
前总统克林顿委任检视美国整套情报机制,与中情局经常交手。

香港文汇报则报导对,于NED这个「大财主」,多个曾受其资助的香港「民主派」组
织,不约而同地称之为「好人」,但事实上,NED在美国政界的声誉极差,其背景及
活动多年来备受争议。美国著名治家William在其著作中,便讥讽NED是「中情局分
店」,「以往中情局碍于政府机关的身份而要秘密进行的勾当,现在NED可明刀明枪
地去做了」。

美国政治家BarbaraCony亦曾批评,NED有贪污及财政混乱的坏纪录,不单浪费美国
纳税人的金钱,更干预其他国家的选举,有时甚至做一些与美国外交政策背道而驰
的勾当。

不过,NED本身对干预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内部事务毫不掩饰,更引以为「自豪」。在
其网页中,该组织更强调,受他们资助的香港人权监察和职工盟有份组织香港去年
的「七一」游行,更成功「推翻基本法》23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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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安生与美帝极右智库传统基金会

Last November, Mrs. Chan challenged the idea that, as the eyes of the world turned increasingly on China, Hong Kong should emphasize "one country" and forget about "two systems." "I suggest that quite the opposite is true," she said, "Hong Kong can best help itself and help our country by leveraging our differences under the two-systems concept."

Well, this is the kind of statement of principle that makes me so honored by Mrs. Chan's friendship. And wh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s so honored that she has agreed to serve as a member of our Asian Studies Center Advisory Board. We are under no illusion that Mrs. Chan gains stature from being identified with us. On the contrary, Mrs. Chan has given Heritage a profound privilege by letting us be identified with he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by The Hono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CBE, JP
Heritage Lecture #766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hl766.cfm

October 4, 2002 | Download PDF | Send to a Friend
Introduction by Dr, Edwin J. Feulner, Presiden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t is my honor to introduce one of the most persistent and principled defenders of democracy in Asia, and perhaps the most respected figure in Hong Kong's democracy.

The Honorable Anson Chan is so respected, in fact, that when she served as Hong Kong's second-highest official, eve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understood her commitment to Hong Kong's democratic future and--most of the time--treaded lightly around her.

She has been described in both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newspapers in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s "the conscience of Hong Kong," as the "principled and popular head of the territory's civil service," and when she retired last ye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emoaned that "Hong Kong-style liberalism, as represented in the public service by Anson Chan, is now an endangered species."

She was--and remains--Hong Kong's conscience.

Her conscience, alas, has been sorely tested since 1997.

Mrs. Chan quietly but effectively oppos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ask Beijing to overturn Hong Kong's Supreme Court on a right-of-abode case.

She has slapped down Mainland officials who try to mix politic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ith business in Hong Kong.

Although the religious sect Falun Gong had been branded as subversive in Mainland China, just before Mrs. Chan's retirement the sect was allowed to use Hong Kong's city hall for a large gathering--a striking example of freedom in a Chinese-ruled territory.

Beijing-owned newspapers in Hong Kong lashed out at the government for the decision, but it was a source of pride in Hong Kong that Mrs. Chan had insisted that Hong Kong's freedoms were not to be eroded by Beijing's pressure.

As you know, Anson resigned as the SAR's top civil servant and the Senior Official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in April 2001. Shortly before her retirement, the 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s poll on public satisfac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op government leaders gave Mrs. Chan far and away the highest score of 85.

Mrs. Chan's career of service to Hong Kong was a long, distinguished, and influential one. She join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1962 as an Administrative Officer and held senior positions in finance, commerce, industry, social services, and economic policy.

She was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from 1987 through 1993, a post that gave her responsibility for oversee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he now world-renowned Chek Lap Kok port and airport facilities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Hong Kong's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tourism, energy, and food supplies.

She was appointed Chief Secretary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November 1993, the first Chinese and the first woman to hold the position after 150 years of British incumbents. And in 1995, the Chinese government quietly confirmed that Mrs. Chan would continue as Hong Kong's chief secretary through the 1997 handover in order to ensure government continuity and in order to retain public confidence.

Unburdened by the constraints of office since her retirement last year, she has become even more persistent in her advocacy of Hong Kong's separate identity.

Last November, Mrs. Chan challenged the idea that, as the eyes of the world turned increasingly on China, Hong Kong should emphasize "one country" and forget about "two systems." "I suggest that quite the opposite is true," she said, "Hong Kong can best help itself and help our country by leveraging our differences under the two-systems concept."

Well, this is the kind of statement of principle that makes me so honored by Mrs. Chan's friendship. And wh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s so honored that she has agreed to serve as a member of our Asian Studies Center Advisory Board. We are under no illusion that Mrs. Chan gains stature from being identified with us. On the contrary, Mrs. Chan has given Heritage a profound privilege by letting us be identified with her.

It is a distinct honor and pleasure to introduce a leader of such rare achievem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Honorable Mrs. Anson Chan.

--Edwin J. Feulner, Ph.D. is President of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Lecture by the Hono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CBE, JP Former Chief Secretary of Hong Kong

Thank you Ed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for the invitation to meet and talk with you all today about a subject that is dear and close to my heart: Hong Kong. It is a pleasure to visit Washington again after an absence of three years. And, of course, it is an honor to have been invited back to see you some 18 months after my retirement.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I am thoroughly enjoying my new status as a "pensioner."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wake up every morning knowing that I can go about my daily life as "Citizen Anson" after almost 40 years as "Civil Servant Anson." I have been able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 and I have had more time to travel and do some sightseeing in all of those cities I visited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including here in D.C.

One thing that I have come to appreciate since stepping away from pubic office, and an official car, is the wit and insight of our taxi drivers.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y are a tremendous barometer of public opinion. Like their American cousins, they are not backward in coming forward with all manner of suggestions, ideas, criticisms, and comments about w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doing. Sometimes I nod in agreement. Sometimes I'll argue a point. Sometimes I have to gently remind them that I don't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any more. But what always impresses me is their passion for Hong Kong. It is a great comfort that people in our society, just as here in America, have the courage of their convictions, and the confidence and freedom to air those views, whether that be in the front seat of a taxi, or on the front page of a newspaper.

It is also reassuring, and I know I speak for others in Hong Kong, th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continues to show such a keen interest in our little corner of the world, and a genuine desire to look below the veneer of popular reportage for a more realistic assessment of our progress, five years after our historic reunification. I cannot stress enough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remain on the radar screen of our second-largest trading partner.

The fact is Hong Kong matters to America. We have shared values and interests, personal ties and common goals. We are partners in law enforcement,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money laundering, and narcotics and human trafficking. Some 50,000 of your citizens live in Hong Kong and over 1,100 American firms are established there. We are your 13th largest export market. Last year, total U.S. exports to Hong Kong exceeded US$14 billion and you have more than US$29 billion worth of direct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not counting portfolio investment.

I understand that our friends in America, in bo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ectrums, 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Hong Kong as a bastion of freedom in Asia, and as a role model for the benefits of interaction within the global village. Make no mistak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feel the same way too. So this afternoon, I hope that I can provide you with some insight into the more positive developments in the Hong Kong SAR, as well as those areas on which we need to keep an eye as we move forward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SUCCESSFUL TRANSITION

Hong Kong's reunification in 1997 is a source of immense pride for our nation, as it is for many of us in Hong Kong. Speaking personally, it was a great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not only witness the Handover ceremonies, but to also be amongst those who made the smooth transition from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to tha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ur national leaders have scrupulously honored their hands-off approach. Not only that, they have been extremely supportive in helping Hong Kong address some of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at have demanded so much of our energy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It is easy to overlook just how successful that transition has been, although I would not try to conceal the fact that we have had to deal with some very difficult issues. We will most likely face some tough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too. Bu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working, and we do enjoy the promised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to run our own affairs.

Hong Kong's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after more than 155 years of separation was, in my view,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geo-political events of the last century. Never before has an entire economy and community of almost 7 million people made such a dramatic yet almost seamless change. So by any measure,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All of the key institutions that underpin our development as a free and pluralistic society have remained in place. You've heard me mention them often enough, but they warrant repeating. It is important for our international friends, as well as people in Hong Kong, to know and understand that we remain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e pillars of our society that set us apart from other parts of our country,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 rule of law upheld by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business;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capital and goods; and a clean administration are as fundamental to ou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s they have been in the past five, 10 or 50 year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Hong Kong has continued to make meaningful contributions in such fora a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and APEC. We have sent our teams to the Olympics and the Asian Games and a host of other international meetings. We continue to sign agreements with other governments in a wide range of areas such as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air services, and immigration co-operation. As a city and community that thrives on interaction with the global market, we take our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extremely seriously.

You will find no better example than our unswerving support of the global efforts to eradicate the scourge of terrorism. During Hong Kong's presidency of th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in 2001-2002, we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expanding the remit of the organization to target terrorist financing. We acted quickly and readily to implement U.N. resolutions that make it much harder for terrorists to fund their activities. Our Police Force has always maintained close links with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FBI and the U.S. Secret Service. But that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has been stepped up in tandem with our own increased vigilance against the threat of terrorist activity.

Just last week, Hong Kong and U.S. Customs Service signed a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the U.S.'s 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 As the busiest container port in the world, it was inevitable that Hong Kong would be asked to play a role in this important undertaking. And as a major trading economy, we not only have a vested interest, but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enhance the security of the global maritime trading system. We do so willingly and gladly.

As many of you know, people of all colors, races, and creed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are welcome in Hong Kong to live and work amongst us. We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prosper in peace as partners, friends, and equals. Hong Kong's unflinching commitment to live in a free, open, and pluralistic society is the best answer to the scourge of terrorism. And it also serves as our ongoing memorial to those who so senselessly died on September 11 last year.

This commitment to freedom is part and parcel of what makes Hong Kong such a vibrant and cosmopolitan community, and why we remain a home away from home for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expatiates, including 50,000 from the U.S. We are acutely aware that economic freedom is not a stand-alone determined by tax rates, tariffs, and trade access. I know that you know it is much more than that.

It's about having the freedom to read what you like whether it be a newspaper, a magazine, or on the Internet; it's about speaking your mind, whether it makes sense or not; it's about having the freedom to come and go as you please; it's about settling your differences in court with a tried and trusted legal system; it's about going to the mosque on Friday, the synagogue on Saturday, or the church on Sunday without fear of attack or reprisal. It's about being able to walk home at night without being mugged. It's about many things.

So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who live in Hong Kong, that some of these issues are often debated quite vigorously in our rumbustious and unfettered media, particularly if it is felt that these freedoms may be compromised or curtailed. Seen from afar, these lively exchanges might sometimes be regarded as evidence that our systems are under considerable stress. But, in my view, this type of frank and open debate is the glue that binds our society together. Heaven help us if the Fourth Estate becomes less forthright.
LITMUS TEST FOR FREEDOM

I expect you will read and hear plenty of impassioned views from Hong Kong over the next three months as our community sets about debating what many regard as a litmus test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and that is Article 23 of our Basic Law. This states that Hong Kong shall enact laws, on its own, to prohibit any act of treasons, secession, sedition, and subversion again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aws are also required on the theft of state secrets and to prohibit political activities by foreig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This matter goes to the very heart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How do you reconcil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s of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any country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ese are national laws. But because of Hong Kong's special status, the Basic Law empowers our legislature to enact our own laws on these sensitive issues. That in itself is a vote of trust in Hong Kong.

Five years after Reunificat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as taken root, and we have seen a blossoming of contact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As we enter the second five-year term of the Chief Executive, now seems as good a time as any to tackle this issue. I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in our community who argue that new legislation is unnecessary. But in view of our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we should in my view get on with it and remove any niggling doubts about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s once and for all.

At first glance, the government appears to have taken care to develop proposals that seem generally balanced and reasonabl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have been assessed and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 is a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whatever we do must dovetail with the commit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that apply to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has heeded the advic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to, wherever possible, draw on existing laws when formulating the legislation needed to implement Article 23. Few new laws will be required. And to protect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which are guaranteed in the Basic Law, in particula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at is so important in Hong Kong, very tight definitions of offenses have been formulated. In short, there must be a use of force, or a threat of force or violence, or acts of a grave criminal nature for many of the offenses to take place.

Nevertheless, there will be a number of proposals that will cause disquiet. I am sure our community will make full use of the three-month consultation period to express their concerns. But in looking ahead, and in trying to assess whether the proposals are balanced and fair, there are two points worth bearing in mind. One, our own legislature will debate this matter 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They will no doubt be well aware of their constituents' views, as well as the keen ey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be keeping on Hong Kong as consultations progress. Two, the laws that are eventually passed will be interpreted by our own courts, which draw on a long history of common law experience. They have shown themselves to be fully cognizant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benchmarks by which Hong Kong is judged, and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the finest tradition of an 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 judiciary.

Article 23 legislation is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ensitive legislation we have had to face since reunification. Its impact on our freedoms and our life style is far reaching. We should encourage the widest possible debate. But to achieve the best results, I think that this debate needs to be conducted with an open mind and in a calm, rational manner, free of emotion and rhetoric. The government has assured the public that it will consider carefully all views expressed. But as we all know,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We would find it very reassuring if the government was to agree to publish a "white bill," that is the draft legislation itself, for further consultation before it goes to our legislature.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get the legislation right rather than to rush to meet a deadline.

Article 23 is one of two "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 Basic Law that needs to be dealt with. The other is ou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Since 1997 we have been moving ahead within the Basic Law's prescribed ten-year framework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e have held two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and a district council poll, all of which were hotly contested by candidates from all political persuasions. Since July 1 this year, a new ministerial-style system of politically appointed officials has been introduced to make the government more open and accountable. The next district council polls will be held in 2003. This will be followed by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in 2004, when the six seats from a grand electoral college will be replaced by directly elected members of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t this point, half of our legislature will be directly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with the other half elect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representing key economic and social groupings in Hong Kong. And after 2007 it is up to Hong Kong people to decide the best way forward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I know that our friends here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sometimes find it hard to understand our electoral arrangements in Hong Kong, or why such an open and free-wheeling society is not yet a fully paid up member of the democracy club. Certainly, there are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believe that we should have a popularly elected Chief Executive and legislature, and that we should have it now. Equally, there are others who believe we should move more slowly. Clearly it is important to forge a consensus in the community on the pace of democracy. All this will take time. So the sooner we can begin this process the better. Hong Kong is not quite like any other place. We have a unique geopolitical context and a unique relationship with our sovereign. What we need is to construct a home-grown system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from the building blocks that we inherited on July 1, 1997. In particular, we need to encourag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sponsible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eater public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particularly amongst the better educated. And until we reach our ultimate goal of universal suffrage, the government must go the extra mile in exercising its authority in the most transparent and accountable manner possible and in encouraging m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ivil Servic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crucial role to play in the good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Of course, the Civil Service must change in keeping with the times. But what must not change is its commitment to certain core values. By that I mean integrity, political neutrality, intellectual honesty and rigor, fair play, and the courage to speak "truth unto power."
ECONOMIC CHALLENG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is also being brought into sharper focus by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uestion facing us in Hong Kong is how a relatively small and congested community of 7 million can maintain its relevance and market niche in the face of such huge developments.

I believe the answer lies in making the most of our differences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enhance our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and an Asian hub, as well as a window on the world for China. In other words by leveraging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our economic and legal systems as enshrined in the Basic Law. I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in the Mainland who believe they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Hong Kong--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nd standards, in law enforcement, in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in the rule of law.

There is now a flurry of activity in Hong Kong to cope with the rapid opening up of a Mainland market now more closely aligned to the world's rules-based trading system. Efforts are being concentrated on two broad fronts.

On one front, we are enhancing competitiveness by adding value in key economic drivers such as financial services,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tourism, and producer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We have always excelled in these areas but now we must further hone these skills and attractions to more closely gel with the needs of the Mainland mark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that it is also looking for a foothold there.

On the second front we are boosting the economic synergy with our prosperous hinterl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by working to smooth the flows of people, goods, cargo, and services across our land and sea boundaries. The PRD,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Macau, is the fastest growing and most affluent region in China with a population approaching 50 million and a GDP of US$258 billion that puts it amongst the world's top 20 economies. It has specific advantages and great potential as a consumer market, a trading hub, a manufacturing base, a services market, and as a destination for investment.

More resources will be devoted to hastening the flow of people and goods through such initiatives as co-located Customs and Immigration checkpoints, the development of an electronic cargo clearing system, and the opening up of new road and rail rout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RD. There are plans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in th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 sectors to provide more integrated services between major port and industrial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o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container port. All these initiatives will enhance the export efficiency of the PRD region and Hong Kong's ability to serve that extra trade. In moving forward with these plans, we must be mindful of the need to protect ou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dvantages, in particular our own stringent Customs and Immigration regimes.
SETTING THE TONE FOR THE FUTURE

Ladies and gentlemen, what has transpired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what will transpire five years hence, and 40 more after that, will ultimately determine wheth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judged a success. We in Hong Kong must understand that what we do now sets the tone for the future. No society anywhere can take its freedoms for granted. It is a truism that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 We must continue to guard the rights, freedoms, and advantages that we have been promised and enjoy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And we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speak up if we see any attempt to dilute these freedoms. We will not serve the best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nor those of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f we allow them to be gradually chipped away for the sake of expedience, or a short-sighted solution to a far-reaching problem.

And in plotting our course, we should stick to the basics--that i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Basic Law, and the basic fundamentals on which our success as an economy and a society have been built. This is especially vital now, at a time when Hong Kong is facing such great change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pheres. When you enter uncharted territory or choppy waters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to do is throw away your compass.

I think we have much to be proud of in Hong Kong. We have, by any standards, some of the best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on the world. And we're building more. Our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our legal systems, clean government, a level playing field--enjoys the trust and resp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ur economic policies, low taxes, and free-market philosophy have provided locals and expatriates with the freedom to "have a go" and pursue their dreams--and they get to keep most of the money they make from doing it as well.

Admittedly, we are going through a difficult patch at the moment with the continuing restructuring of our economy and the associated cost adjustments. These have painful consequences but we have to face up to them. There are no quick fixes. As in the past, we should recognize change for what it is--it is 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e have pulled ourselves up by the bootstraps and faced down serious challenges in every decade since, to create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and prosperous cities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We can do so again. Our legendary "can do" spirit may be a little under the weather at present but it has certainly not died. I am confident we will emerge from our present difficulties stronger and better able to benefit from Mainland China's steady growth. We will also be ready to exploit the opportunities that will follow from a rebound in the world economy. Our medium to long-term prospects remain good. So for those who are ready to write off Hong Kong, let me recall the words of the New York Times: "No one [I repeat, no one] has ever made any money betting against Hong Kong"!

--The Hono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CBE, JP is former Chief Secretary of Hong Kong.
Questions

Question: For those of us who love Taiwan, what lessons can we learn from Hong Kong's experience that might be relevant to a future reunification of PRC in Taiwan?

Mrs. Chan: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ncept was designed not just with Hong Kong in mind, but more particularly with Taiwan in mind. And as Chinese, of course, we all hope that one of these days, Taiwan will be reunited with China. I think China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it hopes to do so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nd through discussion. And we must all hope, as I'm sure you hope here, that that will be the way.

Question: One, would you comment on the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ompetition with Shanghai? How do you see the relative strengths of Hong Kong and Shanghai as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RC? Secondly, with regard to Taiwan, when the day comes when they do have direct travel arrangements across the strait, how would you see that affecting Hong Kong?

Mrs. Chan: I think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growth of Shanghai just as one can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goals and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The two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In other words, the rise of Shanghai need not spell the demise of Hong Kong.

And indeed, in a vast country like China, Deng Xiaoping once said, China requires many Hong Kongs and many Shanghais. It is true that Shanghai is coming up very fast and therefore Hong Kong needs to be particularly on its toes. We've always known in Hong Kong that we have to run just to keep still.

But I think that there is still a wide gap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not so much in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but in what I describe as the "software"--the rule of law; the predictability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pen, transparent government; a critical mass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the ability of firms to take their disputes to court and the certainty that disputes will be judged and resolved fairly in the courts. These are very important attributes of Hong Kong.

I would also add that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for business people. And finally, we have a freely convertible currency whereas, at the moment, the Chinese currency is not freely convertible. So I do think we have strengths upon which we should build.

But I repeat again, I think that Shanghai and Hong Kong can play very useful, complementary roles. We have, after all, very different hinterlands. And over the course of time, it would be expected that Shanghai would perhaps be very important in the whol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but Hong Kong would continue to play a very pivotal rol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region.

And the other part of your question was about Taiwan. Of course, one of these days, we expect that links, whether it is in shipping or in aviation or in trade will be established directly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But this need not mean that Hong Kong will no longer play a role. I think that while some of the indirect trade and investment will obviously go directly from Taiwan to other parts of the Mainland, nevertheless,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slice of the cake. In absolute terms, our role may be smaller, but in relative terms I think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fair share of the cake. That is provided we ensure that we remain competitive and build on our strengths.

Question: Two points. Martin Lee who led the movement on democracy before 1997 and who also insist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law--we have not heard much from him. Would you please comment about his activities, particularly on Article 23? And could you also say something about Falun Gong. We do not know much about what they are doing in Hong Kong or here. All I know is every time I drive by the Chinese Embassy I see a group of people standing there like statues.

Are they fre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what are they all about? What is Hong Kong's attitude, and what is China's reaction to that?

Mrs. Chan: Martin is alive and well and, indeed, I think he continues to speak up. Very recently he's been in quite a number of newspapers commenting on Article 23. I think that it is right and I understand the concerns that Martin and others have expressed on Article 23. But as I said in my presentation, we do need cool heads to look at this issue and we must keep our eye on our ultimate objective.

What is our ultimate objective? Our ultimate objective is a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is clear and unambiguous, that is tightly drawn and includes sufficient safeguards to ensure that all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guaranteed in the basic law are indeed protected. So that is our ultimate objective.

I don't think that at this stage it is particularly helpful to attempt to second guess the motives of either the SAR government 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deed, I would say that from what I've seen of the consulted documents, so far, I think we should give credit to the SAR government for making a conscientious effort to try and seek the right balance. But of course, we've only just started this consultation exercise. The SAR government has made it quite plain that this is a genuine consultation, that they invite views, they're very willing to sit down and talk with anybody who has views, and so hopeful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will end up with a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everybody can live with.

The Falun Gong is, as you know, outlawed on the Mainland but not so in Hong Kong. They continue to be a legally recognized organization and their activities will be allowed for as long as they keep within the law. The group in Hong Kong is actually not very large, but they can go about their activities quite legitimately. I was recently in Vancouver and I saw that some of the Falun Gong members seemed to be permanently stationed outside the Chinese Embassy in Vancouver. But in Hong Kong they can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quite clearly, and they can apply for government premises and government premises, for example, are allocated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So I don't detect that there's any attempt to interfere with their freedom to go about their activities provided they keep within the law.

Question: You mentioned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in Hong Kong in recent months. What's your view about a recipe for changing the taxation system?

Mrs. Chan: We're actually required by our constitution to maintain a low tax regime. That doesn't of course mean that the current rates for personal tax and profit tax are immutabl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he is very serious about balancing the budget and in that context, I think we're all waiting to see what his next budget will produce, whether he will feel the need to adjust the rates of tax. But we come back to the provision in the Basic Law which is, we are required to maintain a low and simple tax regime.

Dr. Feulner: Thank you very much, Madame Chief Secretary. One of the points you made is that "economic freedom is not a stand-alone." My colleagues and I, as you well know, are very proud of the fact that we have launched the last eight editions of our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which we publish jointly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 Hong Kong because Hong Kong has in fact been number one in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161 countries we rank. So I caution all of your successors in government to pay attention to your quote, when you said, "When you enter choppy waters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to do is throw away your compass." We view our Index as being one of those comp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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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智库布鲁斯金研究所:

[2004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对美国对香港政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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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POLICY STUDIES
Wednesday, September 15, 2004

[The 2004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http://www.brookings.edu/fp/cnaps/events/200409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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